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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惡語，在《阿Q舊帳》、《志摩紀念》、《半農紀念》、《苦竹雜記·後記》等文中，均有所流露。在周作人看來，老人就應像老人的樣子，不可輕薄做些越軌之事。他認為魯迅之加入“左聯”，翻譯馬克思主義美學著作，實在是不安本分、投機的緣故。周作人此間的態度，不免孔孟儒學的遺風，或帶有生物本能的慾念分析也未可知。總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動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謂惡毒不淺的。曹聚仁說這是周作人的損失，我以為是確實的。其二，周作人對魯迅的攻擊，還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義的問題上。在周作人看來，中國歷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於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壓迫的一面，但那種原則便有獨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1935年，他在《關於命運》一文中，以宿命口氣云：“我說現今很像明末，雖然有些熱心的文人學士聽了要不高興，其實是無可諱言的。”又說：“我們現在且說寫文章的。代聖賢立言，就題作文，各肖口吻，正如優孟衣冠，是八股時文的特色，現今有多少人不是這樣的?功令以時文取士，豈非即文藝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報國乎?讀經是中國固有的老嗜好，卻也並不寫新人不相容，不讀這一經也該讀別一經的。近來聽說有單罵人家讀《莊子》、《文選》的(魯迅曾與施蟄存圍繞《莊子》、《文選》問題展開過筆戰，批評過施蟄存在《莊子》、《文選》上的態度。——引者注)，這必有甚深奧義，假如不是對人非對事。”[5]隨後他在《談韓退之與桐城派》、《科學小品》、《關於焚書坑儒》、《遵命文學》等文中，大罵載道派的理論，對“黨八股”、“文藝政策”多有微詞。我覺得這是有影射魯迅的地方。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學》一文，直接把矛頭指向魯迅和左翼作家：
對青年的朋友談八股文試帖詩，恐怕難免有點隔膜吧，那麼，我們也就不妨來改談“宣傳”。我平常對於宣傳不大有什麼敬意，因為我不相信GG。其實店鋪里倒是有些貨色的，GG不過把次貨說得很好，宣傳往往是將無作有。仔細想起來，宣傳與GG並不是一路，GG似乎寫情書，宣傳乃是做八股。科舉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許多宣傳，自標語以至論文，幾乎無一不是好制藝，真令人懷疑難道習得性真能隔世遺傳的麼?表面上就只缺少一個“賦得”的題目，實際上自然還是有的，例如賦得擁護，賦得打倒，賦得紀念之類，短的標語即是破題，長的論文則滿篇矣。或擁護或打倒，儼然“漢高祖斬丁公論”式也，“若是乎從者之廋也”體的文章宜於嘲罵論敵，若發揮意見時又可以用“池水夜觀深”的魔語矣。
宣傳在別國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差不多同化於八股文而成為新牌的遵命文學，有如麻醉劑之同化於春藥。本來遵命文學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對，只要他沒有多大害處。然而不然，遵命文學害處之在己者是做慣了之後頭腦就麻痹了，再不會想自己的意思，寫自己的文章。害處之在人者是壓迫異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現。無古今新舊，遵命之害一也，科舉的文詩為害已久，今豈可使其復興。凡寫文章須先自反省，此是一種八股否乎，然後再下筆，此弊庶幾可免。但亦曰庶幾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養五百年不可，其時就是黃河也當清一次了。[6]
我們知道，周作人自和魯迅分手後，除了對中國古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婦女問題、反專制問題、兒童教育等問題兩人有相同點外，衝突的最大一點，乃是信仰與多疑的問題。魯迅參與社會運動，譯介俄蘇文藝，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擺脫“鬼氣”而趨於人生奮鬥信念之一面，而周作人則悲觀地認為革命不過各黨之間易位之爭，歷史不過在循環過去而已。因而，對他來說，反社會運動，反正宗，反黨八股，倡明非正統的性靈小品、自由主義，比什麼都重要。魯迅以鬥士風采入世，周作人以學人之姿隱世，這一明一暗，一現一隱，可看出兩人思路截然不同之處。入世，則要吶喊，要廝殺，要戰叫;遁世，便自娛，平和，與世無爭。所以，周作人把性靈小品看成精神的棲身之所，而把魯迅的有些作品，看成罵人的文章。可以看出，魯迅時常有“行”的一面，周作人則有“疑”的一面。實際上，魯迅的“行”是夾雜著“疑”的因素的，不過自己不愛消沉而已;而周作人的“疑”也有“信”的成分，但其所“信”乃自由多樣化而已。他們思想的分歧，在人生態度的基本點上，就是不同的。所以，周作人向魯迅發難，從理論上講，有其充足根由，不僅僅是發泄私憤。
周作人寫了那麼多挖苦魯迅的文字，有的近於辱罵了，如《“破腳骨”》、《論罵人文章》等，我們讀了，不禁對他世界中“怨”的一面深表惋惜。《“破腳骨”》借罵無賴而影射魯迅，“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戶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此文寫於與魯迅分手後不久，明眼人一看便明了的。而《論罵人文章》寫於魯迅逝世後一個多月，雖矛盾主要對左翼作家，但我總有鞭屍之感，這樣的文章，實在有失身份。受辱的是魯迅，損傷最大的，卻是周作人自己。當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寫魯迅研究史料的文章時，內心深處，恐怕會有一點懺悔感吧?人是奇怪的，周作人恐怕亦說不清楚自己的行徑。他一生的學術生涯，始於魯迅的啟發，終於魯迅的思索，說其宿命或許過於迷信，但一生中總也擺脫不了魯迅的巨影，除了說明魯迅的超凡、傑出、奇特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因為是親兄弟，周作人對魯迅的世界看得較清;又因為距離太近，作為文化人的魯迅便在視界裡顯得模糊，而對作為凡俗人的魯迅，便體味太深。所以，周作人眼裡的魯迅，與共產黨人不同，和國民黨右翼文人也不一樣。他早先的結怨，對魯迅有的只是家仇之恨，二三十年代，旁敲側擊魯迅時，所萌發的多是思想觀念的衝突。40年代到60年代，態度漸漸溫和，公平的觀念漸多起來，所著《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可謂是難得的研究史料了。這種轉變，固然有時代的變化，己身無奈之感，但也表明了他思想的中庸、平淡一面的東西漸趨成熟。可惜這些均在魯迅逝世之後發生，對兄弟兩人而言，確是遺憾之事。
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周作人接受《大晚報》記者的採訪時，談及魯迅時云：
關於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為我們平常沒有事，是很少通信的。雖然他在上海患著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來過一封信，說是現在已經好了，大家便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電報，才知道已經逝世。說起他這肺病來，本來在十年前，就已經隱伏著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個性偏偏很強，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更是沒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不料到了今天，已經不能挽救。
對青年的朋友談八股文試帖詩，恐怕難免有點隔膜吧，那麼，我們也就不妨來改談“宣傳”。我平常對於宣傳不大有什麼敬意，因為我不相信GG。其實店鋪里倒是有些貨色的，GG不過把次貨說得很好，宣傳往往是將無作有。仔細想起來，宣傳與GG並不是一路，GG似乎寫情書，宣傳乃是做八股。科舉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許多宣傳，自標語以至論文，幾乎無一不是好制藝，真令人懷疑難道習得性真能隔世遺傳的麼?表面上就只缺少一個“賦得”的題目，實際上自然還是有的，例如賦得擁護，賦得打倒，賦得紀念之類，短的標語即是破題，長的論文則滿篇矣。或擁護或打倒，儼然“漢高祖斬丁公論”式也，“若是乎從者之廋也”體的文章宜於嘲罵論敵，若發揮意見時又可以用“池水夜觀深”的魔語矣。
宣傳在別國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差不多同化於八股文而成為新牌的遵命文學，有如麻醉劑之同化於春藥。本來遵命文學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對，只要他沒有多大害處。然而不然，遵命文學害處之在己者是做慣了之後頭腦就麻痹了，再不會想自己的意思，寫自己的文章。害處之在人者是壓迫異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現。無古今新舊，遵命之害一也，科舉的文詩為害已久，今豈可使其復興。凡寫文章須先自反省，此是一種八股否乎，然後再下筆，此弊庶幾可免。但亦曰庶幾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養五百年不可，其時就是黃河也當清一次了。[6]
我們知道，周作人自和魯迅分手後，除了對中國古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婦女問題、反專制問題、兒童教育等問題兩人有相同點外，衝突的最大一點，乃是信仰與多疑的問題。魯迅參與社會運動，譯介俄蘇文藝，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擺脫“鬼氣”而趨於人生奮鬥信念之一面，而周作人則悲觀地認為革命不過各黨之間易位之爭，歷史不過在循環過去而已。因而，對他來說，反社會運動，反正宗，反黨八股，倡明非正統的性靈小品、自由主義，比什麼都重要。魯迅以鬥士風采入世，周作人以學人之姿隱世，這一明一暗，一現一隱，可看出兩人思路截然不同之處。入世，則要吶喊，要廝殺，要戰叫;遁世，便自娛，平和，與世無爭。所以，周作人把性靈小品看成精神的棲身之所，而把魯迅的有些作品，看成罵人的文章。可以看出，魯迅時常有“行”的一面，周作人則有“疑”的一面。實際上，魯迅的“行”是夾雜著“疑”的因素的，不過自己不愛消沉而已;而周作人的“疑”也有“信”的成分，但其所“信”乃自由多樣化而已。他們思想的分歧，在人生態度的基本點上，就是不同的。所以，周作人向魯迅發難，從理論上講，有其充足根由，不僅僅是發泄私憤。
周作人寫了那麼多挖苦魯迅的文字，有的近於辱罵了，如《“破腳骨”》、《論罵人文章》等，我們讀了，不禁對他世界中“怨”的一面深表惋惜。《“破腳骨”》借罵無賴而影射魯迅，“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戶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此文寫於與魯迅分手後不久，明眼人一看便明了的。而《論罵人文章》寫於魯迅逝世後一個多月，雖矛盾主要對左翼作家，但我總有鞭屍之感，這樣的文章，實在有失身份。受辱的是魯迅，損傷最大的，卻是周作人自己。當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寫魯迅研究史料的文章時，內心深處，恐怕會有一點懺悔感吧?人是奇怪的，周作人恐怕亦說不清楚自己的行徑。他一生的學術生涯，始於魯迅的啟發，終於魯迅的思索，說其宿命或許過於迷信，但一生中總也擺脫不了魯迅的巨影，除了說明魯迅的超凡、傑出、奇特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因為是親兄弟，周作人對魯迅的世界看得較清;又因為距離太近，作為文化人的魯迅便在視界裡顯得模糊，而對作為凡俗人的魯迅，便體味太深。所以，周作人眼裡的魯迅，與共產黨人不同，和國民黨右翼文人也不一樣。他早先的結怨，對魯迅有的只是家仇之恨，二三十年代，旁敲側擊魯迅時，所萌發的多是思想觀念的衝突。40年代到60年代，態度漸漸溫和，公平的觀念漸多起來，所著《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可謂是難得的研究史料了。這種轉變，固然有時代的變化，己身無奈之感，但也表明了他思想的中庸、平淡一面的東西漸趨成熟。可惜這些均在魯迅逝世之後發生，對兄弟兩人而言，確是遺憾之事。
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周作人接受《大晚報》記者的採訪時，談及魯迅時云：
關於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為我們平常沒有事，是很少通信的。雖然他在上海患著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來過一封信，說是現在已經好了，大家便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電報，才知道已經逝世。說起他這肺病來，本來在十年前，就已經隱伏著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個性偏偏很強，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更是沒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不料到了今天，已經不能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