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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和平，他對於這一點，比對於西班牙到頭來將難免被捲入一場全面戰爭一點尤其更為強調。④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佛朗哥還提醒德國情報機關西班牙沒有作戰準備。⑤國家主義者的外交政策和重整軍備工作，很受害怕共產主義俄國和國內“共產主義”的動亂的影響。如果我們只要記住這一點，即對西班牙政府和許多決非極端國家主義者或軸心國的擁護者的西班牙人來說，這個文明世界的真正敵人是俄國而不是德國，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的態度就不難理解了。一旦這一設想成立的話，西方大國和軸心國之間的這場戰爭看來可能只不過是強權政治的一次災難性轉變，或者充其量不過是一場為俄國人火中取栗而被引入歧途的十字軍運動罷了。這一時期西班牙同英國、法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很不友好的，①除了西班牙對這三個國家中的二個有領土要求之外，還有其他若干原因，諸如：國家主義者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仇恨，他們把西班牙之所以被擠出大國行列的責任歸咎於西方這種自由主義；他們認為無論英國和法國都不情願容忍一個強大的西班牙控制海峽；②他們對不干涉政策以及共和主義者從這三個國家非正式得到的支持，至少是在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的默許下的支持感到不滿；他們害怕西方民主國家目前正力圖顛覆國家主義者的政權；他們希望推翻英美的“經濟帝國主義”；他們同美國爭奪在拉丁美洲的領導權。但是，所有這些敵意並不是針對一方面的，因為在所有這三國中，始終都存在著反國家主義的情緒，而在美國尤其如此，因為它後來在大戰年代裡的政策上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同美國和英國的貿易能為西班牙提供其迫切需要的原材料、糧食和信貸，而且也可能使它不必過分地依賴德國。英國為謀求重新開放貿易所進行的試探在大戰爆發之前一直沒有得到西班牙的響應，①但是，早在1939年5月，西班牙卻已要求美國為它購買棉花給予進出口銀行的信貸。美國政府當時提出了某些條件——保證美國商業界獲得公平的待遇，撤銷扣押美國國家電話公司的資產，釋放在為共和主義部隊服務期間被俘虜的美國公民——雖然這些條件並未能完全得到滿足，美國還是於1939年8月提供了一筆一千三百七十萬美元261 的信貸，為卡塔蘭棉織廠供給一年的棉花。②在電話公司的爭端問題解決之前，美國政府不想簽訂一項貿易協定，但是，他④ 齊亞諾：《歐洲》，第441 頁；英譯本，第291 頁。⑤義大利外交部：《義大利外文文件，第8 集，1935—1939 年》（IDo- cumenti diplomatiei italiani， ottava serie：1935—1939），羅馬，國家圖書局，1952—1953 年版，第12 卷，第648 號。① 譬如，許多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沒有站在共和主義者一邊的英國僑民遭到監禁，被逐出西班牙，要不然就受到迫害〔羅伯特·霍奇森爵士：《西班牙的復甦》（SirRobert Hodgson：SpainResurgent）〕，倫敦，哈欽森，1943 年版，第172—173 頁；彼得森：《帷幕的兩側》，第184 頁，第186—190 頁；坦普爾伍德子爵（塞繆爾·霍爾爵士）；《負有特殊使命的大使》［Viseount Tem-plewood（Sir Samuel Hoare）： AmbassadoronSpecial Misson〕，倫敦，柯林斯，1946 年版，第79—81 頁，第201 頁，第223—225 頁。據說反法情緒在較下層階級最為強烈，而反英情緒則在上層階級最為強烈〔胡安·安東尼奧·安薩爾多：《一個西班牙君主主義者的回憶錄》（JuanAntonio Ansaldo：M émoires d’unmonarchisteespagnol）〕，摩納哥，羅切爾出版社，1953 年版，第109 頁。② 巴爾西亞·特雷列斯：《要點》，第472 頁。① 彼得森：《帷幕的兩側》，第213 頁。② 菲斯：《西班牙史話》，第9—16 頁。
們對於私人貿易並未加以阻止。③ （三）西班牙與軸心國國家主義者之所以必然倒向德國和義大利，是因為他們具有反民主的政體，害怕共和主義者的反攻，以及對西方大國的不滿與要求。此外，西班牙的礦產資源，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經濟和戰略上都處於對軸心國大大有利的地位。但是，這些關係遠遠不如當時在西方通常所想像的那樣密切，而且，這三個大國的利益在許多地方都是互相衝突的。佛朗哥在內戰期間謹慎小心的領導已引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惱怒，同時，西班牙人既害怕德國的經濟滲透，又不能忽視納粹對天主教會的態度。儘管德國人孜孜不倦地拉攏長槍黨黨員，並在某些地方頗有成效，但是長槍黨黨員中的許多人甚至還寧願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作為他們的典範。①建立一個藉以同德國優勢相抗衡的“羅馬—馬德里軸心”的想法，在義大利和西班牙都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儘管這一想法猶如墨索里尼用以約束極權國家的亂七八糟的其他方法那樣，還不外乎是一種幻想，可是，西班牙人並沒有忽視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機會。軸心國彼此間的關係照例是交替使用兩面三刀的欺騙或謹小慎微的改正的手法，根據他們天生的敵對情況和希特勒吹噓的“獨裁者弟兄”而搖擺不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雖則不時進行磋商，但這兩國政府的行動卻遠遠不是步調一致的。當時西班牙政府尚未與德國或義大利締結任何一類的軍事同盟。他們一直在烙守1939 年3 月27 日簽署的反共協定，②並在1936 年11 月28 日與義大利，③1939 年3 月31 日與德國分別締結了秘密條約（與德國的條約代替了1937 年3 月20 日簽訂的議定書）。①這兩項協議都規定了雙方要進行磋商和合作，而且一旦在雙方中任262 何一方捲入戰爭時要保持善意的中立；雙方中任何一方都保證不締結旨在針對另一方的條約。意西協定甚至還規定，那些可能還有這種作用的現有條約應置之不顧，而且，萬一發生戰爭，中立的一方應在供應方面幫助交戰的一方，並允許其使用港口、航空系統和其他運輸工具，同時對條約簽訂國的敵方拒絕提供任何這方面的方便。義大利在1936 年11 月似乎就已考慮到締結這個協定在使自己不受到集體制裁上是划算的。但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或其後不久，義大利要求使用巴利阿里群島上的基地時，卻遭到了拒絕。② ③同上書，第25 頁。國家電話公司是在1940 年解除政府管制的（見下文，原著第269 頁）。戰後西班牙政府買下了美國在該公司的全部股權（海斯：《在西班牙的戰時使命》，第274—276 頁）。① 例如，見佩馬爾廷：《新的是什麼？》，散見各處。② 《概覽， 1938 年》，第1 卷，第355 頁；議定書文本見《德國外交政策文件》，第3 卷，第768 號。③文本見《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第1 卷，第5—7 頁。405＠毯05＠ ① 1937 年的議定書文本和1939 年條約見《德國外交政策文件》，第3 卷，第234 號，第773 號。②海斯：《戰時使命》，第63 頁，根據義大利駐馬德里大使保盧奇·德卡爾博利（Paulucci de calboli）。義大利人的要求可能遲至1939—1940 年間的冬季才提出［何塞·多西納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1939—1946 年》（José M.Doussinague：Espana teníarazón ，1939—46），馬德里，埃斯帕薩-卡爾佩，1949 年版，第19—21 頁〕。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這裡所涉及到的有關西班牙的資料《西班牙做得有道理》一書。這本書是按照西班牙一位高級外交官的觀點對西班牙在內戰期間的對外關系所作的全面論述。多西納格根據西班牙和其他官方材料，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證據，但是，他在證明“西班牙是正確的”方面未免過分肯定，所以在閱讀本書時需抱慎重態度。
們對於私人貿易並未加以阻止。③ （三）西班牙與軸心國國家主義者之所以必然倒向德國和義大利，是因為他們具有反民主的政體，害怕共和主義者的反攻，以及對西方大國的不滿與要求。此外，西班牙的礦產資源，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經濟和戰略上都處於對軸心國大大有利的地位。但是，這些關係遠遠不如當時在西方通常所想像的那樣密切，而且，這三個大國的利益在許多地方都是互相衝突的。佛朗哥在內戰期間謹慎小心的領導已引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惱怒，同時，西班牙人既害怕德國的經濟滲透，又不能忽視納粹對天主教會的態度。儘管德國人孜孜不倦地拉攏長槍黨黨員，並在某些地方頗有成效，但是長槍黨黨員中的許多人甚至還寧願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作為他們的典範。①建立一個藉以同德國優勢相抗衡的“羅馬—馬德里軸心”的想法，在義大利和西班牙都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儘管這一想法猶如墨索里尼用以約束極權國家的亂七八糟的其他方法那樣，還不外乎是一種幻想，可是，西班牙人並沒有忽視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機會。軸心國彼此間的關係照例是交替使用兩面三刀的欺騙或謹小慎微的改正的手法，根據他們天生的敵對情況和希特勒吹噓的“獨裁者弟兄”而搖擺不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雖則不時進行磋商，但這兩國政府的行動卻遠遠不是步調一致的。當時西班牙政府尚未與德國或義大利締結任何一類的軍事同盟。他們一直在烙守1939 年3 月27 日簽署的反共協定，②並在1936 年11 月28 日與義大利，③1939 年3 月31 日與德國分別締結了秘密條約（與德國的條約代替了1937 年3 月20 日簽訂的議定書）。①這兩項協議都規定了雙方要進行磋商和合作，而且一旦在雙方中任262 何一方捲入戰爭時要保持善意的中立；雙方中任何一方都保證不締結旨在針對另一方的條約。意西協定甚至還規定，那些可能還有這種作用的現有條約應置之不顧，而且，萬一發生戰爭，中立的一方應在供應方面幫助交戰的一方，並允許其使用港口、航空系統和其他運輸工具，同時對條約簽訂國的敵方拒絕提供任何這方面的方便。義大利在1936 年11 月似乎就已考慮到締結這個協定在使自己不受到集體制裁上是划算的。但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或其後不久，義大利要求使用巴利阿里群島上的基地時，卻遭到了拒絕。② ③同上書，第25 頁。國家電話公司是在1940 年解除政府管制的（見下文，原著第269 頁）。戰後西班牙政府買下了美國在該公司的全部股權（海斯：《在西班牙的戰時使命》，第274—276 頁）。① 例如，見佩馬爾廷：《新的是什麼？》，散見各處。② 《概覽， 1938 年》，第1 卷，第355 頁；議定書文本見《德國外交政策文件》，第3 卷，第768 號。③文本見《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第1 卷，第5—7 頁。405＠毯05＠ ① 1937 年的議定書文本和1939 年條約見《德國外交政策文件》，第3 卷，第234 號，第773 號。②海斯：《戰時使命》，第63 頁，根據義大利駐馬德里大使保盧奇·德卡爾博利（Paulucci de calboli）。義大利人的要求可能遲至1939—1940 年間的冬季才提出［何塞·多西納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1939—1946 年》（José M.Doussinague：Espana teníarazón ，1939—46），馬德里，埃斯帕薩-卡爾佩，1949 年版，第19—21 頁〕。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這裡所涉及到的有關西班牙的資料《西班牙做得有道理》一書。這本書是按照西班牙一位高級外交官的觀點對西班牙在內戰期間的對外關系所作的全面論述。多西納格根據西班牙和其他官方材料，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證據，但是，他在證明“西班牙是正確的”方面未免過分肯定，所以在閱讀本書時需抱慎重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