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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秋瑾（1879？—1907）字璇卿，號競雄，別署鑑湖女俠，浙江紹興人。一九○四年留學日本，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先後加入光復會、同盟會。一九○六年春回國。一九○七年在紹興主持大通師範學堂，組織光復軍，準備與徐錫麟在浙、皖同時起義。徐錫麟起事失敗後，她於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創造社的主要成員，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橄欖》是他的小說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創造社出版。
（7）“紙糊的假冠”這是高長虹嘲罵作者的話。
（8）指香港《循環日報》。引文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該報副刊《循環世界》所載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
（9）《學燈》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創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時事新報》當時是研究系的報紙。
（10）指顧頡剛。一九二七年七月，顧頡剛從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看到作者致孫伏園信，其中有“在廈門那麼反對民黨……的顧頡剛”等語，他即致函作者，說“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於九月中旬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並要作者“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參看《三閒集·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11）“縲紲之憂”《論語·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孔丘弟子。縲絏，亦作縲紲，古時系罪人的黑色繩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縮寫，即共產黨；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縮寫，即共產主義青年團。
（13）指國民黨御用的反動青年組織。如l.y.，即所謂“左派青年團”；t.y.，即“三民主義同志社”。
（14）指所謂“士的派”（又稱“樹的黨”），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所操縱的廣州學生界的一個反動團體。按“士的”是英語stick（手杖、棍子）的音譯。
（15）土耳其雞即吐綬雞，俗稱火雞。頭部有紅色肉冠，喉下垂紅色肉瓣；公雞常擴翼展尾如扇狀，同時肉冠及肉瓣便由紅色變為藍白色。
（16）《民報》一九二五年七月創刊於北京，不久即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封。關於《民報》的GG，。陳西瀅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說：“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閒話》陳西瀅發表在《現代評論》“閒話”專欄文章的結集，名為《西瀅閒話》，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答有恆先生
有恆（2）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3）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閒，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
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5）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6），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7）。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8）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9）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10）。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斗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藉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創造社的主要成員，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橄欖》是他的小說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創造社出版。
（7）“紙糊的假冠”這是高長虹嘲罵作者的話。
（8）指香港《循環日報》。引文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該報副刊《循環世界》所載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
（9）《學燈》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創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時事新報》當時是研究系的報紙。
（10）指顧頡剛。一九二七年七月，顧頡剛從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看到作者致孫伏園信，其中有“在廈門那麼反對民黨……的顧頡剛”等語，他即致函作者，說“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於九月中旬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並要作者“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參看《三閒集·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11）“縲紲之憂”《論語·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孔丘弟子。縲絏，亦作縲紲，古時系罪人的黑色繩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縮寫，即共產黨；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縮寫，即共產主義青年團。
（13）指國民黨御用的反動青年組織。如l.y.，即所謂“左派青年團”；t.y.，即“三民主義同志社”。
（14）指所謂“士的派”（又稱“樹的黨”），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所操縱的廣州學生界的一個反動團體。按“士的”是英語stick（手杖、棍子）的音譯。
（15）土耳其雞即吐綬雞，俗稱火雞。頭部有紅色肉冠，喉下垂紅色肉瓣；公雞常擴翼展尾如扇狀，同時肉冠及肉瓣便由紅色變為藍白色。
（16）《民報》一九二五年七月創刊於北京，不久即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封。關於《民報》的GG，。陳西瀅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說：“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閒話》陳西瀅發表在《現代評論》“閒話”專欄文章的結集，名為《西瀅閒話》，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答有恆先生
有恆（2）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3）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閒，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
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5）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6），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7）。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8）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9）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10）。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斗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藉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