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頁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GG底恭維和GG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GG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8）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民報》GG中稱作者的話。“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GG”（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載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於“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
談“激烈”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里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麼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裡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
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3），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麼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嘴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槓（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
……”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系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嘗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4），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復古”及友邦之贊助“復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里（5），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
（6）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蔞塗面，……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污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嘆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7）。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嘆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嘆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嘆氣，其結果也不過是嘆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只做“可嘆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准其嘆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嘆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須要如羅素（8）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GG底恭維和GG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GG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8）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民報》GG中稱作者的話。“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GG”（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載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於“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
談“激烈”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里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麼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裡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
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3），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麼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嘴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槓（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
……”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系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嘗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4），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復古”及友邦之贊助“復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里（5），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
（6）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蔞塗面，……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污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嘆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7）。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嘆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嘆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嘆氣，其結果也不過是嘆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只做“可嘆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准其嘆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嘆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須要如羅素（8）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