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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擔任第一任書記(又稱委員長)。
但是，陳望道仍不滿於陳獨秀家長式作風，再度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曾派茅盾勸說當時要求退黨的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三人。
茅盾回憶道：
“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望道、邵力子解釋，請他們不要出黨。結果，邵力子同意，陳望道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然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在黨內更方便。’”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二四○至二四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從此，陳望道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投身於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七年後，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一九三四年九月他在魯迅支持下，創辦進步刊物《太白》。他從事修辭學研究，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了開山之作《修辭學發凡》。
解放後，陳望道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於各種社會活動之中。
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六○年冬起，他擔任修訂《辭海》的總主編。
陳望道畢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他這位老朋友，談起往事，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陳望道的身份、資歷非同一般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要求重新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所能決定的。
中國復旦大學黨委逐級向上請示，最後把報告送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那裡。
毛澤東主席了解陳望道的歷史和為人。他說：“陳望道什麼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麼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這是毛澤東原話的大意。據陳光磊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與筆者談話時，回憶陳望道生前曾告訴他毛澤東的這一段話。）
就這樣，陳望道於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直接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陳望道重新入黨之後，沒有公開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仍以非中國共產黨人士的面目參與社會活動。直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十大”代表出席會議，他的名字出現於代表名單之中，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革”之初，陳望道在復旦大學曾遭到大字報的猛烈攻擊，說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蒙塵，他作為復旦大學校長亦受重炮猛轟。
陳望道的體質頗好。他自幼練過武功，據云，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根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陳光磊是他在解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據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曾叮囑過他：“我睡著時，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來，他睡覺時，總是雙手握拳於胸前，誰拉他一下，他會“條件反射”，那拳頭就會在睡夢中“出擊”!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隻手輕輕一撐，便會一躍站正，然而，一九六八年，有一天參加“抗大清隊學習班”（“抗大清隊學習班”，指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種精神、作風去“清理階級隊伍”），他在復旦大學教學樓前滑倒而起不來，便嘆道：“功散了，體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衝擊，加上夫人蔡葵在一九六四年患腦瘤故世，這兩樁事使陳望道老態驟增，頭髮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國共產黨中央通知上海要保護陳望道，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鬥。他在極度的孤寂之中，仍堅持研究修辭學。他的臥室里堆滿了書。他日坐書城，埋頭學問。兒子陳振新和兒媳朱良玉照料著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樓。樓下便是語言研究室。他的學生們，也細心照看著他。
陳望道年輕時，性格異常急躁，雅號“紅頭火柴”。歷經磨難，他變成了“黑頭火柴”，變得“安全”起來。人們尊稱他為“陳望老”，雅號“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從他“功散了”之後，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兩頭住進醫院。但是，他的頭腦仍很清楚，思維很有條理，仍能清楚地與人談話。
自從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晚病危之後，他變得氣短、氣急，不能言語。經過醫生搶救，呼吸一度恢復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頷首致意。
畢竟已是八十七歲高齡。正常的呼吸維持不了多久，又轉急了。
醫生們全力搶救，給他進行人工呼吸。
搶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時，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但是，陳望道仍不滿於陳獨秀家長式作風，再度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曾派茅盾勸說當時要求退黨的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三人。
茅盾回憶道：
“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望道、邵力子解釋，請他們不要出黨。結果，邵力子同意，陳望道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然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在黨內更方便。’”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二四○至二四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從此，陳望道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投身於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七年後，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一九三四年九月他在魯迅支持下，創辦進步刊物《太白》。他從事修辭學研究，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了開山之作《修辭學發凡》。
解放後，陳望道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於各種社會活動之中。
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六○年冬起，他擔任修訂《辭海》的總主編。
陳望道畢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他這位老朋友，談起往事，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陳望道的身份、資歷非同一般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要求重新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所能決定的。
中國復旦大學黨委逐級向上請示，最後把報告送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那裡。
毛澤東主席了解陳望道的歷史和為人。他說：“陳望道什麼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麼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這是毛澤東原話的大意。據陳光磊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與筆者談話時，回憶陳望道生前曾告訴他毛澤東的這一段話。）
就這樣，陳望道於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直接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陳望道重新入黨之後，沒有公開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仍以非中國共產黨人士的面目參與社會活動。直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十大”代表出席會議，他的名字出現於代表名單之中，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革”之初，陳望道在復旦大學曾遭到大字報的猛烈攻擊，說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蒙塵，他作為復旦大學校長亦受重炮猛轟。
陳望道的體質頗好。他自幼練過武功，據云，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根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陳光磊是他在解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據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曾叮囑過他：“我睡著時，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來，他睡覺時，總是雙手握拳於胸前，誰拉他一下，他會“條件反射”，那拳頭就會在睡夢中“出擊”!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隻手輕輕一撐，便會一躍站正，然而，一九六八年，有一天參加“抗大清隊學習班”（“抗大清隊學習班”，指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種精神、作風去“清理階級隊伍”），他在復旦大學教學樓前滑倒而起不來，便嘆道：“功散了，體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衝擊，加上夫人蔡葵在一九六四年患腦瘤故世，這兩樁事使陳望道老態驟增，頭髮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國共產黨中央通知上海要保護陳望道，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鬥。他在極度的孤寂之中，仍堅持研究修辭學。他的臥室里堆滿了書。他日坐書城，埋頭學問。兒子陳振新和兒媳朱良玉照料著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樓。樓下便是語言研究室。他的學生們，也細心照看著他。
陳望道年輕時，性格異常急躁，雅號“紅頭火柴”。歷經磨難，他變成了“黑頭火柴”，變得“安全”起來。人們尊稱他為“陳望老”，雅號“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從他“功散了”之後，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兩頭住進醫院。但是，他的頭腦仍很清楚，思維很有條理，仍能清楚地與人談話。
自從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晚病危之後，他變得氣短、氣急，不能言語。經過醫生搶救，呼吸一度恢復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頷首致意。
畢竟已是八十七歲高齡。正常的呼吸維持不了多久，又轉急了。
醫生們全力搶救，給他進行人工呼吸。
搶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時，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