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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恆時有恆，江蘇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話：“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切創作……讀讀，當能給我們以新路的認識”，“我們懇切地祈望魯迅先生出馬。……因為救救孩子要緊呀。”魯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綜合性雜誌，上海北新書局發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創刊。初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語見《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據唐代孔穎達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內的“天下百物，鳥獸糙木”。
（5）關於吃人的筵宴的議論，參看《墳·燈下漫筆》第二節。
（6）“醉蝦”江浙等地把活蝦放進醋、酒、醬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種菜。
（7）即本文後一篇《辭“大義”》。
（8）“研究系”在他們主辦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曾刊載《北京文藝界之分別門戶》一文，內稱“與‘現代派’抗衡者是‘語絲派’”，又說“語絲派”以魯迅“為主”。“現代派”，即現代評論派，他們曾稱魯迅為“語絲派首領”。參看本書《革“首領”》。
（9）“投諸四裔”流放到四方邊遠的地方去。語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顧頡剛。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中說：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按指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見《兩地書·四十八》）
（11）《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史書，相傳為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貶”的“微言大義”，稱之為“春秋筆法”。
（12）這裡指陳萬里（田千頃）、黃堅（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參看本卷第402頁注（7）。
（13）獨秀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之後，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瀏陽人。當時是《現代評論》的經常撰稿人；以後依附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是著名的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報《晶報》載有《現代評論被收買？》的一則新聞，其中曾引用《語絲》上揭發《現代評論》收受段祺瑞津貼的文字；接著唐有壬便於同月十八日致函《晶報》強作辯解，並造謠說：“《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在去年春間，我有個朋友由莫斯科寫信來告訴我，說此間的中國人盛傳《現代評論》是段祺瑞辦的，由章士釗經手每月津貼三千塊錢。當時我們聽了，以為這不過是共產黨造謠的慣技，不足為奇。”
《晶報》在發表這封信時，標題是《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本報書》。
（15）“撫哭叛徒的弔客”參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第三節《最先與最後》。這裡說的“叛徒”，指舊制度的叛逆者。
（16）吳稚暉。他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給邵飄萍的一封信中說過這樣的話：“赤化就是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更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所謂“彈劾”共產黨的呈文，叫囂“打倒”“嚴辦”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槍殺請願的愛國學生和市民後，作者曾作散文詩《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糙》），以悼念死者，並號召生者繼續戰鬥。這裡是指當時遭受國民黨反動派殺戮的革命群眾的流血。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
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2），——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閒話》，這本《閒話》的GG里有下面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麼？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裡，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3）。大義麼，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麼“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面罷。不過我沒有這麼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麼“戰略”，因為我未見GG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GG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GG，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為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取名於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曾以詩社的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報副刊》版面出過《詩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該社分子多數南下，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於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綜合性的《新月》月刊。他們原來依附北洋政府，後來轉而投靠蔣介石政權。
（3）“公理”和“正義”，是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在支持章士釗、楊蔭榆壓迫女師大學生時經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當女師大學生鬥爭勝利，回校複課時，陳西瀅、王世傑等人又組織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反對女師大復校，支持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
作者在《新的薔薇》一文中曾說：“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見《華蓋集續編》）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3），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4），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所以再作馮婦（5）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為什麼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麼叫“做”？
魯迅。九，四——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恆時有恆，江蘇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話：“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切創作……讀讀，當能給我們以新路的認識”，“我們懇切地祈望魯迅先生出馬。……因為救救孩子要緊呀。”魯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綜合性雜誌，上海北新書局發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創刊。初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語見《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據唐代孔穎達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內的“天下百物，鳥獸糙木”。
（5）關於吃人的筵宴的議論，參看《墳·燈下漫筆》第二節。
（6）“醉蝦”江浙等地把活蝦放進醋、酒、醬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種菜。
（7）即本文後一篇《辭“大義”》。
（8）“研究系”在他們主辦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曾刊載《北京文藝界之分別門戶》一文，內稱“與‘現代派’抗衡者是‘語絲派’”，又說“語絲派”以魯迅“為主”。“現代派”，即現代評論派，他們曾稱魯迅為“語絲派首領”。參看本書《革“首領”》。
（9）“投諸四裔”流放到四方邊遠的地方去。語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顧頡剛。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中說：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按指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見《兩地書·四十八》）
（11）《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史書，相傳為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貶”的“微言大義”，稱之為“春秋筆法”。
（12）這裡指陳萬里（田千頃）、黃堅（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參看本卷第402頁注（7）。
（13）獨秀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之後，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瀏陽人。當時是《現代評論》的經常撰稿人；以後依附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是著名的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報《晶報》載有《現代評論被收買？》的一則新聞，其中曾引用《語絲》上揭發《現代評論》收受段祺瑞津貼的文字；接著唐有壬便於同月十八日致函《晶報》強作辯解，並造謠說：“《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在去年春間，我有個朋友由莫斯科寫信來告訴我，說此間的中國人盛傳《現代評論》是段祺瑞辦的，由章士釗經手每月津貼三千塊錢。當時我們聽了，以為這不過是共產黨造謠的慣技，不足為奇。”
《晶報》在發表這封信時，標題是《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本報書》。
（15）“撫哭叛徒的弔客”參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第三節《最先與最後》。這裡說的“叛徒”，指舊制度的叛逆者。
（16）吳稚暉。他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給邵飄萍的一封信中說過這樣的話：“赤化就是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更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所謂“彈劾”共產黨的呈文，叫囂“打倒”“嚴辦”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槍殺請願的愛國學生和市民後，作者曾作散文詩《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糙》），以悼念死者，並號召生者繼續戰鬥。這裡是指當時遭受國民黨反動派殺戮的革命群眾的流血。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
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2），——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閒話》，這本《閒話》的GG里有下面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麼？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裡，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3）。大義麼，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麼“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面罷。不過我沒有這麼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麼“戰略”，因為我未見GG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GG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GG，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為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取名於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曾以詩社的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報副刊》版面出過《詩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該社分子多數南下，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於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綜合性的《新月》月刊。他們原來依附北洋政府，後來轉而投靠蔣介石政權。
（3）“公理”和“正義”，是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在支持章士釗、楊蔭榆壓迫女師大學生時經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當女師大學生鬥爭勝利，回校複課時，陳西瀅、王世傑等人又組織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反對女師大復校，支持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
作者在《新的薔薇》一文中曾說：“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見《華蓋集續編》）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3），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4），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所以再作馮婦（5）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為什麼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麼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