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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世之後，他的遺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四卷出版——《陳望道文集》。其中第四卷為譯著及有關翻譯的文章。他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收入了第四卷。
第八部分：錘鍊“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刊載了署名“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這篇文章以當事者親歷的筆調，記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顯然，作者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外國的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們當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新文獻。他們在寫作論文時，引述了這篇文獻，並注意到以“棲梧老人”名義發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賓在他的《對〈有關斯內夫利特戰略的中文資料〉一文的答覆》《中國季刊》第五十六期。中指出：
“讓我們首先來談這個棲梧老人。一九五七年他寫了四篇文章和一本書，從互相參照這些材料的內容來看，作者無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縱教授和W郭兩人都證明了這一點。”
這三位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的分析、判斷，完全正確：“棲梧老人”，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筆名“棲梧老人”發表回憶文章，是因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從澳門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學習以外，甚麼事也不敢做。謝覺哉部長常鼓勵我寫點‘社會觀感’、‘人口問題’之類的文章，其他領導同志也鼓勵我寫有關革命歷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寫。……”
包惠僧，新聞記者出身，寫文章原是看家本領。他如此“不敢寫”，是有著他的重重顧慮……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的最初幾年，他的表現是不錯的。他先是在上海參加編輯《勞動周刊》。自一九二二年起，他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兼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一九二四年，他奉中國共產黨之命加入國民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校長蔣介石共事。
此後，歷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黃博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出任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包惠僧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包惠僧回憶錄》中，是這樣自述脫黨的經過的(寫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我約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後，奉共產黨中央軍委周恩來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並準備接江西省軍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來同志後到，他告訴我：‘不必在江西作長久之打算，要隨軍南征。’派我任《前敵日報》主編。《前敵日報》沒來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義。事有湊巧，我又病了，周恩來同志叫我在南昌暫時潛伏，如趕不上隊伍，即到武昌去找組織。他給我寫了介紹信，我在南昌一個表親家裡住了一個多月，才化裝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鄉黃岡。當時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鄉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沒有找到組織。武漢也呆不下去，即帶著妻子逃到江蘇高郵(妻家)暫行避難。在高郵住了兩個多月，風聲不好，才逃往上海。我會見了李達(他此時已脫黨多年)、施存統、馬哲民等。上海的情況很混亂，我遂和這些人一起走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
自從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包惠僧先是在上海賣文為生，辦《現代中國》雜誌，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藉助於他與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有過共事關係，當上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命包惠僧為軍委秘書，兼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轉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他在陳獨秀臨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時他在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做事。一九四四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一九四七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局長。
一九四八年，蔣介石政府風雨飄搖，從南京撤往廣州，包惠僧申請遣散，帶著家眷到了澳門。
包惠僧面臨著抉擇：去台灣?去北平?還是留在澳門?
他終於下了決心，回到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朋友中去。
第八部分：錘鍊“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2
他給北平打了電報，表明自己的態度。
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
“約一個星期，接到中國共產黨復電，叫我回來。我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註：即董必武)請我吃飯。他對我說：‘你回來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總理請我到中南海吃飯。他同我見面之後，對我還是以老朋友相待，我們作了長談。周總理給我的禮遇和溫暖，我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引者註：即“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簡稱，當時設在北京頤和園附近)政治研究院學習一年，十二月初畢業後即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
第八部分：錘鍊“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刊載了署名“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這篇文章以當事者親歷的筆調，記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顯然，作者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外國的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們當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新文獻。他們在寫作論文時，引述了這篇文獻，並注意到以“棲梧老人”名義發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賓在他的《對〈有關斯內夫利特戰略的中文資料〉一文的答覆》《中國季刊》第五十六期。中指出：
“讓我們首先來談這個棲梧老人。一九五七年他寫了四篇文章和一本書，從互相參照這些材料的內容來看，作者無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縱教授和W郭兩人都證明了這一點。”
這三位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的分析、判斷，完全正確：“棲梧老人”，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筆名“棲梧老人”發表回憶文章，是因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從澳門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學習以外，甚麼事也不敢做。謝覺哉部長常鼓勵我寫點‘社會觀感’、‘人口問題’之類的文章，其他領導同志也鼓勵我寫有關革命歷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寫。……”
包惠僧，新聞記者出身，寫文章原是看家本領。他如此“不敢寫”，是有著他的重重顧慮……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的最初幾年，他的表現是不錯的。他先是在上海參加編輯《勞動周刊》。自一九二二年起，他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兼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一九二四年，他奉中國共產黨之命加入國民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校長蔣介石共事。
此後，歷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黃博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出任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包惠僧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包惠僧回憶錄》中，是這樣自述脫黨的經過的(寫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我約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後，奉共產黨中央軍委周恩來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並準備接江西省軍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來同志後到，他告訴我：‘不必在江西作長久之打算，要隨軍南征。’派我任《前敵日報》主編。《前敵日報》沒來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義。事有湊巧，我又病了，周恩來同志叫我在南昌暫時潛伏，如趕不上隊伍，即到武昌去找組織。他給我寫了介紹信，我在南昌一個表親家裡住了一個多月，才化裝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鄉黃岡。當時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鄉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沒有找到組織。武漢也呆不下去，即帶著妻子逃到江蘇高郵(妻家)暫行避難。在高郵住了兩個多月，風聲不好，才逃往上海。我會見了李達(他此時已脫黨多年)、施存統、馬哲民等。上海的情況很混亂，我遂和這些人一起走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
自從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包惠僧先是在上海賣文為生，辦《現代中國》雜誌，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藉助於他與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有過共事關係，當上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命包惠僧為軍委秘書，兼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轉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他在陳獨秀臨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時他在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做事。一九四四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一九四七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局長。
一九四八年，蔣介石政府風雨飄搖，從南京撤往廣州，包惠僧申請遣散，帶著家眷到了澳門。
包惠僧面臨著抉擇：去台灣?去北平?還是留在澳門?
他終於下了決心，回到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朋友中去。
第八部分：錘鍊“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2
他給北平打了電報，表明自己的態度。
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
“約一個星期，接到中國共產黨復電，叫我回來。我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註：即董必武)請我吃飯。他對我說：‘你回來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總理請我到中南海吃飯。他同我見面之後，對我還是以老朋友相待，我們作了長談。周總理給我的禮遇和溫暖，我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引者註：即“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簡稱，當時設在北京頤和園附近)政治研究院學習一年，十二月初畢業後即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