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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可是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觀，譬如我們看他的《阿Q正傳》，裡面對於各種人物的描寫，固是深刻極了，可是對於中國人的前途，卻看得一點希望都沒有。實在說起來，他在觀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徹的，所以描寫起來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學方面，他對於舊的東西，很用過一番功夫，例如：古代各種碎文的搜集，古代小說的考證等，都做得相當可觀，可惜，後來都沒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現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評他說：他的長處是在整理這一方面，我以為這話是不錯的。
他的個性不但是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餘的人都很難找到。家母幾次讓他到北平來，但他總不肯，他認為上海的環境是很適宜的，不願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於他身後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辦理了，本來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為家母還需要陪伴，暫時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間什麼時候替他開弔，要等舍弟建人來信以後才能決定的。
魯迅的去世，舉國震驚，悼念之勢，鋪天而來。此時周作人的心態，一定複雜得很吧?看到左翼文人的敬仰之情，他似乎覺出肉麻和宗教式的聖化;而右翼文人的謾罵，他似又不能全都苟同。10月24日，他寫下了《關於魯迅》一文，對其兄進行了大致的勾勒。但對其晚年思想閉口不談，而多言魯迅在學問與文藝上的成就;十幾日後，又補寫《關於魯迅之二》，也多生平史實，鮮及魯迅思想深層的問題。他似乎不願深究魯迅精神深層的問題，那裡有許多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魯迅看問題的透徹，他是佩服的，至少《吶喊》里的小說，他就做不來。他早期曾出版過文言小說集《孤兒記》，無論技巧還是寓意，和魯迅均難相比。憶舊的散文方面，魯迅的那種清麗、幽怨，周作人亦做不到，除了典雅可與其兄比肩外，在藝術的尚達上，與魯迅是有距離的。就雜感的寫作而言，魯迅的辛辣、尖刻、猛烈，他雖不喜歡，譏之為“罵人文章”，但就風采而言，也不及魯迅的偉岸和高遠。周作人仰慕的是清淡的文字，平和的韻致，可就文章的總體質量而言，魯迅不像他那樣重複自己，觀念缺少變化。魯迅幾乎沒有重複過自己舊時的作品，每一篇均有新意，幾無失敗之作。周作人的文字，美質雖多，可情趣的單薄，便常使人對其文字生出疏離之感。魯迅的文字是從生命深層噴吐出的，而周作人有時不免生硬地製作，雖做得好、做得高妙，但畢竟與讀者有距離。我想，這一點，周作人本人是清楚的。他對魯迅這一切，均理解頗深，但他從未把魯迅看成英雄，未把他視為偉大的巨人。他眼裡的魯迅，多凡夫俗子之態，不過智慧超過常人而已。50年代後期，曹聚仁將自己寫的《魯迅評傳》寄給他，他看完後說：“世無聖人，所以難免有缺點。”對曹聚仁的書很是稱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寫道：
魯迅評傳現在重讀一過，覺得很有興味，與一般的單調者不同。其中特見尤為不少，以談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雲其意見根本是虛無的，正是十分正確。因為尊著不當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夠如此。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的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的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尊書引法朗士一節話(P147)，正是十分沉痛。嘗見藝術家所畫的許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沒有寫出他平時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見過魯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戲劇性的一面，故所見到只是這一邊也。魯迅平常言動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難怪)，如伏園所記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卻並未聽見他說起這事過。據我所知，他不曾有什麼仇人，他小時候雖曾有族人輕視卻並無什麼那樣的仇(而這仇人是生花柳病，至男根爛掉而死，也想不出有這樣的。)，所以那無疑是急就的即興，用以娛賓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長，而且頗厚，也不能用以裁紙，那些都是紹興人所謂“焰頭”(舊戲中出鬼時放“焰頭”，講話時多加藻飾形容的話。)。伏園乃新聞記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便也不是他的假造的。[7]
這裡的態度，比30年代罵魯迅時的口吻，已有收斂，但與社會普遍流行的“魯迅觀”，距離很大。不把魯迅看成神，是對的，50年代以後出現的過高的評價魯迅的文章，在立論上有許多均難成立。走向形上學，是魯迅研究史的一段悲劇，周作人指出時風的弊病，我以為有真言在焉，並無什麼惡意。但認為魯迅“做作”，恐難以成立。人都有外飾自己的時候，即便聖人，也在所難免，但魯迅一生，可說是光明磊落的。晚年認知上雖有偏差之處，如對一些文化人的態度，對托洛茨基看法的轉變，受主觀條件限制而失之於偏頗。但大致說來，是真人，無偽態。周作人對魯迅世界的看法，陰暗面還是太重了。
魯迅是怎麼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後，魯迅在公開場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許廣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過交談。大致說來，他對周作人的才氣和學識是敬佩的。“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編輯正在處理。魯迅說：‘莫非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我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不做聲了。”[8]可見這裡有著對其弟的深切的關懷和對其譯力甚深的信任。1927年，魯迅定居上海之後，北京已淪入張作霖奉軍手中，他深為周作人的處境擔憂，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魯迅從三弟建人那裡，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謙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兩公及搜查，聞在十月二十二，《語絲》之禁則二十四。作者皆暫避，周啟明蓋在日本醫院歟。查封北新，則在卅日。今天喬峰[9]得啟明信，則似已回家，雲《語絲》當再出三期，湊足三年之數，此後便歸北新去接辦云云。(卅日發)大約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互助耳。”[10]
對周作人的一片愛意，已流入筆端，可見魯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對周作人，尚有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謙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魯迅寫信給他，實則間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讓章廷謙轉達自己的問候也未可知。魯迅在受辱後的幾年內，對二弟尚有此關切之情，是令人感動的。
魯迅對三弟建人和許廣平都說過：“啟孟真昏。”他1932年11月20日回北京省親時，曾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而談及羽太信子時，也頗有微辭，對她的行為多有不滿。看來，魯迅與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後對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邊的。魯迅回北京省親時，在致許廣平的另一封信中說：“某太太於我們頗示好感，聞當初二太太曾來鼓動，勸其想得開些，多用些錢，但為老太太糾正。後又謠傳H.M.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憤憤然來報告，我輩將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11]這裡，“某太太”系朱安，“二太太”乃羽太信子，“老太太”指魯迅母親。此信可見出周氏家族內在矛盾之一斑。這矛盾的原由，在魯迅眼裡，乃羽太信子使然。談及周作人，只以“頗昏”二字語之，其分寸感是很強的。
在文學方面，他對於舊的東西，很用過一番功夫，例如：古代各種碎文的搜集，古代小說的考證等，都做得相當可觀，可惜，後來都沒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現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評他說：他的長處是在整理這一方面，我以為這話是不錯的。
他的個性不但是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餘的人都很難找到。家母幾次讓他到北平來，但他總不肯，他認為上海的環境是很適宜的，不願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於他身後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辦理了，本來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為家母還需要陪伴，暫時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間什麼時候替他開弔，要等舍弟建人來信以後才能決定的。
魯迅的去世，舉國震驚，悼念之勢，鋪天而來。此時周作人的心態，一定複雜得很吧?看到左翼文人的敬仰之情，他似乎覺出肉麻和宗教式的聖化;而右翼文人的謾罵，他似又不能全都苟同。10月24日，他寫下了《關於魯迅》一文，對其兄進行了大致的勾勒。但對其晚年思想閉口不談，而多言魯迅在學問與文藝上的成就;十幾日後，又補寫《關於魯迅之二》，也多生平史實，鮮及魯迅思想深層的問題。他似乎不願深究魯迅精神深層的問題，那裡有許多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魯迅看問題的透徹，他是佩服的，至少《吶喊》里的小說，他就做不來。他早期曾出版過文言小說集《孤兒記》，無論技巧還是寓意，和魯迅均難相比。憶舊的散文方面，魯迅的那種清麗、幽怨，周作人亦做不到，除了典雅可與其兄比肩外，在藝術的尚達上，與魯迅是有距離的。就雜感的寫作而言，魯迅的辛辣、尖刻、猛烈，他雖不喜歡，譏之為“罵人文章”，但就風采而言，也不及魯迅的偉岸和高遠。周作人仰慕的是清淡的文字，平和的韻致，可就文章的總體質量而言，魯迅不像他那樣重複自己，觀念缺少變化。魯迅幾乎沒有重複過自己舊時的作品，每一篇均有新意，幾無失敗之作。周作人的文字，美質雖多，可情趣的單薄，便常使人對其文字生出疏離之感。魯迅的文字是從生命深層噴吐出的，而周作人有時不免生硬地製作，雖做得好、做得高妙，但畢竟與讀者有距離。我想，這一點，周作人本人是清楚的。他對魯迅這一切，均理解頗深，但他從未把魯迅看成英雄，未把他視為偉大的巨人。他眼裡的魯迅，多凡夫俗子之態，不過智慧超過常人而已。50年代後期，曹聚仁將自己寫的《魯迅評傳》寄給他，他看完後說：“世無聖人，所以難免有缺點。”對曹聚仁的書很是稱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寫道：
魯迅評傳現在重讀一過，覺得很有興味，與一般的單調者不同。其中特見尤為不少，以談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雲其意見根本是虛無的，正是十分正確。因為尊著不當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夠如此。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的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的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尊書引法朗士一節話(P147)，正是十分沉痛。嘗見藝術家所畫的許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沒有寫出他平時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見過魯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戲劇性的一面，故所見到只是這一邊也。魯迅平常言動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難怪)，如伏園所記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卻並未聽見他說起這事過。據我所知，他不曾有什麼仇人，他小時候雖曾有族人輕視卻並無什麼那樣的仇(而這仇人是生花柳病，至男根爛掉而死，也想不出有這樣的。)，所以那無疑是急就的即興，用以娛賓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長，而且頗厚，也不能用以裁紙，那些都是紹興人所謂“焰頭”(舊戲中出鬼時放“焰頭”，講話時多加藻飾形容的話。)。伏園乃新聞記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便也不是他的假造的。[7]
這裡的態度，比30年代罵魯迅時的口吻，已有收斂，但與社會普遍流行的“魯迅觀”，距離很大。不把魯迅看成神，是對的，50年代以後出現的過高的評價魯迅的文章，在立論上有許多均難成立。走向形上學，是魯迅研究史的一段悲劇，周作人指出時風的弊病，我以為有真言在焉，並無什麼惡意。但認為魯迅“做作”，恐難以成立。人都有外飾自己的時候，即便聖人，也在所難免，但魯迅一生，可說是光明磊落的。晚年認知上雖有偏差之處，如對一些文化人的態度，對托洛茨基看法的轉變，受主觀條件限制而失之於偏頗。但大致說來，是真人，無偽態。周作人對魯迅世界的看法，陰暗面還是太重了。
魯迅是怎麼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後，魯迅在公開場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許廣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過交談。大致說來，他對周作人的才氣和學識是敬佩的。“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編輯正在處理。魯迅說：‘莫非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我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不做聲了。”[8]可見這裡有著對其弟的深切的關懷和對其譯力甚深的信任。1927年，魯迅定居上海之後，北京已淪入張作霖奉軍手中，他深為周作人的處境擔憂，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魯迅從三弟建人那裡，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謙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兩公及搜查，聞在十月二十二，《語絲》之禁則二十四。作者皆暫避，周啟明蓋在日本醫院歟。查封北新，則在卅日。今天喬峰[9]得啟明信，則似已回家，雲《語絲》當再出三期，湊足三年之數，此後便歸北新去接辦云云。(卅日發)大約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互助耳。”[10]
對周作人的一片愛意，已流入筆端，可見魯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對周作人，尚有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謙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魯迅寫信給他，實則間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讓章廷謙轉達自己的問候也未可知。魯迅在受辱後的幾年內，對二弟尚有此關切之情，是令人感動的。
魯迅對三弟建人和許廣平都說過：“啟孟真昏。”他1932年11月20日回北京省親時，曾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而談及羽太信子時，也頗有微辭，對她的行為多有不滿。看來，魯迅與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後對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邊的。魯迅回北京省親時，在致許廣平的另一封信中說：“某太太於我們頗示好感，聞當初二太太曾來鼓動，勸其想得開些，多用些錢，但為老太太糾正。後又謠傳H.M.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憤憤然來報告，我輩將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11]這裡，“某太太”系朱安，“二太太”乃羽太信子，“老太太”指魯迅母親。此信可見出周氏家族內在矛盾之一斑。這矛盾的原由，在魯迅眼裡，乃羽太信子使然。談及周作人，只以“頗昏”二字語之，其分寸感是很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