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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外，還有三次會議，其意義不亞於甚至超過全國代表大會，那便是：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
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總體而言，宏觀而言，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前，中國共產黨還是幼稚的、不成熟的黨。
大致來說，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主要是發生陳獨秀的右傾，此後反了右傾，卻轉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傾。直至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才正確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扭轉過來。
以下用粗線條描述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歷程，權且作為本書的尾聲：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當時黨員五十多人。會議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二大”在上海召開。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當時黨員一百九十五人。會議確定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舉行。出席代表三十餘人，代表黨員四百二十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的問題。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這次會議加快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四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九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黨員九百九十四人。會議總結了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和教訓，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準備。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五大”在武漢召開。這時形勢急轉直下。會上，有三十八位代表發言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仍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任弼時、蔡和森、李立三、蘇兆征、張太雷、李維漢、譚平山、張國燾等二十九人為中央委員。這時黨員已猛增到五萬七千九百餘人，已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個多月後——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改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選出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得以克服，但“左”傾思潮又由此開始抬頭。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處境困難，中國共產黨“六大”不得不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
第八部分：錘鍊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曆程 2
此時黨員減至四萬多人。會議繼續批判了陳獨秀右傾錯誤，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傾錯誤。
由於過分強調黨員的工人成分，會議把向忠發選為總書記(三年後被捕叛變)。向忠發、蘇兆征、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七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中央農委書記，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居領導地位。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會議。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此時登峰造極。
三個月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結束了李立三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
又過了三個多月——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權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推選博古(秦邦憲)主持。
博古、王明繼續“左”傾。
在陳獨秀之後，短短几年間，中國共產黨中央頻繁地撤換領袖，從瞿秋白到向忠發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連換了五人。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領袖。歷史無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崗位上淘汰下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強渡烏江，占領遵義。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上批評了博古的“左”的錯誤，撤銷了博古、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華，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在行軍途中，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負責紅軍軍事指揮。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此後不久，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張聞天主持開幕式，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自此，中國共產黨中央明確了以毛澤東為首。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
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總體而言，宏觀而言，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前，中國共產黨還是幼稚的、不成熟的黨。
大致來說，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主要是發生陳獨秀的右傾，此後反了右傾，卻轉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傾。直至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才正確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扭轉過來。
以下用粗線條描述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歷程，權且作為本書的尾聲：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當時黨員五十多人。會議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二大”在上海召開。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當時黨員一百九十五人。會議確定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舉行。出席代表三十餘人，代表黨員四百二十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的問題。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這次會議加快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四大”在上海召開。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九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黨員九百九十四人。會議總結了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和教訓，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準備。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五大”在武漢召開。這時形勢急轉直下。會上，有三十八位代表發言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仍選出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任弼時、蔡和森、李立三、蘇兆征、張太雷、李維漢、譚平山、張國燾等二十九人為中央委員。這時黨員已猛增到五萬七千九百餘人，已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個多月後——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改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選出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得以克服，但“左”傾思潮又由此開始抬頭。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處境困難，中國共產黨“六大”不得不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
第八部分：錘鍊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曆程 2
此時黨員減至四萬多人。會議繼續批判了陳獨秀右傾錯誤，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傾錯誤。
由於過分強調黨員的工人成分，會議把向忠發選為總書記(三年後被捕叛變)。向忠發、蘇兆征、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七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中央農委書記，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居領導地位。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會議。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此時登峰造極。
三個月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結束了李立三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
又過了三個多月——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權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推選博古(秦邦憲)主持。
博古、王明繼續“左”傾。
在陳獨秀之後，短短几年間，中國共產黨中央頻繁地撤換領袖，從瞿秋白到向忠發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連換了五人。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領袖。歷史無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崗位上淘汰下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強渡烏江，占領遵義。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上批評了博古的“左”的錯誤，撤銷了博古、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華，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在行軍途中，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負責紅軍軍事指揮。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此後不久，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張聞天主持開幕式，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自此，中國共產黨中央明確了以毛澤東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