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頁
爾說，如果不是出於北愛爾蘭的效忠，英國為了確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應該把愛爾蘭的中立置於度外了。①5 月16 日，德·瓦勒粒以委婉的語氣作了答覆，但他重申了愛爾蘭的中立權利，以及在繼續保持分裂的情況下，愛爾蘭不能奉行任何其他的政策的論點。① 爭取美國積極支持結束分裂局面的機會也已經錯過了。在英國人和美國人的眼裡，愛爾蘭的戰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許他們默認一個政府可以無條件地管轄這整個島，因為在一場他們所投入的戰爭中，這個政府可能再次堅持中立。德·瓦勒拉顯然不準備對一項與英國共同防禦的政策承擔義務，雖然他表示，如果愛爾蘭能夠統一的話，是有可能達致某種安排的。在7 月19 日的一次關於對外事務的辯論中，他說，英國由於它帝國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捲入一場與愛爾蘭無失的戰爭。要制定一項只有當愛爾蘭的利益被明顯涉及時才適用的防禦政策，即使對於一個統一的愛爾蘭來說也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②兩天前，德·瓦勒拉就闡明了愛爾蘭對大英國協的立場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我們對外事務的政策上與大英國協國家聯合一道”。他說，他準備堅持這一政策。③這樣，雖然德·瓦勒拉不願意作任何讓步，但他還是渴望把門半開著。在這兩島上主張英愛合作的支持者們努力證明愛爾蘭的中立，事實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為有利於英國的，這就證明，他們希望在兩國之間保持友好的關係。他們指出，英國已經由於愛爾蘭為其供應糧食和在英國及北愛爾蘭工廠工作的愛爾蘭移民為其提供額外勞動力而受益。這兩項貢獻主要都是出自經濟需要方面的考慮，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同情盟國的證據。不過，成千上萬的愛爾蘭男女確曾站在英國一邊。除了那些在軍隊中服役者外，①在英國故時活動的每一領域中，在英格蘭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許多愛爾蘭的男人和婦女。在愛爾蘭，對盟國的同情表現在許多方面。迫降在愛爾蘭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愛爾蘭人把他們隱藏起來，並幫助他們越境進入北愛爾蘭。對在訓練或非作戰飛行中飛機失事的駕駛員沒有加以拘留，且為他們提供修理飛機的各種便利，只要他們在適當的時間內就起飛的話。傳說有一支愛爾蘭軍的分遣隊曾被派出去用炸藥炸毀一排樹，因為否則這些樹木就會妨礙一架英國飛機在預定時間內起飛。來自英國危險地帶的難民都受到歡迎。遺憾的是，愛爾蘭在戰爭年代裡的孤立地位，給國內外部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愛爾蘭政府始終不渝地堅持了一項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國內又實施了產格的檢查制度，從而使愛爾蘭人民與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絕起來。曾鼓勵愛爾蘭人在經濟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養起一種自信心。愛爾蘭宛如一株經過大力修剪的樹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長的嫩枝只是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枝莖，簇擁著一枝獨立、統一的蓋爾人的愛爾蘭的花朵。在這個凱爾特族人的黃昏圖景中，只能隱隱約約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輪廓。對很多人來說，這種幻夢已顯得比當今世界的嚴酷事實更為真實了。① 《泰晤士報》，1945 年5 月14 日。① 《泰晤士報》，1945 年5 月17 日。② 同上，1945 年7 月20 日。③ 同上，1945 年7 月18 日。①見上文，原著第248 頁注②（即本書第384 頁注①——譯者）。
第四章介於盟國和軸心國間的西班牙凱薩琳·達夫第一節 1939年9月的形勢（一）內戰的後果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已經持續進行了三年的內戰（1936 年7 月至1939 年3 月）。①這場內戰同時又是一場宗教的、階級與階級間的、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間的、地方主義與中央集權間的戰爭，雙方都進行了殘酷的鏖戰。據說，在這三年內，在戰場前線，由於處決和屠殺或是由於饑饉、疾病和空襲，約有一百萬西班牙人喪生。②獲得勝利的國家主義者對於共和主義者始終仇視，共和主義者中有二十五萬人依然被監禁著，大部分人在等待審訊。①幾千名共和主義者已被槍殺，十萬以上的人被放逐，②社會秩序全靠警察國家的方法來維持。許多歹徒和游擊隊依然消遙法外，不參加這兩大派間的政治鬥爭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 年至1939 年的恐怖時代中去。國家主義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險，除非西班牙因捲入一場全面戰爭而陷於混亂，或者建立起來的支持這個政府的不穩定的聯盟趨於瓦解。人們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內部的不和與猜忌，特別是在那些由軍隊、地主、商人、極端的天主教傳統主義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動的君主主義者組成的較守舊的右翼集團，以及那些原來是一種二十世紀“國家社會主義”式運動的長槍黨之間，他們把信仰經濟與社會激迸主義同憎恨馬克思主義與蔑視資產階級民主結合起來。①而長槍黨和教會之間的關係也並非是完全協調的。在內戰期間，長槍黨運動在數量和實力上已迅速增長，它當時在由所有① 見《概覽，1937 年》，第2 卷；《概覽，1938 年》，第1 卷，第3 編，以及《概覽，1939—1946 年：1939 年3 月的世界》，第138—151 頁。②托馬斯·漢密爾頓：《綏靖的產兒，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ThomasJ.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紐約諾夫，1943 年版，第36—37 頁，第43 頁。經官方統計局的許可引用了這一數字，但尚未明了的是，這個數字究竟包括多少被國家主義者以半官方形式謀殺或處決的共和主義者。① 據說，在西班牙監獄中被拘留的或許包括非政治罪犯在內的人數，在1940 年1 月1 日已達二十七萬零七百十九名，19411 年1 月1 日為二十三萬三千名，1944 年1 月1 日七萬四千名。1952 年2 月21 日包括各種囚犯在內的數字為三萬零一百三十人，自1936 年以來，其中有七百九十三人因是“馬克思主義叛亂分子”而被囚禁的，四千五百八十二名是政治犯。“馬克思主義叛亂分子”這一罪名，或許並不包括彼指控犯有非政治性罪行的共和主義者。至1952 年，甚至還有一些共和主義者未經審訊而被監禁著。最初。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在1946 年和1947 年大批釋放囚犯前，實際上一直沒有改善過（反對集中營制度的國際委員會：《關於西班牙監獄制度的白皮書》② 西班牙內戰結束時，約有四十五萬共和主義者逃入法國，甚至在1939 年年底，法國政府還一直在供養著五萬一千四百名平民和七萬一千三百名軍人［ 《國際勞工局年鑑，1939—1940 年》（International Labour of -fice Yearbook.1939—40），第227—228 頁〕。據1940 年2 月一次法國官方的估計，難民總數為十四萬人。原已離開法國的三十萬人中大多數已返回西班牙：二萬至二萬五千名已返回拉丁美洲[尤金·M·庫利徹：《歐洲人口的流離》（EugeneM.Kulischer：The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研究和報導，第15 集（移民），第8 號，蒙特婁，國際勞工局，1943 年版，第44 頁〕。①關於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見艾利森·皮爾斯：《黯淡的西班牙，1937—1943 年》（E.AllisonPeers：Speain inEclipse.1937—1943），倫敦，梅休因，1943 年版，第101 頁以下，第130—132 頁。
第四章介於盟國和軸心國間的西班牙凱薩琳·達夫第一節 1939年9月的形勢（一）內戰的後果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已經持續進行了三年的內戰（1936 年7 月至1939 年3 月）。①這場內戰同時又是一場宗教的、階級與階級間的、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間的、地方主義與中央集權間的戰爭，雙方都進行了殘酷的鏖戰。據說，在這三年內，在戰場前線，由於處決和屠殺或是由於饑饉、疾病和空襲，約有一百萬西班牙人喪生。②獲得勝利的國家主義者對於共和主義者始終仇視，共和主義者中有二十五萬人依然被監禁著，大部分人在等待審訊。①幾千名共和主義者已被槍殺，十萬以上的人被放逐，②社會秩序全靠警察國家的方法來維持。許多歹徒和游擊隊依然消遙法外，不參加這兩大派間的政治鬥爭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 年至1939 年的恐怖時代中去。國家主義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險，除非西班牙因捲入一場全面戰爭而陷於混亂，或者建立起來的支持這個政府的不穩定的聯盟趨於瓦解。人們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內部的不和與猜忌，特別是在那些由軍隊、地主、商人、極端的天主教傳統主義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動的君主主義者組成的較守舊的右翼集團，以及那些原來是一種二十世紀“國家社會主義”式運動的長槍黨之間，他們把信仰經濟與社會激迸主義同憎恨馬克思主義與蔑視資產階級民主結合起來。①而長槍黨和教會之間的關係也並非是完全協調的。在內戰期間，長槍黨運動在數量和實力上已迅速增長，它當時在由所有① 見《概覽，1937 年》，第2 卷；《概覽，1938 年》，第1 卷，第3 編，以及《概覽，1939—1946 年：1939 年3 月的世界》，第138—151 頁。②托馬斯·漢密爾頓：《綏靖的產兒，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ThomasJ.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紐約諾夫，1943 年版，第36—37 頁，第43 頁。經官方統計局的許可引用了這一數字，但尚未明了的是，這個數字究竟包括多少被國家主義者以半官方形式謀殺或處決的共和主義者。① 據說，在西班牙監獄中被拘留的或許包括非政治罪犯在內的人數，在1940 年1 月1 日已達二十七萬零七百十九名，19411 年1 月1 日為二十三萬三千名，1944 年1 月1 日七萬四千名。1952 年2 月21 日包括各種囚犯在內的數字為三萬零一百三十人，自1936 年以來，其中有七百九十三人因是“馬克思主義叛亂分子”而被囚禁的，四千五百八十二名是政治犯。“馬克思主義叛亂分子”這一罪名，或許並不包括彼指控犯有非政治性罪行的共和主義者。至1952 年，甚至還有一些共和主義者未經審訊而被監禁著。最初。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在1946 年和1947 年大批釋放囚犯前，實際上一直沒有改善過（反對集中營制度的國際委員會：《關於西班牙監獄制度的白皮書》② 西班牙內戰結束時，約有四十五萬共和主義者逃入法國，甚至在1939 年年底，法國政府還一直在供養著五萬一千四百名平民和七萬一千三百名軍人［ 《國際勞工局年鑑，1939—1940 年》（International Labour of -fice Yearbook.1939—40），第227—228 頁〕。據1940 年2 月一次法國官方的估計，難民總數為十四萬人。原已離開法國的三十萬人中大多數已返回西班牙：二萬至二萬五千名已返回拉丁美洲[尤金·M·庫利徹：《歐洲人口的流離》（EugeneM.Kulischer：The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研究和報導，第15 集（移民），第8 號，蒙特婁，國際勞工局，1943 年版，第44 頁〕。①關於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見艾利森·皮爾斯：《黯淡的西班牙，1937—1943 年》（E.AllisonPeers：Speain inEclipse.1937—1943），倫敦，梅休因，1943 年版，第101 頁以下，第130—13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