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稜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17）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覆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裡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裡，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一五四期。
（2）《語絲》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隨感錄》二十八是豈明所作的《光榮》。內容是說《語絲》第一四一期登載了一篇《吳公如何》，指斥吳稚暉提議“清黨”，殘殺異己，因而從那一期以後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文藝周刊，北京大學新生社編輯發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鍾》文藝刊物，沉鍾社編輯。一九二五年十月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為半月刊，中經休刊復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馮至、陳煒謨、陳翔鶴、楊晦等。這裡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漢學雜誌，佐久節編，一九一九年二月創刊於東京。該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編第一號起連載《西遊記雜劇》（非傳奇）。《西遊記雜劇》，現存本題元吳昌齡撰，實為元末明初楊訥（字景賢）所作，共六卷。我國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明刊楊東來評本。
（6）《君山》韋叢蕪作的長詩，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錦明湖南湘潭人，小說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書名無“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8）這是廣州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的反共刊物《這樣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畫，以後各期均沿用。
（9）方傳宗關於毛邊裝訂的通信，載《語絲》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說，毛邊裝訂在作者是作品“內容淺薄的掩丑”，對於讀者，則“兩百多頁的書要受十多分鐘裁剖的損失”，所以他反對毛邊裝訂。從通信中知道他當時是福建一個學校的圖書館館員。
（10）李老闆指北新書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發表在《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俠子的《東風》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說：
“在這革命火焰高燃的當中，我們所渴望著的文學當然是革命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拙作《東風》載在這革命的刊物里，本來是不對的……
希望讀者指正和原諒。”
（12）教育部禁止白話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禁止白話文令，說使用白話文是“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准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
（13）郁達夫的受反動報刊攻擊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發表的《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該文主旨在攻擊他認為“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大危險”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文中有這樣一段：“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里，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眾，利用民眾，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離開民眾，以民眾的利害為利害，以民眾的敵人為敵人，萬事要聽民眾的指揮，要服從民眾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為這是迂闊之談，那末你們且看著，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幾何時。”這些話對於當時的蔣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動刊物《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叛徒孔聖裔的《郁達夫先生休矣！》一文，攻擊說：“我意料不到，萬萬意料不到郁達夫先生的論調，竟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介石同志的論調，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郁達夫先生！你現在是做了共產黨的工具，還是想跑去武漢方面升官發財，特使來托托共產黨的大腳？”
（14）《洪水》創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創刊於上海。
初為周刊，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復刊，改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為“洪憲”，自稱“中華帝國”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關於他看特印的報紙一事，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虎庵雜記》：“項城（按指袁世凱）在京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製一版，每日如是，然後始進呈。”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稜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17）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覆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裡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裡，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一五四期。
（2）《語絲》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隨感錄》二十八是豈明所作的《光榮》。內容是說《語絲》第一四一期登載了一篇《吳公如何》，指斥吳稚暉提議“清黨”，殘殺異己，因而從那一期以後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文藝周刊，北京大學新生社編輯發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鍾》文藝刊物，沉鍾社編輯。一九二五年十月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為半月刊，中經休刊復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馮至、陳煒謨、陳翔鶴、楊晦等。這裡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漢學雜誌，佐久節編，一九一九年二月創刊於東京。該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編第一號起連載《西遊記雜劇》（非傳奇）。《西遊記雜劇》，現存本題元吳昌齡撰，實為元末明初楊訥（字景賢）所作，共六卷。我國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明刊楊東來評本。
（6）《君山》韋叢蕪作的長詩，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錦明湖南湘潭人，小說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書名無“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8）這是廣州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的反共刊物《這樣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畫，以後各期均沿用。
（9）方傳宗關於毛邊裝訂的通信，載《語絲》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說，毛邊裝訂在作者是作品“內容淺薄的掩丑”，對於讀者，則“兩百多頁的書要受十多分鐘裁剖的損失”，所以他反對毛邊裝訂。從通信中知道他當時是福建一個學校的圖書館館員。
（10）李老闆指北新書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發表在《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俠子的《東風》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說：
“在這革命火焰高燃的當中，我們所渴望著的文學當然是革命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拙作《東風》載在這革命的刊物里，本來是不對的……
希望讀者指正和原諒。”
（12）教育部禁止白話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禁止白話文令，說使用白話文是“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准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
（13）郁達夫的受反動報刊攻擊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發表的《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該文主旨在攻擊他認為“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大危險”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文中有這樣一段：“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里，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眾，利用民眾，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離開民眾，以民眾的利害為利害，以民眾的敵人為敵人，萬事要聽民眾的指揮，要服從民眾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為這是迂闊之談，那末你們且看著，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幾何時。”這些話對於當時的蔣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動刊物《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叛徒孔聖裔的《郁達夫先生休矣！》一文，攻擊說：“我意料不到，萬萬意料不到郁達夫先生的論調，竟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介石同志的論調，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郁達夫先生！你現在是做了共產黨的工具，還是想跑去武漢方面升官發財，特使來托托共產黨的大腳？”
（14）《洪水》創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創刊於上海。
初為周刊，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復刊，改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為“洪憲”，自稱“中華帝國”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關於他看特印的報紙一事，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虎庵雜記》：“項城（按指袁世凱）在京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製一版，每日如是，然後始進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