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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去世之後,他所留下的大量回憶錄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編輯、整理,夫人謝縉雲協助,於一九八三年出版,全書三十二萬字。書前所載他的照片,雙眉緊鎖,據他的女婿說,是在家門口為他拍的。

  第八部分:錘鍊張國燾凍死於加拿大養老院

  在毛澤東病逝之際,從加拿大多倫多的老人病院裡,發出一聲長嘆:“我們都年華消逝!”

  這位老人中風在床,已是風中殘燭,自知剩下的時光不多。他說:“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此人便是張國燾,比毛澤東小四歲。

  張國燾晚景淒涼。一九六八年,他和妻子楊子烈雙雙住進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殘年……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上,二十四歲的北大哲學系學生張國燾非常活躍,當上了大會主席,當上了第一屆組織主任。

  會後,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

  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中國共產黨“二大”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長。

  此後,張國燾極其激烈地反對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戰略。在中國共產黨“三大”會議上,雖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選了——他被擁護馬林戰略的毛澤東所代替。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局秘書,旋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另外,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集團,也受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尖銳批評。

  他意識到再堅持反對意見,對他沒有什麼好處。於是,他也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國民黨“一大”上,他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四個月後——五月二十一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張國燾,落進了北洋軍閥的京師警察廳手中。據當時的《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呈報拘捕張國燾文》《歷史檔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所載:

  “在臘庫十六號杏壇學社內,查獲張國燾同一女子楊子烈奸宿,當場搜出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宣言書,並信函多件。”

  一個星期後——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申報》披露了張國燾受到嚴刑拷打的消息:

  “張等被捕後,即拘於鷂兒胡同偵緝隊中,現據偵緝隊中傳出消息,連日對張等嚴訊,惟並無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偵緝隊已開始拷訊,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聞在張室中搜出之文件等,偵緝隊認為關係重大者頗多,中且有派人赴俄護照一紙,上有加拉罕簽字(引者註:加拉罕為當時蘇俄駐華全權代表),偵緝隊對此追究頗嚴,謂此護照系俄國何人接洽得來,然關於此層尚無結果也。”

  經過嚴刑拷打,張國燾招供了。據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京畿衛戍總司令部咨請轉令嚴拿共產黨李大釗等歸案訊辦文》所載:

  “案據京師警察廳解送拿獲共產黨人張國燾等一案,業將審訊情形函達在案。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黨為名,實行共產主義。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有譚銘〔平〕三〔山〕等輔助進行;北方則李大釗為首領,伊與張昆弟等輔助進行。北方黨員甚多,大半皆系教員學生之類,一時記憶不清。時常商量黨務,男黨員有黃日葵、范體仁、李駿、高靜宇、劉仁靜、方洪傑等,女黨員有陳佩蘭、繆佩英等。查李大釗充膺北京大學教員,風範所關,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提倡共產主義,意圖紊亂國憲,殊屬膽玩不法。除張國燾等先行呈明大總統分別依法判決外,其逸犯李大釗等相應咨行貴部查照,轉令嚴速查拿,務獲歸案訊辦,以維治案,而遏亂萌。”

  由於張國燾供出了李大釗,京師警察廳派出偵緝隊密捕李大釗。李大釗得知風聲,迅即離開北京銅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樂亭老家。當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後,偵緝隊又追往河北樂亭。中國共產黨中央及時安排李大釗前往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並不知道供出李大釗者是張國燾。除了李大釗,京師警察廳根據《張國燾供出在京黨員姓名單》、《張國燾供出各路在黨工人姓名單》,逮捕中國共產黨黨員范體仁等多人。

  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政府垮台,中國共產黨組織趁機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獲救。他對自己獄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國共產黨組織亦未察覺。直至解放後這些當年的審訊檔案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才使張國燾那五個月鐵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張國燾出獄不久,出席中國共產黨“四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工農部主任。

  一九二七年,在中國共產黨“五大”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

  一九二八年六月,張國燾赴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大”,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留駐蘇聯。直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根據地,擔任鄂豫皖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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