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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所率紅軍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所率紅軍第四方面軍會師於四川懋功。毛、周主張北上抗日，張國燾以為“長征是失敗”，主張在川西休戰，因此，雙方產生尖銳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十月，張國燾自立“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自封為主席，並宣稱：
“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引者註：即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張國燾南下不得，西進失敗，不得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率部北上，與毛澤東所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表示：
“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面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造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原載《黨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轉引自于吉楠著：《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鑑於張國燾承認了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仍任命他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節前夕，張國燾去陝西黃陵縣城北橋山，祭掃黃帝陵。那裡是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擔任主祭。祭畢，張國燾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從此一去不復返。
四月十七日，張國燾在武漢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
四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在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在國民黨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冬，張國燾帶全家逃往台北。此時的他，已經“貶值”，“軍統”已經冷落了他。
台北無法落腳，於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冬遷往香港。在那裡辦雜誌，維持生計。
一九六一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看中了他。因為他是唯一一個連續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經歷能成為美國教授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史料，於是約他寫回憶錄。
張國燾寫下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這部回憶錄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楊子烈幾年生活費有了著落。
用光了這筆錢，張國燾的日子越來越拮据。
無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楊子烈遷往加拿大多倫多。不久，進入那裡免費的養老院。
一九七六年，張國燾中風，轉入免費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張國燾在翻身時，毛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時年八十二歲。
第八部分：錘鍊車禍使劉仁靜喪生 1
在張國燾去世之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劉仁靜。
在十五名中國共產黨“一大”出席者之中，劉仁靜最年輕，當時十九歲。倘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車禍，使他在一九八七年喪生，也許他今日還活著。
劉仁靜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無常，也是夠曲折、複雜的。
劉仁靜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擔任翻譯。他自詡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英文版著作，在會上常與李漢俊展開論戰。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劉仁靜回到北京，籌備創辦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驅》創刊號問世，定價為“銅元兩枚”。創刊號上註明：“本刊尚未覓定地址，請讀者諸君向該處代派人訂購可也——北大傳達室代售。”
《先驅》由劉仁靜、鄧中夏兩人負責。後來，《先驅》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獨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四大”。劉仁靜在會上作了發言。就在這次會上，劉仁靜結識了托洛茨基。
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先回國，劉仁靜在蘇俄逗留了幾個月。回國後，在廣州列席了中國共產黨“三大”。
一九二三年，劉仁靜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他在《中國青年》、《嚮導》、《民國日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諧音“競人”(“仁靜”顛倒一下)作筆名。後來，由於他與施存統意見不合，離開了團中央。
一九二六年九月，劉仁靜赴蘇聯，在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他學會了俄語。
也就在這時，蘇聯黨內爆發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
劉仁靜同情並傾向於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六月，劉仁靜回國時，特地用美金買了一張假護照，繞道歐洲回國。
一九三五年十月，張國燾自立“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自封為主席，並宣稱：
“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引者註：即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張國燾南下不得，西進失敗，不得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率部北上，與毛澤東所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表示：
“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面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造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原載《黨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轉引自于吉楠著：《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鑑於張國燾承認了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仍任命他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節前夕，張國燾去陝西黃陵縣城北橋山，祭掃黃帝陵。那裡是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擔任主祭。祭畢，張國燾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從此一去不復返。
四月十七日，張國燾在武漢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
四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在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在國民黨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冬，張國燾帶全家逃往台北。此時的他，已經“貶值”，“軍統”已經冷落了他。
台北無法落腳，於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冬遷往香港。在那裡辦雜誌，維持生計。
一九六一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看中了他。因為他是唯一一個連續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經歷能成為美國教授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史料，於是約他寫回憶錄。
張國燾寫下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這部回憶錄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楊子烈幾年生活費有了著落。
用光了這筆錢，張國燾的日子越來越拮据。
無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楊子烈遷往加拿大多倫多。不久，進入那裡免費的養老院。
一九七六年，張國燾中風，轉入免費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張國燾在翻身時，毛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時年八十二歲。
第八部分：錘鍊車禍使劉仁靜喪生 1
在張國燾去世之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劉仁靜。
在十五名中國共產黨“一大”出席者之中，劉仁靜最年輕，當時十九歲。倘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車禍，使他在一九八七年喪生，也許他今日還活著。
劉仁靜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無常，也是夠曲折、複雜的。
劉仁靜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擔任翻譯。他自詡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英文版著作，在會上常與李漢俊展開論戰。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劉仁靜回到北京，籌備創辦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驅》創刊號問世，定價為“銅元兩枚”。創刊號上註明：“本刊尚未覓定地址，請讀者諸君向該處代派人訂購可也——北大傳達室代售。”
《先驅》由劉仁靜、鄧中夏兩人負責。後來，《先驅》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獨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四大”。劉仁靜在會上作了發言。就在這次會上，劉仁靜結識了托洛茨基。
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先回國，劉仁靜在蘇俄逗留了幾個月。回國後，在廣州列席了中國共產黨“三大”。
一九二三年，劉仁靜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他在《中國青年》、《嚮導》、《民國日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諧音“競人”(“仁靜”顛倒一下)作筆名。後來，由於他與施存統意見不合，離開了團中央。
一九二六年九月，劉仁靜赴蘇聯，在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他學會了俄語。
也就在這時，蘇聯黨內爆發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
劉仁靜同情並傾向於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六月，劉仁靜回國時，特地用美金買了一張假護照，繞道歐洲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