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頁
“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離騷贊序》：“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王逸《離騷經序》：“離，別也；騷，愁也。”揚雄作《反離騷》、《畔牢愁》，“離騷”、“牢愁”楚語意為牢騷。王逸，參看本卷第25頁注〔16〕。《反離騷》、《畔牢愁》，《漢書·揚雄傳》載：雄讀屈原《離騷》，“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不傳。
〔7〕《九章》屈原九篇較短作品的總稱，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頌》、《悲迴風》。
南宋朱熹《楚辭集注》：“《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
〔8〕《卜居》、《漁父》此兩篇假設屈原與太卜、漁父問答，抒發對世事混濁的憤慨，以及忠於理想、不願隨俗浮沉的思想感情。王逸《楚辭章句》謂此兩篇均“屈原之所作也”，又謂《漁父》系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與漁父問答之辭而成。
〔9〕《風賦》舊題宋玉撰，後人或疑為偽托。篇中敘寫楚襄王與宋玉關於“大王之雄風”和“庶人之雌風”的對話，隱寓諷諫之意。
《子虛》、《上林》，即《子虛賦》、《上林賦》，西漢司馬相如作。參看本書第十篇。《兩都》，即《西都賦》和《東都賦》，東漢班固作。賦中設為西都賓與東都主人辯論建都長安或洛陽的事。
〔10〕關於對屈原《離騷》的抑揚問題，揚之者，《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稱：“《國風》好色而不yín，《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抑之者，班固《離騷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揚己，……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膊狂狷景行之士。……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11〕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認為《離騷》中“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同於風雅”，至於“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yín之意”，則“異乎經典”。又云：
“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誇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一作憲）
於三代，而風雅（一作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12〕“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載：孔丘“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孔丘之子。
〔13〕蘇秦說趙司寇李兌蘇秦（？—前317），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人。縱橫家，主六國聯合抗秦的“合縱”之說。李兌，戰國時趙國人。《資治通鑑·周紀·慎靚王四年（前317）》：“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同書《周紀·赧王二十年（前295）》：“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據此，則蘇秦生前說李兌時，李兌尚未為司寇。
〔14〕《九歌》共十一篇，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系屈原根據民間祭祀的樂歌加工改寫而成。這裡的引文見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
〔15〕荀況（約前313—前238）又稱荀卿、孫卿，戰國時趙國人。曾為齊稷下祭酒，楚蘭陵令。《漢書·藝文志》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今稱《荀子》。
〔16〕居移其氣語出《孟子·盡心（上）》：“居移氣，養移體。”
〔17〕宋玉宋玉與唐勒、景差皆戰國時楚國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著錄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
〔18〕“九死未悔”語出《離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19〕《九辯》王逸《楚辭章句·九辯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20〕《招魂》王逸《楚辭章句·招魂序》：“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有些學者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贊語：“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認為《招魂》系屈原所撰。
〔21〕沈存中（1031—1095）名括，北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曾任翰林學士、知延州。撰有《夢溪筆談》、《長興集》等。引文見《夢溪筆談》卷三。
〔22〕這裡所說的“九篇”，指《文選》所收《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及《古文苑》所收《諷賦》、《笛賦》、《釣賦》、《大言》、《小言》。《文選》，即《昭明文選》，南朝梁蕭統（昭明太子）編，選錄先秦至梁的詩文詞賦，共分三十八類，是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古文苑》，編者不詳，舊說系唐人舊藏本，清顧廣圻以為系宋人所錄，內收周代至南齊詩文，皆史傳及《文選》所不載，共九卷，分二十類。《古文苑》另有《舞賦》一篇，傅毅撰。傅毅，參看本書第八篇及其注〔17〕。
〔23〕《對楚王問》此文敘寫楚王與宋玉問答，宋玉引述《下里巴人》、《陽春白雪》之別，以說明“曲高和寡”；又以鯤魚、鳳凰比喻自己超然獨處，不為世俗所理解。鯨，《文選》作“鯤”，《新序》作“鯨”。此處《說苑》應作《新序》，二書均系西漢劉向編撰。
〔24〕賦萌於《騷》《文心雕龍·詮賦》：“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25〕“宋玉含才，始造‘對問’”《文心雕龍·雜文》：“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
〔26〕枚乘枚乘及其所撰《七發》，參看本書第八篇及其注〔16〕。
自枚乘作《七發》後，“七”成為一種文體。《連珠》，揚雄撰。後來“連珠”亦成為一種文體。《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引西晉傅玄《連珠序》云：“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27〕《大招》王逸《楚辭章句·大招序》：“《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南宋朱熹《楚辭集注》云：
“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明胡應麟《詩藪·雜編·遺逸》則云：
“（唐）勒賦四篇，志於《藝文》。……蓋《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
第五篇 李斯
第五篇李斯
秦始皇帝即位之初，相國呂不韋以列國常下士喜賓客，且多辯士，如荀況之徒，著書布天下，乃亦厚養士，使人人著其所知，集以為書，凡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1〕，布咸陽市門，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既壯，絀不韋；又漸併兼列國，雖亦召文學，置博士，而終則焚燒《詩》《書》，殺諸生甚眾，〔2〕重任丞相李斯，以法術為治。
李斯，楚上蔡人，少與韓非俱從荀況學帝王之術，成而入秦，為呂不韋舍人，說始皇，拜為長史，漸進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八）宦者趙高誣以謀反，殺之，具五刑，夷三族。斯雖出荀卿之門，而不師儒者之道，治尚嚴急，然於文字，則有殊勛，六國之時，文字異形，斯乃立意，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畫一書體，作《倉頡》〔3〕七章，與古文頗不同，後稱秦篆；又始造隸書，蓋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議，尚有華辭，如上書《諫逐客》〔4〕云：
“……必秦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夫擊瓮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二十八年，始皇始東巡郡縣，群臣乃相與誦其功德，刻於金石，以垂後世。其辭亦李斯所為，今尚有流傳，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天下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三十六年，東郡民刻隕石以詛始皇〔5〕，案問不服，盡誅石旁居人。始皇終不樂，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詩》〔6〕；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其詩蓋後世遊仙詩之祖，然不傳。
《漢書》《藝文志》著秦時雜賦九篇〔7〕；《禮樂志》雲周有《房中樂》〔8〕，至秦名曰《壽人》，今亦俱佚。故由現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7〕《九章》屈原九篇較短作品的總稱，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頌》、《悲迴風》。
南宋朱熹《楚辭集注》：“《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
〔8〕《卜居》、《漁父》此兩篇假設屈原與太卜、漁父問答，抒發對世事混濁的憤慨，以及忠於理想、不願隨俗浮沉的思想感情。王逸《楚辭章句》謂此兩篇均“屈原之所作也”，又謂《漁父》系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與漁父問答之辭而成。
〔9〕《風賦》舊題宋玉撰，後人或疑為偽托。篇中敘寫楚襄王與宋玉關於“大王之雄風”和“庶人之雌風”的對話，隱寓諷諫之意。
《子虛》、《上林》，即《子虛賦》、《上林賦》，西漢司馬相如作。參看本書第十篇。《兩都》，即《西都賦》和《東都賦》，東漢班固作。賦中設為西都賓與東都主人辯論建都長安或洛陽的事。
〔10〕關於對屈原《離騷》的抑揚問題，揚之者，《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稱：“《國風》好色而不yín，《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抑之者，班固《離騷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揚己，……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膊狂狷景行之士。……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11〕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認為《離騷》中“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同於風雅”，至於“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yín之意”，則“異乎經典”。又云：
“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誇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一作憲）
於三代，而風雅（一作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12〕“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載：孔丘“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孔丘之子。
〔13〕蘇秦說趙司寇李兌蘇秦（？—前317），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人。縱橫家，主六國聯合抗秦的“合縱”之說。李兌，戰國時趙國人。《資治通鑑·周紀·慎靚王四年（前317）》：“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同書《周紀·赧王二十年（前295）》：“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據此，則蘇秦生前說李兌時，李兌尚未為司寇。
〔14〕《九歌》共十一篇，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系屈原根據民間祭祀的樂歌加工改寫而成。這裡的引文見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
〔15〕荀況（約前313—前238）又稱荀卿、孫卿，戰國時趙國人。曾為齊稷下祭酒，楚蘭陵令。《漢書·藝文志》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今稱《荀子》。
〔16〕居移其氣語出《孟子·盡心（上）》：“居移氣，養移體。”
〔17〕宋玉宋玉與唐勒、景差皆戰國時楚國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著錄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
〔18〕“九死未悔”語出《離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19〕《九辯》王逸《楚辭章句·九辯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20〕《招魂》王逸《楚辭章句·招魂序》：“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有些學者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贊語：“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認為《招魂》系屈原所撰。
〔21〕沈存中（1031—1095）名括，北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曾任翰林學士、知延州。撰有《夢溪筆談》、《長興集》等。引文見《夢溪筆談》卷三。
〔22〕這裡所說的“九篇”，指《文選》所收《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及《古文苑》所收《諷賦》、《笛賦》、《釣賦》、《大言》、《小言》。《文選》，即《昭明文選》，南朝梁蕭統（昭明太子）編，選錄先秦至梁的詩文詞賦，共分三十八類，是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古文苑》，編者不詳，舊說系唐人舊藏本，清顧廣圻以為系宋人所錄，內收周代至南齊詩文，皆史傳及《文選》所不載，共九卷，分二十類。《古文苑》另有《舞賦》一篇，傅毅撰。傅毅，參看本書第八篇及其注〔17〕。
〔23〕《對楚王問》此文敘寫楚王與宋玉問答，宋玉引述《下里巴人》、《陽春白雪》之別，以說明“曲高和寡”；又以鯤魚、鳳凰比喻自己超然獨處，不為世俗所理解。鯨，《文選》作“鯤”，《新序》作“鯨”。此處《說苑》應作《新序》，二書均系西漢劉向編撰。
〔24〕賦萌於《騷》《文心雕龍·詮賦》：“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25〕“宋玉含才，始造‘對問’”《文心雕龍·雜文》：“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
〔26〕枚乘枚乘及其所撰《七發》，參看本書第八篇及其注〔16〕。
自枚乘作《七發》後，“七”成為一種文體。《連珠》，揚雄撰。後來“連珠”亦成為一種文體。《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引西晉傅玄《連珠序》云：“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27〕《大招》王逸《楚辭章句·大招序》：“《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南宋朱熹《楚辭集注》云：
“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明胡應麟《詩藪·雜編·遺逸》則云：
“（唐）勒賦四篇，志於《藝文》。……蓋《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
第五篇 李斯
第五篇李斯
秦始皇帝即位之初，相國呂不韋以列國常下士喜賓客，且多辯士，如荀況之徒，著書布天下，乃亦厚養士，使人人著其所知，集以為書，凡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1〕，布咸陽市門，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既壯，絀不韋；又漸併兼列國，雖亦召文學，置博士，而終則焚燒《詩》《書》，殺諸生甚眾，〔2〕重任丞相李斯，以法術為治。
李斯，楚上蔡人，少與韓非俱從荀況學帝王之術，成而入秦，為呂不韋舍人，說始皇，拜為長史，漸進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八）宦者趙高誣以謀反，殺之，具五刑，夷三族。斯雖出荀卿之門，而不師儒者之道，治尚嚴急，然於文字，則有殊勛，六國之時，文字異形，斯乃立意，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畫一書體，作《倉頡》〔3〕七章，與古文頗不同，後稱秦篆；又始造隸書，蓋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議，尚有華辭，如上書《諫逐客》〔4〕云：
“……必秦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夫擊瓮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二十八年，始皇始東巡郡縣，群臣乃相與誦其功德，刻於金石，以垂後世。其辭亦李斯所為，今尚有流傳，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天下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三十六年，東郡民刻隕石以詛始皇〔5〕，案問不服，盡誅石旁居人。始皇終不樂，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詩》〔6〕；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其詩蓋後世遊仙詩之祖，然不傳。
《漢書》《藝文志》著秦時雜賦九篇〔7〕；《禮樂志》雲周有《房中樂》〔8〕，至秦名曰《壽人》，今亦俱佚。故由現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