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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寇劫”、“真昏”來形容周作人外，魯迅沒有使用過攻擊的文字，倒是對二弟充滿了關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後寫過兩首“牛山體”打油詩。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古董，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裡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打油詩寫得確是好，是周作人心靈的幽默的複寫。這樣的詩，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幾許味道，或可讓人更深地體味他的境界。此詩發表後，北京許多文人與之唱和，一時間好不熱鬧。錢玄同、林語堂、胡適、蔡元培等人，在和詩中表現了對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在現象界中的無奈、機智、幽默的情調，都在一唱一和中散發出來，讀了不禁令人長嘆。但周作人的打油詩，卻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風、廖沫沙等人尖銳的批評。批評者的意見，無非是周作人精神墮落，逃避現實，等等。應當說，左翼作家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因為知識結構之不同，對周作人心靈深處的東西，缺少了解，所以對其中苦味，並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魯迅，從周作人的打油詩中，看到了他內心的難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說道：“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不久，在致楊霽雲的信中也談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這是很公正的評價，可以說，是讀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東西。魯迅儘管對二弟的人生狀態有不滿的地方，但對其身上可貴的東西，學識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對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魯迅的批評可能更重一些，但對二弟，畢竟有骨肉之情，且對其思想的深層隱喻，理解頗深，故態度便顯得與眾不同。其實魯迅是一直關注二弟的。他擔心政局的惡化，會使周作人陷入尷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對三弟建人的談吐中，不止一次地講起這種憂慮。魯迅去世後，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說：
有一天說看到一日本記者(?)登一篇他的談話，內有“我的兄弟是豬”一語，其實並沒有說這話，不知記者如何記錯的云云。又說到關於救國宣言這一類的事情，謂連錢玄同、顧頡剛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題目時，亦不可過於退後云云。有一回說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謂此時別人並不肯管，而你卻要掩護他，可見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評過於苛刻，責難過甚，反使人陷於消極，他亦極不贊成此種過甚的責難云云。又謂你的意見，比之於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講文天祥(?)一段文章為例)。有許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採用，有些人把他一筆抹煞，也是不應該的云云。但對於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對日本作家關於他的談話則不以為然。總起來說，他離開北平以後，他對於你並沒有什麼壞的批評，偶然談起，便說明幾句。[12]
後世研究者，每每談及此事，均為魯迅的情懷所感動。不知周作人當年看到信時，作何感想?他晚年認真寫魯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懷之處吧?魯迅與周作人彼此對對方不同的態度，今天想來，令人感慨萬端。人心是難以相通的，但那種為了相互理解、相互認知的悲劇之旅，確是人性王國中動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間的恩恩怨怨，給人的啟示，恐怕比幾本所謂聖賢之言，還要大幾倍的。我在這兒感受到了一種人性世界中無詞的言語，這言語寫著人性的無奈與人性的偉大。或許，只有洞悉了這一內涵，才會理解什麼是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境界。歷史的讖語，便寫在這人性的舊途里……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後，雖不往來，但因同處於相近的文化環境，自然要對諸種事物做出反應。分析兩人自20年代中期以來，對社會政治文化諸事件的不同態度，是件頗有意義的事情。有時兩人觀點相似得驚人，有時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頗有衝突。我一直覺得，這是一種文化上的互證。看兩個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態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紀知識分子內心不同的價值趨向。
1925年新年剛過，孫伏園在《京報副刊》上發表啟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的書目。京城諸名家，紛紛應命答題。不料魯迅卻交了“白卷”：
青年必讀書
——應《京報副刊》的徵求
青年必
讀 書 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剛一發表，便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攻擊者頗多。一些人紛紛寫信給魯迅與孫伏園，對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應孫伏園之約寫了關於“青年必讀書”的“答卷”。他向青年開列了十部必讀書：1.《詩經》，2.《史記》，3.《西遊記》，4.漢譯《舊約》(文學部分)，5.嚴譯《社會通詮》，6.威斯德瑪克《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7.凱本德《愛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訶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記》，10.法蘭西《伊壁鳩魯的園》。[13]中國古書只有三部，其餘均外國書，與魯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態度的溫和，也流入筆端。魯迅在此問題上“極端”的態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這是故意說說而已，實則對讀古書另有看法。事隔幾個月後，他在《古書可讀否的問題》中，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覺得也是對魯迅觀點的一種註解：
我以為古書絕對的可讀，只要讀的人是“通”的。
我以為古書絕對的不可讀，倘若是強迫的令讀。
讀思想的書如聽訟，要讀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讀文藝的書如喝酒，要讀者去辨別味道的清濁：這責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沒有這樣判分事理辨別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顛倒清濁混淆，那麼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識趣味都有欠缺，還沒有“通”(廣義的，並不單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書的不好。這樣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專看新書，——列寧，馬克思，斯妥布思，愛羅先珂，……也要弄出毛病來的。我們第一要緊是把自己弄“通”，隨後什麼書都可以讀，不但不會上它的當，還可以隨處得到益處：古人云，“開卷有益”，良不我欺。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古董，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裡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打油詩寫得確是好，是周作人心靈的幽默的複寫。這樣的詩，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幾許味道，或可讓人更深地體味他的境界。此詩發表後，北京許多文人與之唱和，一時間好不熱鬧。錢玄同、林語堂、胡適、蔡元培等人，在和詩中表現了對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在現象界中的無奈、機智、幽默的情調，都在一唱一和中散發出來，讀了不禁令人長嘆。但周作人的打油詩，卻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風、廖沫沙等人尖銳的批評。批評者的意見，無非是周作人精神墮落，逃避現實，等等。應當說，左翼作家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因為知識結構之不同，對周作人心靈深處的東西，缺少了解，所以對其中苦味，並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魯迅，從周作人的打油詩中，看到了他內心的難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說道：“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不久，在致楊霽雲的信中也談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這是很公正的評價，可以說，是讀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東西。魯迅儘管對二弟的人生狀態有不滿的地方，但對其身上可貴的東西，學識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對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魯迅的批評可能更重一些，但對二弟，畢竟有骨肉之情，且對其思想的深層隱喻，理解頗深，故態度便顯得與眾不同。其實魯迅是一直關注二弟的。他擔心政局的惡化，會使周作人陷入尷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對三弟建人的談吐中，不止一次地講起這種憂慮。魯迅去世後，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說：
有一天說看到一日本記者(?)登一篇他的談話，內有“我的兄弟是豬”一語，其實並沒有說這話，不知記者如何記錯的云云。又說到關於救國宣言這一類的事情，謂連錢玄同、顧頡剛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題目時，亦不可過於退後云云。有一回說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謂此時別人並不肯管，而你卻要掩護他，可見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評過於苛刻，責難過甚，反使人陷於消極，他亦極不贊成此種過甚的責難云云。又謂你的意見，比之於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講文天祥(?)一段文章為例)。有許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採用，有些人把他一筆抹煞，也是不應該的云云。但對於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對日本作家關於他的談話則不以為然。總起來說，他離開北平以後，他對於你並沒有什麼壞的批評，偶然談起，便說明幾句。[12]
後世研究者，每每談及此事，均為魯迅的情懷所感動。不知周作人當年看到信時，作何感想?他晚年認真寫魯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懷之處吧?魯迅與周作人彼此對對方不同的態度，今天想來，令人感慨萬端。人心是難以相通的，但那種為了相互理解、相互認知的悲劇之旅，確是人性王國中動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間的恩恩怨怨，給人的啟示，恐怕比幾本所謂聖賢之言，還要大幾倍的。我在這兒感受到了一種人性世界中無詞的言語，這言語寫著人性的無奈與人性的偉大。或許，只有洞悉了這一內涵，才會理解什麼是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境界。歷史的讖語，便寫在這人性的舊途里……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後，雖不往來，但因同處於相近的文化環境，自然要對諸種事物做出反應。分析兩人自20年代中期以來，對社會政治文化諸事件的不同態度，是件頗有意義的事情。有時兩人觀點相似得驚人，有時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頗有衝突。我一直覺得，這是一種文化上的互證。看兩個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態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紀知識分子內心不同的價值趨向。
1925年新年剛過，孫伏園在《京報副刊》上發表啟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的書目。京城諸名家，紛紛應命答題。不料魯迅卻交了“白卷”：
青年必讀書
——應《京報副刊》的徵求
青年必
讀 書 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剛一發表，便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攻擊者頗多。一些人紛紛寫信給魯迅與孫伏園，對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應孫伏園之約寫了關於“青年必讀書”的“答卷”。他向青年開列了十部必讀書：1.《詩經》，2.《史記》，3.《西遊記》，4.漢譯《舊約》(文學部分)，5.嚴譯《社會通詮》，6.威斯德瑪克《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7.凱本德《愛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訶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記》，10.法蘭西《伊壁鳩魯的園》。[13]中國古書只有三部，其餘均外國書，與魯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態度的溫和，也流入筆端。魯迅在此問題上“極端”的態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這是故意說說而已，實則對讀古書另有看法。事隔幾個月後，他在《古書可讀否的問題》中，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覺得也是對魯迅觀點的一種註解：
我以為古書絕對的可讀，只要讀的人是“通”的。
我以為古書絕對的不可讀，倘若是強迫的令讀。
讀思想的書如聽訟，要讀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讀文藝的書如喝酒，要讀者去辨別味道的清濁：這責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沒有這樣判分事理辨別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顛倒清濁混淆，那麼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識趣味都有欠缺，還沒有“通”(廣義的，並不單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書的不好。這樣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專看新書，——列寧，馬克思，斯妥布思，愛羅先珂，……也要弄出毛病來的。我們第一要緊是把自己弄“通”，隨後什麼書都可以讀，不但不會上它的當，還可以隨處得到益處：古人云，“開卷有益”，良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