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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麼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麼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絜》，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
但這時卻只用得著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鋩。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菸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裡的人們來鑑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21]
讀一讀魯迅的文字，再看看周作人的小品，還是魯迅深刻、尖銳。我讚佩魯迅的慧眼，這樣深邃的文章，周作人是不會有的。可以說，魯迅體察的是表象後的東西，他於現象界中，看到了本質的內核，周作人、林語堂固然超然、灑脫，但在魯夫子這樣的大哲面前，還是要相形見絀的。我常想，在一個和平的時代里，周作人的理論沒有錯;在亂世之中，不可全對，亦難說全錯。當成千上萬的人淪為奴隸的時候，難道不需要投槍與匕首?魯迅的高超之處在於，他找到了一種對待苦難與黑暗的態度，這態度，是利他的，是民族的脊樑。相比之下，周作人的世界，總有些書齋氣。閒適者如柳如草，強悍者似風似潮。對於一個暗弱的民族而言，“似風似潮”，要有更大的價值吧?對周作人與魯迅在“小品文”上的分歧，大約應做如是觀。
周作人一方面曾戰鬥過，激進過，另一方面又退隱過，紳士過。作為一名“京派”的學人與作家，後來越來越趨向後者，在魯迅看來是一種倒退。他在《“京派”和“海派”》、《北人與南人》等文中，批評過“京派”文人消隱的文化情趣。一年以後，即1935年，魯迅再次寫《“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不指名地抨擊了周作人的小品心態：“以前上海固然也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說是冒牌的，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簽，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缽。”魯迅在此文中一箭雙鵰，意在諷刺上海的施蟄存發行的《文飯小品》月刊，和北京的周作人等倡導的“明清小品”。文章挖苦之意很重，實在亦有真意在焉。魯迅不喜歡周作人的這種人生態度，他的文字深處萌動的情感是深重的。魯迅也許看重了周作人世界中消極因素對中國文學的負面價值，但從周作人後來“附逆”悲劇的歷史來看，這種警告，是何等的深刻!從提倡性靈小品，到淪為“漢奸”，成為中國人難以理解之人，這是周作人精神上必然的過程。過多地為我，當然看不見廣大的人類，於是便沒有殉道的悲壯人生。讀一讀魯迅諷刺周作人的文字，我常有難以言說的悵惘。與周作人譏諷魯迅的文字比，魯迅實在是偉大的。
魯迅對周作人的怨中，其實常常夾帶著愛和企盼。30年代，即使在兩人思想水火不容的時期，他對周作人的學識，依然抱有敬意。當美國記者斯諾夫人問他中國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有哪些的時候，魯迅第一個就舉出周作人來，把二弟看成中國文壇重要的人物。這是公允的，實事求是的。在魯迅的藏書中，有大量的周作人著作，即便分手後，凡周作人出版的書籍，魯迅都注意到，尤其對他的譯著，尤為看重。據三弟周建人講，魯迅逝世前的幾天，枕前還放著周作人的書，閒來時也翻閱著。他懷念北平，懷念八道灣，那裡的一草一木，那裡的戴著深度近視鏡的他所熟知的人影，不知多少次闖入他的世界。當他心力交瘁，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時，是否想起過二弟，這位苦雨齋的主人?當他常常與三弟周建人相聚而獨缺周作人的時候，其遺憾與悵惘，一定很深吧?這或許永遠是一個謎，我們無法真正切入他的世界。但我們從他留下的稀有的談及周作人的文字中，是可以看出他的複雜的感情的。
許多年後，當周作人得知魯迅對他的公允態度時，他是怎樣的感激呀!晚年寫回憶錄時，周作人談到魯迅對他的自壽詩的評價時，感慨地嘆道：
魯迅平素是主張以直報怨的，並且還更進一步，不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還說過這樣的話(原文失記，有錯當改)，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而且這種態度又並不是出於一時的隱忍，我前回說過對於所謂五十自壽的打油詩，那已經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後了，當時經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蒂芥，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22]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絜》，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
但這時卻只用得著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鋩。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菸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裡的人們來鑑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21]
讀一讀魯迅的文字，再看看周作人的小品，還是魯迅深刻、尖銳。我讚佩魯迅的慧眼，這樣深邃的文章，周作人是不會有的。可以說，魯迅體察的是表象後的東西，他於現象界中，看到了本質的內核，周作人、林語堂固然超然、灑脫，但在魯夫子這樣的大哲面前，還是要相形見絀的。我常想，在一個和平的時代里，周作人的理論沒有錯;在亂世之中，不可全對，亦難說全錯。當成千上萬的人淪為奴隸的時候，難道不需要投槍與匕首?魯迅的高超之處在於，他找到了一種對待苦難與黑暗的態度，這態度，是利他的，是民族的脊樑。相比之下，周作人的世界，總有些書齋氣。閒適者如柳如草，強悍者似風似潮。對於一個暗弱的民族而言，“似風似潮”，要有更大的價值吧?對周作人與魯迅在“小品文”上的分歧，大約應做如是觀。
周作人一方面曾戰鬥過，激進過，另一方面又退隱過，紳士過。作為一名“京派”的學人與作家，後來越來越趨向後者，在魯迅看來是一種倒退。他在《“京派”和“海派”》、《北人與南人》等文中，批評過“京派”文人消隱的文化情趣。一年以後，即1935年，魯迅再次寫《“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不指名地抨擊了周作人的小品心態：“以前上海固然也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說是冒牌的，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簽，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缽。”魯迅在此文中一箭雙鵰，意在諷刺上海的施蟄存發行的《文飯小品》月刊，和北京的周作人等倡導的“明清小品”。文章挖苦之意很重，實在亦有真意在焉。魯迅不喜歡周作人的這種人生態度，他的文字深處萌動的情感是深重的。魯迅也許看重了周作人世界中消極因素對中國文學的負面價值，但從周作人後來“附逆”悲劇的歷史來看，這種警告，是何等的深刻!從提倡性靈小品，到淪為“漢奸”，成為中國人難以理解之人，這是周作人精神上必然的過程。過多地為我，當然看不見廣大的人類，於是便沒有殉道的悲壯人生。讀一讀魯迅諷刺周作人的文字，我常有難以言說的悵惘。與周作人譏諷魯迅的文字比，魯迅實在是偉大的。
魯迅對周作人的怨中，其實常常夾帶著愛和企盼。30年代，即使在兩人思想水火不容的時期，他對周作人的學識，依然抱有敬意。當美國記者斯諾夫人問他中國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有哪些的時候，魯迅第一個就舉出周作人來，把二弟看成中國文壇重要的人物。這是公允的，實事求是的。在魯迅的藏書中，有大量的周作人著作，即便分手後，凡周作人出版的書籍，魯迅都注意到，尤其對他的譯著，尤為看重。據三弟周建人講，魯迅逝世前的幾天，枕前還放著周作人的書，閒來時也翻閱著。他懷念北平，懷念八道灣，那裡的一草一木，那裡的戴著深度近視鏡的他所熟知的人影，不知多少次闖入他的世界。當他心力交瘁，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時，是否想起過二弟，這位苦雨齋的主人?當他常常與三弟周建人相聚而獨缺周作人的時候，其遺憾與悵惘，一定很深吧?這或許永遠是一個謎，我們無法真正切入他的世界。但我們從他留下的稀有的談及周作人的文字中，是可以看出他的複雜的感情的。
許多年後，當周作人得知魯迅對他的公允態度時，他是怎樣的感激呀!晚年寫回憶錄時，周作人談到魯迅對他的自壽詩的評價時，感慨地嘆道：
魯迅平素是主張以直報怨的，並且還更進一步，不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還說過這樣的話(原文失記，有錯當改)，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而且這種態度又並不是出於一時的隱忍，我前回說過對於所謂五十自壽的打油詩，那已經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後了，當時經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蒂芥，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