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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7〕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八月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2〕見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報·自由談》載林翼之《「翻譯」與「編述」》,文中說:「許多在那兒干硬譯亂譯工作的人,如果改行來做改頭換面的編述工作,是否勝任得了?……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連把原作從頭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沒有,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談》載有大聖《關於翻譯的話》,又中說:「目前我們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譯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領教了,無論是那一類譯品,往往看了三四頁,還是不知所云。」

  〔3〕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他的《物種起源》(一譯《物種由來》)一書,於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進化理論基礎的重要著作。〔4〕馬君武(1882—1939)名和,廣西桂林人。初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後去德國,獲柏林大學工學博士學位。曾任孫中山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及上海中國公學、廣西大學校長等職。他翻譯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譯名《物種原始》,一九二○年中華書局出版。〔5〕托爾斯泰(M.N.OGPQRGS,1*福玻浮保梗保埃《砉骷遙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屠格納夫(T.U.TVHWXXY,1818—1883),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羅亭》、《父與子》等。辛克萊(U.Sinclair,1878—1968),美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屠場》、《石炭王》等。〔6〕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創造社主要成員,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著有詩集《女神》、歷史劇《屈原》、歷史論文集《奴隸制時代》等。他譯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由上海文藝書局出版,共三冊(未完)。〔7〕康德(I.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出版於一七八一年。 游光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2〕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麼著,人就不能不這麼著。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吃得飽飽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卻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它對於早些日子余趙的剪竊問題之爭〔3〕,也非常氣憤——「……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乾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只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4〕,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麼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著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只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只能像狐狸的遇著高處的葡萄一樣,仰著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乾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著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乾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麼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報·自由談》。〔2〕沙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戲劇家。他的喜劇《仲夏夜之夢》,出版於一六○○年。〔3〕余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余趙指余慕陶和趙景深。一九三三年余慕陶在樂華書局出版《世界文學史》上中兩冊,內容大都從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及他人所著中外文學史、革命史中剪竊而來,經趙景深等人在《自由談》上指出以後,余慕陶一再作文強辯,說他的書是「整理」而非剪竊。

  〔4〕原被兩造原告與被告兩方。 旅隼

  看見了講到「孔乙己」〔2〕,就想起中國一向怎樣教育兒童來。

  現在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但在村塾里也還有《三字經》和《百家姓》〔3〕。清朝末年,有些人讀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神童詩》〔4〕,夸著「讀書人」的光榮;有些人讀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的《幼學瓊林》〔5〕,教著做古文的濫調。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唐末宋初用過《太公家教》〔6〕,久已失傳,後來才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而在漢朝,是讀《急就篇》〔7〕之類的。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麼說,忽而那麼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里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為舊的社會關係,一面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薰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8〕。

  《自由談》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為對於這工作,是很有勝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於此者乎?現在提出這問題,蓋亦知易行難,遂只得空口說白話,而望墾闢於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報·自由談》。〔2〕指陳子展所作《再談孔乙己》一文,內容是關於舊時書塾中教學生習字用的描紅語訣「上大人,丘(孔)乙己……」的考證和解釋,載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報·自由談》。〔3〕《三字經》相傳為南宋王應麟(一說宋末元初人區適子)作。《百家姓》,相傳為宋代初年人作。都是舊時書塾中所用的識字課本。

  〔4〕《神童詩》舊時書塾中初級讀物的一種,相傳為北宋汪洙作。這裡所引的是該書開頭幾句。

  〔5〕《幼學瓊林》舊時學童初級讀物,清代程允升等編著。內容系雜集關於天文、人倫、器用、技藝……的多種成語典故而成,全都是駢文。這裡所引的第三四句,原文作:「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

  〔6〕《太公家教》舊時學童初級讀物,作者不詳。太公即曾祖或高祖。此書在唐宋時頗流行,後失傳,清光緒末年在敦煌鳴沙山石室中發現寫本一卷,有羅振玉《鳴沙石室古佚書》影印本。〔7〕《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舊時學意識字讀物,西漢史游撰。有唐代顏師古及王應麟注。內容大抵按姓名、衣服、飲食、器用等分類編成韻語,多數為七字一句。

  〔8〕其功德,當不在禹下是唐代韓愈在《與孟尚書書》中稱讚孟軻的話:「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禹是一條蟲,是顧頡剛在一九二三年討論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參看本卷第13頁注〔4〕。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談》里,唐皘〔2〕先生曾經講到浙東的墮民,並且據《墮民猥談》〔3〕之說,以為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為降金,為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4〕,乃榜其門曰 丐戶 ,此後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著日子。

  我生於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為墮民的緣起。但後來我懷疑了。因為我想,明太祖對於元朝,尚且不肯放肆〔5〕,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況且看他們的職業,分明還有 教坊 或 樂戶 〔6〕的余痕,所以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7〕也說不定。還有一層,是好人的子孫會吃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的,舉出最近便的例子來,則岳飛〔8〕的後裔還在杭州看守岳王墳,可是過著很窮苦悲慘的生活,然而秦檜,嚴嵩〔9〕 的後人呢?

  不過我現在並不想翻這樣的陳年帳。我只要說,在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10〕,也說不定。所以他們是已經都有別的職業的了,自然是賤業。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到她所認為主人的家裡去道喜,有慶弔事情就幫忙,在這裡還留著奴才的皮毛,但事畢便走,而且有頗多的犒賞,就可見是曾經解放過的了。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後代,恰如遺產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係。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於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 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 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 你說的是什麼話? 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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