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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合理的條件，他願意充當英、德之間的調解人。就在此時，馮·巴本已開始設法說服土耳其外交部同德國締給一項友好條約。土耳其政府覺得根據1921 年土法協議條款，①它不得不允許在地中海東部各國的法國維希當局為了支持“伊拉克陸軍在5 月份同英國作戰”②而使用土耳其境內巴格達鐵路的那一段運送軍用物資。但與此同時，土耳其政府卻繼續將其與馮·巴本的談判內容通知了英國大使，並抵制了里賓特洛甫的威脅利誘，要他們從擬議的土德條約中將有關他們對英國承擔的現有條約義務部分刪去。里賓特洛甫雖很惱火，但最終只得放棄這一點；土耳其政府向英國大使作了口頭保證（他們不願寫在紙上），他們不會因為同德國於6 月18 日簽訂了友好條約③而允許德軍或軍用物資通過土耳其國土。依據此有效期為十年的條約，兩國保證互相尊重領土完整，避免相互間直接或間接的對抗和以和平方式解決影響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問題。對有利於英土現行條約所做的保留，意味著英土聯盟是置於德土新約之上的。四天後德國進攻蘇聯，使土耳其稍鬆了一口氣；緊接著，近6 月底，當維希法國在抵抗英國一自由法國向地中海東部諸國的進攻中正節節潰敗時，土耳其便拒絕允許維希的增援部隊假道土耳其，而在一次英國飛機炸沉了一艘停泊在土耳其安塔勒亞港內的維希船隻時，土耳其只提出一次正式抗議而已。在戰前，德國就已是土耳其的為軍火工業所必需的鉻和其他鐵礦砂的主要主顧，也是土耳其其他各種原料如皮革、山羊毛、棉花、油脂和菸草等的主要主顧，德國作為交換條件供給土耳其以所需的輕工業和重工業製品。戰爭爆發以後，英、法與土耳其外交部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艱難的談判，結果土耳其原來同德國的大部分貿易都轉移到了英法一邊，從而使英法共同壟斷了土耳其的供出352 口的剩餘鉻。德國和盟國之間爭奪土耳其鉻原料的情況已在前面敘述過了，①但只是很有必要在這裡敘述一下土耳其政府同德國經濟專家克洛迪烏斯於1941 年10 月9 日所簽訂的一項協議，按照該協議規定在1943 年1 月之前不得向德國運交鉻礦，而且屆時交貨還要依以下這些條件辦理，即德國必須首先交清戰前有關軍火供應合約中的短欠部分，並且以後還必須繼續運交，保持與土耳其運交等價鉻的同樣速度。②土耳其還在1941 年10 月同意德國在伊斯肯德倫（亞歷山大勒達）設立副領事館，一個曾經在敘利亞為維希政權活動過的女間諜，就在那裡迅速地展開了她在中東反盟國的活動。①然而，總起來應該說是，儘管德國人能在土耳其保持的情報和宣傳機①見《巴黎和會史》（A HistoryofthePeaceConferenceofParis），H·V·w·坦普利編，共6 卷（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為英國國際事務學會出版，1920—1924 年版），第6 卷，第33—35 頁和第53—54 頁。② 見《概覽，1939—1946 年：戰時中東》，第93 頁。③關於馮·巴本與里賓特洛甫之間就條約談判來往的短箋，見《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 卷（土耳其），第1—9 號；另見馮·巴本：《回憶錄》，第477—479 頁；納奇布爾-休格森：《和平與戰時外交家》，第169—170 頁。① 見上文，原著第30—31 頁，第81—86 頁。關於在1939 年冬一1940 年間馮·巴本就鉻的供應與土耳其談判所遇到困難的報告，見《德國外交文件》，第8 卷，第339 號，第366 號，第39O 號，第512 號，第625 號，第674 號。②參閱瓦爾特·博斯哈德（WalterBosshard）在1941 年10 月29 日《新齊爾克爾日報》（NeueZ(reherZeitung） 上所寫的文章。①阿瑟·默頓（ArthurMerton）在1941 年11 月17 日《每日電訊報》上的文章；利比亞陸軍元帥威爾遜勛
構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時宣傳效果，②但盟國在那兒的相應機構，雖沒有象德國人的那麼眾目昭彰，實際上卻是得到了土耳其當局的庇助而可能比它們的德國對手還略勝一籌。第三節土耳其和德蘇戰爭③ 自從大戰爆發以來，我們就已看出，蘇聯同土耳其由於它們各自同德國和西歐國家簽訂了條約而處於兩個敵對的陣營；雖然它們之間的關係因對德國進入巴爾幹半島共同感到憂慮而多少有所改善，但莫洛托夫一薩拉若盧1939年秋的會談④重又提醒了土耳其對蘇聯凱覦海峽和外高加索的野心的疑慮，而這種疑慮以後一直沒有減輕過。莫洛托夫對土耳其的態度以及不久後蘇聯對芬蘭的入侵都是俄羅斯帝國擴張主義復活的徵兆，而這種擴張主義奧斯曼帝國已領教過達兩個多世紀之久，直到1921年在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各自國內的革命而國力齊被削弱之後，土耳其共和國和蘇聯才共同攜起手來，互相支持，以對付英、法帝國。1941年6月間，德國方面由於它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前不久把土耳其拉到了它這一邊，就它說來，這是一項十分有用的外交上的成353就。但那次，希特勒的廣播講話及其披露的上一年11月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卻證實並加劇了土耳其對蘇聯的猜疑，因此自那以後的戰爭期間，雖然英、美大使居中不斷斡旋，但土耳其對西方盟國一方面的態度同對蘇聯一方面的態度之間還是有明顯的（若不是反覆無常的）不一致。在對俄戰爭初期階段，德國進展之迅速給土耳其的政治家們和一部分高級將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1936 年蒙特勒公約授權賦予土耳其對通過海峽出入黑海的船隻的控制權，很快就引起了摩擦。②儘管德國沒能在冬季來臨之前打垮蘇聯紅軍，儘管德國人在“一月和二月將軍們”手下遭到了損失（更不用說蘇聯的冬季反攻了），但在土耳其人看來，似乎在1942年大部分日子裡，德國還有很大可能在東線贏得一場決定性勝利。因此，在這期間，土耳其的政治家和將軍們鑑於德國可能獲勝，就有興趣謀求德國保證給予在蘇聯的二千餘萬操土耳其語的穆斯林以獨立； 這些人，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亞人（特別是泛土耳其主義的知識分子）③把他們看作是骨肉兄弟。馮·巴本竭盡全力爵：《海外八年，1939—1947 年》（Field Marshal Lord WilsonofLibya：Eight YearsOverseas，1939—1947）， 倫敦，哈欽森，1950 年版，第123 頁。② C·蘇茲貝格：“德國在中東的準備”（C.L.Sulzberger：“Ger- manPrepa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外L· 交》季刊，1942 年7 月，第20 卷，第673—674 頁；塞思·阿瑟尼安：“在中東的戰時宣傳”（SethAr-senian： “WartimePropaganda in the MiddleEast”）， 《中東雜誌》，1948 年10 月，第2 卷，第425—427 頁。③ 關於戰時土蘇關係較詳細的記載，見《概覽，1939—1946 年：戰時中東》，第443—166 頁。④ 見上文，原著第346 頁。①克勞德·奧金萊克爵士將軍（後為陸軍元帥）：《中東的戰鬥，1941 年7 月5 日—1941 年10 月31 日》［General （afterField Marshal）SirClaude Auchinleck：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5July 1941— 31October1941〕，《倫敦公報》增刊，1946 年8 月21 日，第37695 號，第14 段。②根據1936 年蒙特勒公約第4 款與第19 款的規定［ 《文件》（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在土耳其恪守中立的戰爭中，交戰國的商船雖可以通過海峽，但交戰國的軍艦則禁止通過，除非是根據國聯規章履行義務。可是蒙特勒公約所沿用的1936 年倫敦海軍條約有關軍艦的定義，凡100 噸以下的船隻均不包括在內；由於土耳其檢查員並不總是經常很警覺的，因此軸心國得以不時地把軍艦或輔助艦偽裝成商船溜過海峽，以致引起盟國特別是蘇聯向土耳其政府幾次提出抗議。參閱1946 年8 月8 日蘇聯照會和8 月22 日③ 《概覽，1939—1946 年：戰時中東》，第460—461 頁。
構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時宣傳效果，②但盟國在那兒的相應機構，雖沒有象德國人的那麼眾目昭彰，實際上卻是得到了土耳其當局的庇助而可能比它們的德國對手還略勝一籌。第三節土耳其和德蘇戰爭③ 自從大戰爆發以來，我們就已看出，蘇聯同土耳其由於它們各自同德國和西歐國家簽訂了條約而處於兩個敵對的陣營；雖然它們之間的關係因對德國進入巴爾幹半島共同感到憂慮而多少有所改善，但莫洛托夫一薩拉若盧1939年秋的會談④重又提醒了土耳其對蘇聯凱覦海峽和外高加索的野心的疑慮，而這種疑慮以後一直沒有減輕過。莫洛托夫對土耳其的態度以及不久後蘇聯對芬蘭的入侵都是俄羅斯帝國擴張主義復活的徵兆，而這種擴張主義奧斯曼帝國已領教過達兩個多世紀之久，直到1921年在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各自國內的革命而國力齊被削弱之後，土耳其共和國和蘇聯才共同攜起手來，互相支持，以對付英、法帝國。1941年6月間，德國方面由於它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前不久把土耳其拉到了它這一邊，就它說來，這是一項十分有用的外交上的成353就。但那次，希特勒的廣播講話及其披露的上一年11月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卻證實並加劇了土耳其對蘇聯的猜疑，因此自那以後的戰爭期間，雖然英、美大使居中不斷斡旋，但土耳其對西方盟國一方面的態度同對蘇聯一方面的態度之間還是有明顯的（若不是反覆無常的）不一致。在對俄戰爭初期階段，德國進展之迅速給土耳其的政治家們和一部分高級將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1936 年蒙特勒公約授權賦予土耳其對通過海峽出入黑海的船隻的控制權，很快就引起了摩擦。②儘管德國沒能在冬季來臨之前打垮蘇聯紅軍，儘管德國人在“一月和二月將軍們”手下遭到了損失（更不用說蘇聯的冬季反攻了），但在土耳其人看來，似乎在1942年大部分日子裡，德國還有很大可能在東線贏得一場決定性勝利。因此，在這期間，土耳其的政治家和將軍們鑑於德國可能獲勝，就有興趣謀求德國保證給予在蘇聯的二千餘萬操土耳其語的穆斯林以獨立； 這些人，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亞人（特別是泛土耳其主義的知識分子）③把他們看作是骨肉兄弟。馮·巴本竭盡全力爵：《海外八年，1939—1947 年》（Field Marshal Lord WilsonofLibya：Eight YearsOverseas，1939—1947）， 倫敦，哈欽森，1950 年版，第123 頁。② C·蘇茲貝格：“德國在中東的準備”（C.L.Sulzberger：“Ger- manPrepa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外L· 交》季刊，1942 年7 月，第20 卷，第673—674 頁；塞思·阿瑟尼安：“在中東的戰時宣傳”（SethAr-senian： “WartimePropaganda in the MiddleEast”）， 《中東雜誌》，1948 年10 月，第2 卷，第425—427 頁。③ 關於戰時土蘇關係較詳細的記載，見《概覽，1939—1946 年：戰時中東》，第443—166 頁。④ 見上文，原著第346 頁。①克勞德·奧金萊克爵士將軍（後為陸軍元帥）：《中東的戰鬥，1941 年7 月5 日—1941 年10 月31 日》［General （afterField Marshal）SirClaude Auchinleck：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5July 1941— 31October1941〕，《倫敦公報》增刊，1946 年8 月21 日，第37695 號，第14 段。②根據1936 年蒙特勒公約第4 款與第19 款的規定［ 《文件》（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在土耳其恪守中立的戰爭中，交戰國的商船雖可以通過海峽，但交戰國的軍艦則禁止通過，除非是根據國聯規章履行義務。可是蒙特勒公約所沿用的1936 年倫敦海軍條約有關軍艦的定義，凡100 噸以下的船隻均不包括在內；由於土耳其檢查員並不總是經常很警覺的，因此軸心國得以不時地把軍艦或輔助艦偽裝成商船溜過海峽，以致引起盟國特別是蘇聯向土耳其政府幾次提出抗議。參閱1946 年8 月8 日蘇聯照會和8 月22 日③ 《概覽，1939—1946 年：戰時中東》，第460—46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