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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為古書是傳統的結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對淫書，說“一見《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樣，所以非深閉固拒不可。誠然，舊書或者會引起舊念，有如淫書之引起淫念，但是把這個責任推給無知的書本，未免如藹理斯所說“把自己客觀化”了，因跌倒而打石頭吧?恨古書之叫人守舊，與恨淫書之敗壞風化與共產社會主義之擾亂治安，都是一樣的原始思想。禁書，無論禁的是那一種的什麼書，總是最愚劣的辦法，是小孩子、瘋人、野蠻人所想的辦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國有麼?大約大家都不敢說有。
據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強報》的一節新聞，說某地施行新學制，其法系廢去論理心理博物英語等科目，改讀四書五經。某地去此不過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報上都還不見記載，但“群強”是市民第一愛讀的有信用的報，所說一定不會錯的。那麼，大家奉憲諭讀古書的時候將到來了。然而，在這時候，我主張，大家正應該絕對地反對讀古書了。[14]
這是很正確的觀點，我以為既可看出其個性的態度，又可見其科學精神。這裡或許也有糾正魯迅極端態度的因素，因為在他看來，魯迅的那個答卷，有故意為之的戲言之處。這樣的文字，周作人是不會寫出的。晚年，周作人談及此事時說：“‘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唱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15]說魯迅是“唱高調”，確有諷刺的意味，但卻未看到魯迅的深切用意的價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覺得，周作人是善於從世俗之外的角度來理解魯迅的人。他有時能從更具體的、多樣的方式中，還原魯迅的個性，雖不免也攙雜些異樣的情緒，但大體上，讓我們看到了魯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兩個鬼》的文章里，說自己的心目中存有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當“紳士鬼”占上風時，便顯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統治一切的時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氣。他與魯迅的分與合、順與逆，便是“兩個鬼”矛盾運作的產物。有時“流氓鬼”冒出，便也有鬥士的氣質，文章火氣暗藏其中，對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紳士鬼”捲土重來，便趨於低沉，躲進苦雨齋里，讓人感到消極。他時而配合魯迅掃蕩社會污物，時而逆魯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師大風潮，便能看出兩個人的異同點來。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爆發了學生運動。事情是因校長楊蔭榆開除三名學生引起的。次年5月，學校風潮又起，女師大出現打手，毆打學生，造成多人受傷。校方行徑，引起京城學人的不滿，魯迅親自起草了《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宣言對楊蔭榆鎮壓學生之舉極為憤慨，文字間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簽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見兄弟間在原則問題上是不溫吞的。讀一讀兩人那時寫下的文字，我們還看不到周作人的“紳士”之態，他與魯迅那時雖已反目，但同時參加了支持學生的校務維持會。7人宣言發表後不久，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閒話》一文，含沙射影地說，這次學生運動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認為魯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學生一邊，是對當局的一種不負責的表現，並且讓章士釗等人“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陳西瀅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於是，兩人共同與陳西瀅展開了筆戰。魯迅寫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寫了《京北人》等文，對陳西瀅之流，給予了猛烈的抨擊。這是一場漂亮的筆戰，魯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陳西瀅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時鬧得沸沸揚揚，胡適等人便不得不出來說和。我讀胡適在天津寫給魯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時的銳氣給人帶來的震撼。陳西瀅那時眼裡的周氏兄弟，是頗有師爺氣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說：
前面幾封信里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這裡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屈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16]
此封信對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時兩人的形象，均有鬥士氣，和“五四”時期的吶喊，亦有相仿之處。這時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據上風，是魯迅的同一營壘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兩人思想的相近，又讓我想起他們留學日本時，最初寫下的富有衝擊力的文字。
女師大風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義意識的學人與當權的官僚文人的鬥爭。當時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因魯迅參與學運，而罷免了魯迅的職務，魯迅和周作人與章士釗的那場衝突，如今想來，仍那麼令人激動。魯迅起訴章士釗，撰文抨擊其專制思想，在他眾多雜文中，是給人印象較深的一種。周作人也在《女師大改革論》、《續女師大改革論》、《答張岱年先生書》、《忠厚的胡博士》諸文，呼應了魯迅的鬥爭。當胡適出面，勸人們對章士釗講一點寬厚時，周作人便指出：“寬容，寬容，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寬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歟?”[17]這簡直可以說是魯迅的口吻，與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態多有不同。這時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愛的一面。他對章士釗的果決的態度，與其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是一致的。在這自由主義的視野里，一切衛道者的行徑，都作為非人道的異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說，“女師大風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較風光的事情。作為一個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這一命題。
但周作人畢竟是與“紳士鬼”有不解之緣的柔弱文人。像魯迅那樣的追窮寇的氣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大難。章士釗潰敗後，他談起了“費厄潑賴”一詞，講起公正、平和之意來。此觀點後來被林語堂所發揮，林語堂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說：“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樣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18]林語堂的思路，與周作人庶幾近之。中國個性主義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發點，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觀基礎上的。周作人、林語堂所講“費厄潑賴”精神，確為中國專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態度。但此法運用於專制者身上，便顯得烏托邦，魯迅很快就發現了“費厄潑賴”意識潛在的危機，便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論點。魯迅是不主張寬恕對手的，對惡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開始說：“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樹倒猢猻散，更從哪裡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19]魯迅是反對此種態度的，他雖未點周作人的名，但從“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韌的毅力和毫不妥協的一面。後來，周作人也接受了魯迅的觀點，他在《大蟲不死》一文中，隱去了“費厄潑賴”的話語，儼然又有一種魯迅的印跡了。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國有麼?大約大家都不敢說有。
據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強報》的一節新聞，說某地施行新學制，其法系廢去論理心理博物英語等科目，改讀四書五經。某地去此不過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報上都還不見記載，但“群強”是市民第一愛讀的有信用的報，所說一定不會錯的。那麼，大家奉憲諭讀古書的時候將到來了。然而，在這時候，我主張，大家正應該絕對地反對讀古書了。[14]
這是很正確的觀點，我以為既可看出其個性的態度，又可見其科學精神。這裡或許也有糾正魯迅極端態度的因素，因為在他看來，魯迅的那個答卷，有故意為之的戲言之處。這樣的文字，周作人是不會寫出的。晚年，周作人談及此事時說：“‘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唱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15]說魯迅是“唱高調”，確有諷刺的意味，但卻未看到魯迅的深切用意的價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覺得，周作人是善於從世俗之外的角度來理解魯迅的人。他有時能從更具體的、多樣的方式中，還原魯迅的個性，雖不免也攙雜些異樣的情緒，但大體上，讓我們看到了魯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兩個鬼》的文章里，說自己的心目中存有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當“紳士鬼”占上風時，便顯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統治一切的時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氣。他與魯迅的分與合、順與逆，便是“兩個鬼”矛盾運作的產物。有時“流氓鬼”冒出，便也有鬥士的氣質，文章火氣暗藏其中，對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紳士鬼”捲土重來，便趨於低沉，躲進苦雨齋里，讓人感到消極。他時而配合魯迅掃蕩社會污物，時而逆魯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師大風潮，便能看出兩個人的異同點來。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爆發了學生運動。事情是因校長楊蔭榆開除三名學生引起的。次年5月，學校風潮又起，女師大出現打手，毆打學生，造成多人受傷。校方行徑，引起京城學人的不滿，魯迅親自起草了《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宣言對楊蔭榆鎮壓學生之舉極為憤慨，文字間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簽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見兄弟間在原則問題上是不溫吞的。讀一讀兩人那時寫下的文字，我們還看不到周作人的“紳士”之態，他與魯迅那時雖已反目，但同時參加了支持學生的校務維持會。7人宣言發表後不久，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閒話》一文，含沙射影地說，這次學生運動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認為魯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學生一邊，是對當局的一種不負責的表現，並且讓章士釗等人“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陳西瀅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於是，兩人共同與陳西瀅展開了筆戰。魯迅寫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寫了《京北人》等文，對陳西瀅之流，給予了猛烈的抨擊。這是一場漂亮的筆戰，魯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陳西瀅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時鬧得沸沸揚揚，胡適等人便不得不出來說和。我讀胡適在天津寫給魯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時的銳氣給人帶來的震撼。陳西瀅那時眼裡的周氏兄弟，是頗有師爺氣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說：
前面幾封信里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這裡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屈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16]
此封信對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時兩人的形象，均有鬥士氣，和“五四”時期的吶喊，亦有相仿之處。這時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據上風，是魯迅的同一營壘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兩人思想的相近，又讓我想起他們留學日本時，最初寫下的富有衝擊力的文字。
女師大風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義意識的學人與當權的官僚文人的鬥爭。當時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因魯迅參與學運，而罷免了魯迅的職務，魯迅和周作人與章士釗的那場衝突，如今想來，仍那麼令人激動。魯迅起訴章士釗，撰文抨擊其專制思想，在他眾多雜文中，是給人印象較深的一種。周作人也在《女師大改革論》、《續女師大改革論》、《答張岱年先生書》、《忠厚的胡博士》諸文，呼應了魯迅的鬥爭。當胡適出面，勸人們對章士釗講一點寬厚時，周作人便指出：“寬容，寬容，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寬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歟?”[17]這簡直可以說是魯迅的口吻，與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態多有不同。這時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愛的一面。他對章士釗的果決的態度，與其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是一致的。在這自由主義的視野里，一切衛道者的行徑，都作為非人道的異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說，“女師大風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較風光的事情。作為一個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這一命題。
但周作人畢竟是與“紳士鬼”有不解之緣的柔弱文人。像魯迅那樣的追窮寇的氣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大難。章士釗潰敗後，他談起了“費厄潑賴”一詞，講起公正、平和之意來。此觀點後來被林語堂所發揮，林語堂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說：“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樣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18]林語堂的思路，與周作人庶幾近之。中國個性主義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發點，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觀基礎上的。周作人、林語堂所講“費厄潑賴”精神，確為中國專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態度。但此法運用於專制者身上，便顯得烏托邦，魯迅很快就發現了“費厄潑賴”意識潛在的危機，便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論點。魯迅是不主張寬恕對手的，對惡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開始說：“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樹倒猢猻散，更從哪裡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19]魯迅是反對此種態度的，他雖未點周作人的名，但從“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韌的毅力和毫不妥協的一面。後來，周作人也接受了魯迅的觀點，他在《大蟲不死》一文中，隱去了“費厄潑賴”的話語，儼然又有一種魯迅的印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