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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包惠僧夫人謝縉雲回憶（筆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訪問了謝縉雲），包惠僧在一九四九年住在澳門柯高馬路八十八號樓上。他在九月上旬，給周恩來發去電報，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鑒：兄等以廿餘年之艱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弟包惠僧叩。”
抵京後，董必武見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時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
據云，那是包惠僧膽小，做了國民黨的官，生怕特務耳目眾多，不敢再與共產黨老朋友來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不過，周恩來在重慶，曾去國民黨政府的內務部，會見部長張厲生。那天，周恩來走出張厲生的辦公室，見到包惠僧，向他表示過歡迎他歸來之意。所以，後來他到了澳門，終於下定了決心給周恩來發去電報。
回到北京，周恩來見到包惠僧，作了長談後說道：“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你對黨要有個交代。”
這樣，周恩來安排包惠僧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
在“革大”，包惠僧開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學習中十分積極。有一回，學生們去種樹，他這個“老學生”也參加了。在勞動中他暈倒，被抬到校醫務室檢查，查出心臟病，醫生勸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說：“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總理交給我的學習任務。”他在學校宿舍里養病、學習，一直堅持到畢業。
筆者見到了包惠僧的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研字第〇〇四二號
學生包惠僧現年五十七歲，系湖北省黃岡縣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二期第四班修業期滿，准予畢業。此證。
校長劉瀾濤
教育長侯維煜
一九五○年十二月
謝縉雲還拿出另兩份證書給筆者看。
其一：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內務部第二十二次會議任命包惠僧為本部參事。謝覺哉部長”
就這樣，包惠僧從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局長，經過思想改造，轉為共產黨政府內務部參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為國務院參事。總理周恩來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成為國務院參事之後，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從“不敢寫”到開始寫回憶文章。他的筆名“棲梧老人”，出現在《新觀察》上。
筆者問謝縉雲，“棲梧”兩字的含義是什麼?她答道：“包先生從澳門回到祖國大陸，覺得新中國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飛來棲息其間的一隻小鳥。這筆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筆者又問及“惠僧”兩字的來歷，謝縉雲說出了鮮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識之後，董必武給他寫信，寫成了‘包惠僧’。後來，他乾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現在流傳於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一九五七年，包惠僧曾在國務院黨外人士鳴放座談會上，說過一些話。反右派之後，他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晚年的主要貢獻，是為後人寫下了近百萬字的回憶錄。他當過記者，又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而且參與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七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動，因此他的回憶錄富有史料價值。尤其是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他和張國燾兩人是留下回憶文字最多的。雖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憶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而且又明顯地迴避了某些問題，但他畢竟還是盡力做好這項工作——這是毛澤東關照中宣部讓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衝擊。國務院參事室人員複雜，各種來歷者都有，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一個拄拐杖的參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掃“四舊”的風聲正緊。在極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封面上題《陳仲甫先生遺墨》，還特地寫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這些信化成了灰燼，再也無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過了那苦難的十年，心臟病不時發作。
一九七一年，大夫發現他的肚臍附近有個瘤，診斷為“腹主動脈瘤”。雖然大夫建議做切除手術，但他和家屬考慮到他年事已高，身體衰弱，未動手術。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八十五歲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後說腰痛，叫家屬到北大醫院去拿了點藥。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時，全國政協開會，發了許多文件。
吃過晚飯後，他看電視。那天播映的是電視劇《伽利略傳》。他覺得很枯燥，看不下去。於是，邀老鄰居三人，在客廳打撲克。打到九點多，他忽然把撲克牌一甩，說腹部不舒服。他朝臥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沒有起來。
他臉色煞白。那是因為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屬一連打了八次電話，大夫終於趕來。做工人呼吸，無效。夜十時四十分，包惠僧離世。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鑒：兄等以廿餘年之艱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弟包惠僧叩。”
抵京後，董必武見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時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
據云，那是包惠僧膽小，做了國民黨的官，生怕特務耳目眾多，不敢再與共產黨老朋友來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不過，周恩來在重慶，曾去國民黨政府的內務部，會見部長張厲生。那天，周恩來走出張厲生的辦公室，見到包惠僧，向他表示過歡迎他歸來之意。所以，後來他到了澳門，終於下定了決心給周恩來發去電報。
回到北京，周恩來見到包惠僧，作了長談後說道：“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你對黨要有個交代。”
這樣，周恩來安排包惠僧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
在“革大”，包惠僧開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學習中十分積極。有一回，學生們去種樹，他這個“老學生”也參加了。在勞動中他暈倒，被抬到校醫務室檢查，查出心臟病，醫生勸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說：“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總理交給我的學習任務。”他在學校宿舍里養病、學習，一直堅持到畢業。
筆者見到了包惠僧的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研字第〇〇四二號
學生包惠僧現年五十七歲，系湖北省黃岡縣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二期第四班修業期滿，准予畢業。此證。
校長劉瀾濤
教育長侯維煜
一九五○年十二月
謝縉雲還拿出另兩份證書給筆者看。
其一：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內務部第二十二次會議任命包惠僧為本部參事。謝覺哉部長”
就這樣，包惠僧從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局長，經過思想改造，轉為共產黨政府內務部參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為國務院參事。總理周恩來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成為國務院參事之後，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從“不敢寫”到開始寫回憶文章。他的筆名“棲梧老人”，出現在《新觀察》上。
筆者問謝縉雲，“棲梧”兩字的含義是什麼?她答道：“包先生從澳門回到祖國大陸，覺得新中國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飛來棲息其間的一隻小鳥。這筆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筆者又問及“惠僧”兩字的來歷，謝縉雲說出了鮮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識之後，董必武給他寫信，寫成了‘包惠僧’。後來，他乾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現在流傳於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一九五七年，包惠僧曾在國務院黨外人士鳴放座談會上，說過一些話。反右派之後，他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晚年的主要貢獻，是為後人寫下了近百萬字的回憶錄。他當過記者，又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而且參與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七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動，因此他的回憶錄富有史料價值。尤其是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他和張國燾兩人是留下回憶文字最多的。雖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憶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而且又明顯地迴避了某些問題，但他畢竟還是盡力做好這項工作——這是毛澤東關照中宣部讓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衝擊。國務院參事室人員複雜，各種來歷者都有，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一個拄拐杖的參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掃“四舊”的風聲正緊。在極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封面上題《陳仲甫先生遺墨》，還特地寫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這些信化成了灰燼，再也無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過了那苦難的十年，心臟病不時發作。
一九七一年，大夫發現他的肚臍附近有個瘤，診斷為“腹主動脈瘤”。雖然大夫建議做切除手術，但他和家屬考慮到他年事已高，身體衰弱，未動手術。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八十五歲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後說腰痛，叫家屬到北大醫院去拿了點藥。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時，全國政協開會，發了許多文件。
吃過晚飯後，他看電視。那天播映的是電視劇《伽利略傳》。他覺得很枯燥，看不下去。於是，邀老鄰居三人，在客廳打撲克。打到九點多，他忽然把撲克牌一甩，說腹部不舒服。他朝臥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沒有起來。
他臉色煞白。那是因為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屬一連打了八次電話，大夫終於趕來。做工人呼吸，無效。夜十時四十分，包惠僧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