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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軍主力在困難的山林地條件下攻占了築壘地域的三個中心，即虎頭、綏芬河和東寧，兩天戰鬥中在各別方向前進約七十五公里。紅旗第1 集團軍和第5 集團軍粉碎敵人頑抗，順利向牡丹江進攻。在此擊潰敵軍重兵集團後，紅旗第1 集團軍向哈爾濱挺進，而第5 集團軍則向吉林猛進。第25集團軍粉碎了日軍幾個師，沿汪清方向和沿朝鮮東海岸前進。
第35集團軍的行動是在稍微不同的條件下開始的。這裡，在軍隊轉入進攻前，對敵支撐點先進行了猛烈的炮兵急襲射擊。爾後，集團軍主力強渡烏蘇里江和松阿察河，通過大片沼澤地，粉碎了敵人的抵抗，至日終前到達敵堅固抵抗樞紐部虎頭的後方。經最初六天的進攻，方面軍所屬軍隊突破了所有邊境築壘地域，通過了難於通行的山嶽原始森林地，向滿洲腹地推進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
日軍指揮部希望我軍主力被拖在邊境地帶，一蹶不振，但落空了。敵軍不但未能遲滯蘇軍的進攻，反而被強大的正面和翼側突擊所分割，而在頭幾晝夜戰鬥中就失去了指揮和通信聯絡，改而採取以其後衛、敢死隊和別動隊進行絕望的抵抗。
由於進攻神速，我軍還在關東軍總部沒有能夠利用交通線撤退和在縱深內預有準備的各地區組織防禦，就把敵方所有交通線都切斷了，蘇軍行動之快，出乎日軍指揮部意料之外。但是如果認為日本人一心想退而無意負隅頑抗，那就錯了。恰恰相反，我每天接到報告，都說他們拚死作戰，沒有哪一個築壘要點，哪一個高地不是經過戰鬥才交出的。例如有這麼一件事：在第25集團軍攻打的東寧築壘地域，日本軍官看到進一步抵抗徒勞無益，就命令自己士兵去投降。可是士兵拒不執行命令，反而開槍把軍官們打死了。日軍指揮部在許多守備隊中派去神職人員和當地教師，給士兵講明繼續抵抗毫無意義。但是士兵們多年受的是武士道教育，連神職人員的話也不聽了，繼續頑抗。
日軍主要集團在牡丹江附近作戰。敵人在此處損兵四萬人左右。我得知紅旗第1集團軍的戰士們已突破了牡丹江地區敵人防禦後，即乘車去看，只見開始是一道蜿蜒五公里的最前防禦地帶，是為遲滯我軍前衛而構築的。沒走多遠，我們就到了主要防禦地帶，內有一些鋼筋混凝土永備火力點，我當時還算了一下這一地帶的縱深，計有四公里。繼續走了整整十五公里，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道新的三公里縱深的防禦地帶。再走出十五公里，又發現一道縱深大小相同的防禦地帶。各抵抗樞紐部看樣子異常堅固。我們細看其中一個樞紐部，就算出有十七個炮兵永備火力點，五個炮兵和機槍火力點，五十多個機槍巢，以及大量各種野戰工事。
現在翻閱我的日記本，這個抵抗樞紐部的情景喚起我對五年前一段往事的回憶：曼納林防線又浮現在眼前。不過這已不是那些落上芬蘭白雪的灰暗色的被炸得裸露鋼筋的鋼筋混凝土工事，而是在茂密的綠色灌木林映襯下的黑壓壓一片日軍堅固工事上坡度很緩的梯形頂蓋。
有些築壘地域抵抗很久。我們到了哈爾濱和奉天（今瀋陽）附近，可是在我們的後方，還有個別已被四面合圍的抵抗樞紐部的日本兵進行著毫無指望的混戰。稍後，他們轉而採取破壞行動，分成小股偷越戰線。我發現，凡是近處還有日軍大兵團作戰的地方，別動隊活動就最頻繁。而如果該地區敵軍被肅清，別動隊覺得自己已經孤立，其氣焰就一落千丈。抽象他說，不管人們屬於哪個民族。集體行動對他們總是有益的。當你感覺到有別人支援，自然會使你提起精神，因此日本兵在這裡的行為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日本武士所吹噓的“日出之國”的士兵的所謂“特殊性格”也是白說。我們確信，問題絕不在於民族特點，而在於日本兵被愚弄到了何種地步。審俘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當學問的日本人更能用批判的態度來評價本國統治集團的政策，就不像文化低、落後和深受壓制的人那麼狂熱。我想，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各資本主義國家軍人所共有的某些規律。
在這方面，我要說，日本人退卻時在許多地方最初廣泛地使用了敢死隊，這些隊員是註定去送死的士兵。且看他們是怎樣對付我軍坦克的。在磨刀石車站附近的戰鬥中，我們算出約有二百名敢死隊員，他們身上纏著炸藥包和手榴彈，在密集的高梁地里匍匐前進，一躍而起，撲向我軍坦克下面。當然，這些“活地雷”也夠危險的。不過，我軍對敵人的這種戰術早有準備，很快使這些隊伍停止了行動。在另外場合，敢死隊員先把我軍部隊放過去，隨即從背後射擊。真沒料到，日軍指揮部想用這種辦法使我們遭受損失。更確切地說，他們指望破壞蘇軍的堅韌精神和進攻銳氣。至於日本軍官，他們卻要比我們想像的要清醒得多。比如說，我們幾乎沒有碰見剖腹自殺的事。
方面軍航空兵（空軍上將索科洛夫指揮的空軍第9 集團軍）在幾乎沒有敵方航空兵抵抗的有利條件下遂行了戰鬥任務。這就使我軍全部空軍都能用來保障陸軍行動：無論轟炸機、強擊機還是殲擊機，都直接給步兵和坦克開闢通路，對地面目標實施突擊。軍事運輸航空兵也得到了廣泛運用，從遠距離給軍隊運送油料和彈藥。傘兵的使用是很成功的。其他方面軍也運用了傘兵。
第35集團軍的行動是在稍微不同的條件下開始的。這裡，在軍隊轉入進攻前，對敵支撐點先進行了猛烈的炮兵急襲射擊。爾後，集團軍主力強渡烏蘇里江和松阿察河，通過大片沼澤地，粉碎了敵人的抵抗，至日終前到達敵堅固抵抗樞紐部虎頭的後方。經最初六天的進攻，方面軍所屬軍隊突破了所有邊境築壘地域，通過了難於通行的山嶽原始森林地，向滿洲腹地推進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
日軍指揮部希望我軍主力被拖在邊境地帶，一蹶不振，但落空了。敵軍不但未能遲滯蘇軍的進攻，反而被強大的正面和翼側突擊所分割，而在頭幾晝夜戰鬥中就失去了指揮和通信聯絡，改而採取以其後衛、敢死隊和別動隊進行絕望的抵抗。
由於進攻神速，我軍還在關東軍總部沒有能夠利用交通線撤退和在縱深內預有準備的各地區組織防禦，就把敵方所有交通線都切斷了，蘇軍行動之快，出乎日軍指揮部意料之外。但是如果認為日本人一心想退而無意負隅頑抗，那就錯了。恰恰相反，我每天接到報告，都說他們拚死作戰，沒有哪一個築壘要點，哪一個高地不是經過戰鬥才交出的。例如有這麼一件事：在第25集團軍攻打的東寧築壘地域，日本軍官看到進一步抵抗徒勞無益，就命令自己士兵去投降。可是士兵拒不執行命令，反而開槍把軍官們打死了。日軍指揮部在許多守備隊中派去神職人員和當地教師，給士兵講明繼續抵抗毫無意義。但是士兵們多年受的是武士道教育，連神職人員的話也不聽了，繼續頑抗。
日軍主要集團在牡丹江附近作戰。敵人在此處損兵四萬人左右。我得知紅旗第1集團軍的戰士們已突破了牡丹江地區敵人防禦後，即乘車去看，只見開始是一道蜿蜒五公里的最前防禦地帶，是為遲滯我軍前衛而構築的。沒走多遠，我們就到了主要防禦地帶，內有一些鋼筋混凝土永備火力點，我當時還算了一下這一地帶的縱深，計有四公里。繼續走了整整十五公里，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道新的三公里縱深的防禦地帶。再走出十五公里，又發現一道縱深大小相同的防禦地帶。各抵抗樞紐部看樣子異常堅固。我們細看其中一個樞紐部，就算出有十七個炮兵永備火力點，五個炮兵和機槍火力點，五十多個機槍巢，以及大量各種野戰工事。
現在翻閱我的日記本，這個抵抗樞紐部的情景喚起我對五年前一段往事的回憶：曼納林防線又浮現在眼前。不過這已不是那些落上芬蘭白雪的灰暗色的被炸得裸露鋼筋的鋼筋混凝土工事，而是在茂密的綠色灌木林映襯下的黑壓壓一片日軍堅固工事上坡度很緩的梯形頂蓋。
有些築壘地域抵抗很久。我們到了哈爾濱和奉天（今瀋陽）附近，可是在我們的後方，還有個別已被四面合圍的抵抗樞紐部的日本兵進行著毫無指望的混戰。稍後，他們轉而採取破壞行動，分成小股偷越戰線。我發現，凡是近處還有日軍大兵團作戰的地方，別動隊活動就最頻繁。而如果該地區敵軍被肅清，別動隊覺得自己已經孤立，其氣焰就一落千丈。抽象他說，不管人們屬於哪個民族。集體行動對他們總是有益的。當你感覺到有別人支援，自然會使你提起精神，因此日本兵在這裡的行為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日本武士所吹噓的“日出之國”的士兵的所謂“特殊性格”也是白說。我們確信，問題絕不在於民族特點，而在於日本兵被愚弄到了何種地步。審俘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當學問的日本人更能用批判的態度來評價本國統治集團的政策，就不像文化低、落後和深受壓制的人那麼狂熱。我想，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各資本主義國家軍人所共有的某些規律。
在這方面，我要說，日本人退卻時在許多地方最初廣泛地使用了敢死隊，這些隊員是註定去送死的士兵。且看他們是怎樣對付我軍坦克的。在磨刀石車站附近的戰鬥中，我們算出約有二百名敢死隊員，他們身上纏著炸藥包和手榴彈，在密集的高梁地里匍匐前進，一躍而起，撲向我軍坦克下面。當然，這些“活地雷”也夠危險的。不過，我軍對敵人的這種戰術早有準備，很快使這些隊伍停止了行動。在另外場合，敢死隊員先把我軍部隊放過去，隨即從背後射擊。真沒料到，日軍指揮部想用這種辦法使我們遭受損失。更確切地說，他們指望破壞蘇軍的堅韌精神和進攻銳氣。至於日本軍官，他們卻要比我們想像的要清醒得多。比如說，我們幾乎沒有碰見剖腹自殺的事。
方面軍航空兵（空軍上將索科洛夫指揮的空軍第9 集團軍）在幾乎沒有敵方航空兵抵抗的有利條件下遂行了戰鬥任務。這就使我軍全部空軍都能用來保障陸軍行動：無論轟炸機、強擊機還是殲擊機，都直接給步兵和坦克開闢通路，對地面目標實施突擊。軍事運輸航空兵也得到了廣泛運用，從遠距離給軍隊運送油料和彈藥。傘兵的使用是很成功的。其他方面軍也運用了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