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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降清後又反清，反清後再降清，有人認為他是個反覆無常的利益小人，據此斷定施琅的品質惡劣、道德低下。這種評價既脫離了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對人情人性的理性分析，又缺乏對施琅個人性格、思想形成的了解，顯然有失公允。施琅之首次降清，乃是奉鄭芝龍之命，並無太多自己的主觀願望，也無所謂為貪圖個人功利之念，與其品德高尚與否無涉。施琅再次降清，則是因為鄭成功完全斷絕了與施琅和解的可能，殺其父弟已使施琅與鄭成功成為不共戴天之仇敵。為報仇雪恨，他降清也屬人之常情，因而施琅的第二次降清屬於被逼上梁山，與個人品德問題無涉。更何況施琅出身卑微，自幼飽受戰亂之苦，除去建功立業、封侯拜相這些正常追求以外，他最高尚的追求無非就是希望百姓早日結束離亂之苦。倘若認為施琅在明知鄭成功必殺之的情況下，仍須為忠主而不降清，坐待屠戮，那更是不切實際且不人道的看法。而以此認定施琅的品德低下，當然是苛責。
鄭成功自起兵豎旗抗清以來，經大小戰役百餘次。在艱苦的征戰中，鄭成功雖然每每以褒獎來鼓舞鬥志，但其執法嚴峻，“果於誅殺”，常以殺立威。被鄭成功誅殺的部將，單單在《先王實錄》中記有姓名的就多達七十餘員，有的還禍及妻兒並全家。被誅殺者，除了有幾起定為貪污罪外，其他多是戰場上“怕死不前”的，有的的確該殺，但像殺施琅之父弟這樣的冤案、錯案並非絕無僅有。據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記載，鄭成功“用法嚴峻，果於誅殺。府尹楊朝棟以小斗散糧，殺其一家；又殺萬年縣知縣祝敬，家屬發配。”這種輕率的禍及無辜的做法，無疑在鄭成功偉大的一生中留下了瑕疵。殺害施琅之父弟可謂鄭成功一生中最大的錯殺案，盛怒之下不計後果的行為，使鄭成功不但失去了施琅和施顯兩員戰將，還為自己樹了強敵，留下後患。
鄭氏家族依靠海上活動起家，清軍不習海戰，這是鄭軍能夠長期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重要原因。然而，由於鄭成功處置失當，導致施琅這樣一位傑出的海軍將領投入清廷懷抱，使清廷能夠建立一支足以同鄭軍相抗衡的水師，對後來收復鄭氏家族長期據守的台灣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施琅二次降清，可以說既是施琅的悲劇，也是鄭成功的悲劇。但於民族的統一來說，顯然就不能用這一感念來表述了。千秋歷史，功過是非，自有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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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波折重新披掛上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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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滿懷復仇雪恨的強烈願望，枕戈以待，但天意難測，卻受到清廷的無端猜忌，被解職遣返回泉郡。黃梧降清，給施琅帶來了轉機，施琅自此走上清朝的歷史舞台。這期間鄭成功揮師北伐，南京城指日可待，不料卻功虧一簣。清軍尾隨而至，即將展開一場海戰。
施琅降清後，被派駐於同安。他的心中燃燒著復仇的怒火，時刻準備率軍沖向廈門，以雪心頭之恨。然而，施琅並未得到重視，而且由於清廷對鄭軍策略發生了變化，施琅急於報仇雪恨的願望落空了。
此時，一些明末農民起義軍餘部組成的抗清隊伍，在西南部十分活躍。他們與鄭成功遙相呼應，頻頻進攻清軍，並連戰連捷，勢力漸壯。清順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鄭成功重占漳浦，並攻下詔安、平和兩縣。同月，為了增加軍餉，擴充實力，鄭成功接受參軍馮澄世的建議，以晉江縣安平為主要貿易港口，與日本通商，並聯通呂宋、暹羅、交趾等國海上貿易交通線，開始大規模發展海上貿易。次年（1652年）正月，鄭成功攻入海澄，二月又取長泰、平和、詔安等縣。五月，清軍水師進攻廈門，鄭成功令陳輝督水師迎戰，兩軍遇於崇武，清軍戰敗，棄船登岸遁走。
漳州位於福建東南部，東瀕台灣海峽，與廈門隔海相望，從東北到西北與泉州和龍巖相接，西南與廣東的汕頭毗鄰。如今台灣人口中三分之一的祖籍在漳州，是僑、台胞尋根謁祖之地。漳州西北多山，東南瀕海，雨量充沛，四季常青。據考證，早在1萬年以前就有先民在這裡生息，周劃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州治於漳江之畔（今雲霄境內），故名漳州。唐貞元二年（786年）遷至今址。明代曾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從四月開始，鄭軍進攻漳州，清軍總督陳錦赴援，戰於江東橋，陳錦敗退同安，鄭成功遂圍漳州城達六個月之久。漳州城內食盡，人相食，屍體枕藉，軍民死亡數十萬。九月，清都督固山金礪率領浙江、直隸八旗滿兵及漢軍共萬餘騎馳援漳州，兵至泉州駐紮，鄭成功方撤離漳州。順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將固山金礪率師圍攻海澄，鄭成功身當矢石，戰況慘烈，城破百餘丈，積屍填河，清兵大敗而退。六月，永曆帝晉鄭成功為漳國公，又封為延平王。鄭成功修築海澄城，鞏固據點。七月，與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於舟山擊敗清軍。
這一時期，鄭成功為壯大鄭軍戰鬥力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軍對鄭成功屢剿不利，而西南地區的抗清武裝在李定國等人的率領下，又與鄭軍遙相呼應，不斷挫敗清軍，取得了一系列戰役的勝利。鑑於此，為瓦解鄭成功的抗清武裝，以利於徹底撲滅西南、東南兩地的抗清戰火，清政府開始考慮採用剿、撫並用的辦法，改變了對待鄭成功一味進剿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