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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特種部隊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熱點地區綁架了不少人,並把其中一些空運到美國設在關塔那摩的監獄,很多人都是沒有受到指控就一關多年。他們被視為敵方戰鬥人員,並且無法接受法律系統的援助。其他一些犯人則被關在阿富汗及其他國家的監獄裡。布萊克2002年在國會作證時談及了反恐戰爭中的“作戰靈活性”。他說:“這是高度機密的領域,我只能說‘9?11’事件前後是截然不同的。在‘9?11’事件之後,我們的手套就摘掉了。”

  第十五章科弗?布萊克手套摘掉了(6)

  布萊克後來在2004年吹噓說:“基地組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領導人被逮捕、拘留或打死,而且美軍還拘留和消滅了3400多名基地組織成員和支持者。”作為這種新的靈活性作戰的一部分,中央情報局對犯人做了秘密轉移—將其空運至人權記錄可疑或極其惡劣的國家,他們有時在那裡受到了心理或身體上的折磨。《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大量使用了自己的“轉移小組,它由負責官員、準軍事人員、分析家和心理學家組成。他們的工作是判斷應如何在某個街道、邊遠山區、機場的某個隱秘角落抓捕某個人”。據《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說,轉移小組的成員執行一個簡單而標準的程序:他們從頭到腳一身黑色,戴黑色面罩,將犯人蒙上雙眼,脫掉其衣服,給其灌腸並服下安眠藥。他們給犯人綁上紙尿布並穿上連體工作服,然後就帶上飛機,有時要飛一個白天。他們的目的地或是中東、中亞某個國家,或是阿富汗的某個拘留設施,或中央情報局自己的某個秘密監獄—在保密文件中稱為“秘密地點”,分布在8個國家(包括幾個東歐國家)。

  中央情報局會把對犯人的審訊題交給“秘密地點”所在的國家。一名參與過這項行動的美國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說:“我們並不折磨俘虜。我們把他們送到其他國家,讓他們去折磨俘虜。”另一名美國官員稱:“如果你不能有時侵犯一下某人的人權,你就可能幹不好你的工作。我不認為我們想促進對侵犯人權零容忍的觀點。那是中央情報局很長時間以來面臨的一個問題。”

  對於在反恐戰爭中使用秘密轉移的方法,科弗?布萊克從一開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個方法是2001年11月開始實行的,當時美國抓住了基地組織卡爾登訓練營負責人伊本?利比。紐約的聯邦調查局特工傑克?克盧南認為,伊本?利比是指認兩名要犯的重要證人,於是要求手下人認真對待他:“要把他的權利告訴他,這可能太老式了,但如果你不告訴他,以後終究會露餡。即使10年之後才會露餡,那也會傷害你以及本局的名譽。”但是中央情報局不這麼看,而且認為可用其他方法從伊本?利比的嘴裡挖出更多的情報。中央情報局阿富汗站站長按照在“9?11”事件後審問犯人可更加自由的思路,要求科弗?布萊克同意把伊本?利比從聯邦調查局接管過來,於是科弗?布萊克去找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內特,而特內特則從白宮獲得了秘密轉移的許可,儘管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米勒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

  與此同時,白宮正安排律師設法為這些超激烈的政策尋找法律理由。它“正式”通知中央情報局說,只要沒有造成“器官衰竭”或“死亡”,其“帶有少量虐待成分”的審訊技術就不會受到起訴。科弗?布萊克在“9?11”事件後很快就拿到了進入白宮的特別通行證,並且他的前同事說,他每次從白宮開會回來都“精神振奮,說話也用傳教士般狂熱的語言”。

  第十五章科弗?布萊克手套摘掉了(7)

  虛假反恐報告

  一年之後,本?拉登依然沒有被抓到,而且還在發表錄像講話,表揚反美抵抗運動,而科弗?布萊克卻突然離開了中央情報局。有些人說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把他解僱了,因為他為《華盛頓郵報》2002年4月17日的報導《五角大樓任由在阿富汗被打傷的本?拉登逃掉了》提供了信息。該報在這篇報導的首段中稱,這是政府在“對基地組織作戰中犯的一個最嚴重的錯誤”。一個月之後,該報在5月19日又宣布:“中央情報局官員說,已擔任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主任3年的布萊克已調任他職。他們說,這是中央情報局領導正常輪換的一部分。”合眾國際社隨後採訪了幾位前中央情報局官員,他們中的一位說:“科弗?布萊克被開除了。他被踢出去了。”該社還報導說,“科弗?布萊克不僅被開除了,而且不可以再進入中央情報局總部了。”一位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說:“如果你被開除了,那這就是標準的做法。”布萊克被限制在維吉尼亞州的一個中央情報局外圍據點,無法見到老同事,也失去了他熟悉的環境。然而,布萊克在政府中的官運並沒有中斷,而且顯然在高層中還有不少好朋友。2002年10月10日,布希總統任命科弗?布萊克為自己的反恐協調員,並在國務院兼任無任所大使。

  在擔任這一新職務後不久,科弗?布萊克回答了埃及記者通過衛星連線做的採訪。他說:“我去過關塔那摩,我必須說我感到很高興。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的敵人把你和我關在那樣的房間裡,那我們太幸運了。”但是不久之後,他又惹上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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