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頁
注 釋
[1] 《魯迅全集》第二卷，1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 《魯迅全集》第一卷，4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466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瞿秋白對魯迅曾有過類似的比喻，我以為是極精當的。
[5] 《魯迅全集》第二卷，1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6] 《魯迅全集》第二卷，162-1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7] 拙著《20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18頁，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8]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4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444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0]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7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參見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家學會主編《現代外國哲學》，296頁。
[12] 《周作人文選》第三卷，498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3] 周作人：《苦茶隨筆·後記》。
[14] 《周作人文選》第三卷，525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談及周氏兄弟的分手時，很痛惜地說：“周作人和魯迅晚年分道揚鑣，兄弟之間，也不免在字裡行間，有所譏刺，那當然是周作人的損失。”[1]儘管周作人後來一再表示對此事“不辯解”，但他多次撰文暗中影射其兄的做法，與他平和沖淡的精神多有相悖之處。人確是一種複雜的存在體，任何“純粹”，不過幻影而已。無論周作人怎樣超拔，而唯對魯迅一時難以相容，倘不是“昏”，恐不會致此吧。兄弟的失和，雙方都感到了受辱，這實在是兩人的不幸。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云：“……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讀這段文字，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兩人當時的樣子，我覺得其中可看出他們日常生活中凡俗的一面。魯迅在日記中記留此事，其平凡人生的神態，是可以感覺出來的。此後不久，魯迅便大病一場，這在他的身體上伏下了疾病的種子。魯迅一生，可說是在受辱中度過的，他後來形容自己怨敵甚多，一直處於被“圍剿”中，可見心境之苦。有時在文章中，也將這一厄運與心境寫出。1924年9月21日，他在編完《俟堂專文雜集》後寫的題記中云：“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2]這裡的“寇劫”，當指同年6月11日遭圍打之事，“宴之敖者”，系筆名，有隱義在焉。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解釋說：
……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譜，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載：“八月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可見他是把八道灣屋買來修繕好，同他的兄弟迻入，後來才“遷居”了的，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實。究竟為什麼“遷居”呢，先生說“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游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7年，魯迅在歷史小說《鑄劍》中，把作品中的復仇者取名為“宴之敖”，當也有此意。但魯迅後來很少再在文字中去狀寫此事，雖對周作人的精神追求多不敢恭維，也只是申明道理，決無影射之意。但周作人卻變本加厲，一有機會，便在文章中旁敲側擊，很失君子之風。這或可說是他一生最失策的幾件“昏”事之一吧。
周作人後來對魯迅的攻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趨時。周作人認為魯迅到上海後，搞起左翼文學，此轉變有趨時思想的因素。1935年，他在《〈蛙〉的教訓》中寫道：
我讀這篇短序，覺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對於文壇的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義的文學風靡一時，凡非自然主義的幾乎全被排斥，鷗外挨罵最甚，雖然夏目漱石也同樣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卻只記得他在罵人而少被人罵。那時我們愛談莫泊三左拉，所以對於日本的自然主義自然也很贊成的，但是議論如“露骨的描寫”等雖說得好，創作多而不精，這大約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讀，平常讀的書卻很矛盾地多是鷗外漱石之流。祖師田山花袋後來也轉變了，寫實的《田舍教師》我讀了還喜歡，以後似乎又歸了佛教什麼派，我就簡直不瞭然了。文壇上風氣雖已變換，可是罵鷗外似乎已成了習慣，直到他死時還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羅夫謾罵一陣，正如坪內逍遙死後有“文藝春秋社”的菊池寬的謾罵一樣。為什麼呢?大約總是為了他們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緣故吧。其實叫老年跟了青年跑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野蠻民族裡老人的處分方法有二，一是殺了煮來吃，一是幫同婦稚留守山寨，在壯士出去戰征的時候。叫他們去同青年一起跑，結果是氣喘吁吁的兩條老腿不聽命，反遲誤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嚇唬鄉下小孩，總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時光與地位，讓他去坐在門口太陽下，搓繩打草鞋，看管小雞鴨小兒，風雅的還可以看版畫寫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礙他們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來能夠寫寫小說戲曲的，當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說話，後來把握住了一種主義，文藝的理論與政策弄得頭頭是道了，創作便永遠再也寫不出來，這是常見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教訓。日本的自然主義信徒也可算是前車之鑑，雖然比中國成績總要好點。把靈魂賣給魔鬼的，據說成了沒有影子的人，把靈魂獻給上帝的，反正也相差無幾。不相信靈魂的人庶幾站得住了，因為沒有可賣的，可以站在外邊，雖然罵終是難免。鷗外是業醫的，又喜歡弄文學，所以自稱兩棲生活，不過這也正是他的強處，假如他專靠文學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須得去鑽“博文館”矣。章太炎先生曾經勸人不要即以學問為其職業，真真是懂得東方情事者也。[3]
借著談日本作家之機，而罵魯迅跟一些青年人跑，內在的隱喻仔細一看，就清晰可辨了。魯迅逝世前的幾個月，他發表《老人的胡鬧》一文，影射魯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語言十分苛毒：
孔子曾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話畢竟是不錯的，得的範圍也是頗大，名利都在內。日本兼好法師在《徒然草》中云：“語云，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慾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嘆息。”又俳諧大師芭蕉所作《閉關辭》中亦云：“因漁婦波上之枕而濕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雖亦甚多，唯以視老後猶復貪戀前途，苦其心神於錢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則其罪尚不可恕也。”陽曲傅青主有一條筆記云：“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強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以上都是對於老年的很好的格言，與孔子所說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占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此正病在私慾深，世味濃，貪戀前途之故也。雖曰不自愛惜羽毛，也原是個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臉踱出戲台來，則自亦難禁有人看了欲嘔耳。這裡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鬧並不一定是在守舊，實在卻是在維新。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不管所擁戴的是新舊左右，若只因其新興有勢力而擁戴之，則等是投機趨時，一樣的可笑。如三上棄自由主義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論雖似轉舊，其行為則是趨新也。此次三上演說因為侮辱中國，大家遂加留意，其實此類事世間多有，即我國的老人們亦宜以此為鑑，隨時自加檢點者也。[4]
[1] 《魯迅全集》第二卷，1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 《魯迅全集》第一卷，4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466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瞿秋白對魯迅曾有過類似的比喻，我以為是極精當的。
[5] 《魯迅全集》第二卷，1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6] 《魯迅全集》第二卷，162-1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7] 拙著《20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18頁，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8]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4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444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0]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7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參見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家學會主編《現代外國哲學》，296頁。
[12] 《周作人文選》第三卷，498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3] 周作人：《苦茶隨筆·後記》。
[14] 《周作人文選》第三卷，525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談及周氏兄弟的分手時，很痛惜地說：“周作人和魯迅晚年分道揚鑣，兄弟之間，也不免在字裡行間，有所譏刺，那當然是周作人的損失。”[1]儘管周作人後來一再表示對此事“不辯解”，但他多次撰文暗中影射其兄的做法，與他平和沖淡的精神多有相悖之處。人確是一種複雜的存在體，任何“純粹”，不過幻影而已。無論周作人怎樣超拔，而唯對魯迅一時難以相容，倘不是“昏”，恐不會致此吧。兄弟的失和，雙方都感到了受辱，這實在是兩人的不幸。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云：“……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讀這段文字，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兩人當時的樣子，我覺得其中可看出他們日常生活中凡俗的一面。魯迅在日記中記留此事，其平凡人生的神態，是可以感覺出來的。此後不久，魯迅便大病一場，這在他的身體上伏下了疾病的種子。魯迅一生，可說是在受辱中度過的，他後來形容自己怨敵甚多，一直處於被“圍剿”中，可見心境之苦。有時在文章中，也將這一厄運與心境寫出。1924年9月21日，他在編完《俟堂專文雜集》後寫的題記中云：“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2]這裡的“寇劫”，當指同年6月11日遭圍打之事，“宴之敖者”，系筆名，有隱義在焉。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解釋說：
……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譜，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載：“八月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可見他是把八道灣屋買來修繕好，同他的兄弟迻入，後來才“遷居”了的，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實。究竟為什麼“遷居”呢，先生說“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游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7年，魯迅在歷史小說《鑄劍》中，把作品中的復仇者取名為“宴之敖”，當也有此意。但魯迅後來很少再在文字中去狀寫此事，雖對周作人的精神追求多不敢恭維，也只是申明道理，決無影射之意。但周作人卻變本加厲，一有機會，便在文章中旁敲側擊，很失君子之風。這或可說是他一生最失策的幾件“昏”事之一吧。
周作人後來對魯迅的攻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趨時。周作人認為魯迅到上海後，搞起左翼文學，此轉變有趨時思想的因素。1935年，他在《〈蛙〉的教訓》中寫道：
我讀這篇短序，覺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對於文壇的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義的文學風靡一時，凡非自然主義的幾乎全被排斥，鷗外挨罵最甚，雖然夏目漱石也同樣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卻只記得他在罵人而少被人罵。那時我們愛談莫泊三左拉，所以對於日本的自然主義自然也很贊成的，但是議論如“露骨的描寫”等雖說得好，創作多而不精，這大約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讀，平常讀的書卻很矛盾地多是鷗外漱石之流。祖師田山花袋後來也轉變了，寫實的《田舍教師》我讀了還喜歡，以後似乎又歸了佛教什麼派，我就簡直不瞭然了。文壇上風氣雖已變換，可是罵鷗外似乎已成了習慣，直到他死時還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羅夫謾罵一陣，正如坪內逍遙死後有“文藝春秋社”的菊池寬的謾罵一樣。為什麼呢?大約總是為了他們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緣故吧。其實叫老年跟了青年跑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野蠻民族裡老人的處分方法有二，一是殺了煮來吃，一是幫同婦稚留守山寨，在壯士出去戰征的時候。叫他們去同青年一起跑，結果是氣喘吁吁的兩條老腿不聽命，反遲誤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嚇唬鄉下小孩，總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時光與地位，讓他去坐在門口太陽下，搓繩打草鞋，看管小雞鴨小兒，風雅的還可以看版畫寫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礙他們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來能夠寫寫小說戲曲的，當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說話，後來把握住了一種主義，文藝的理論與政策弄得頭頭是道了，創作便永遠再也寫不出來，這是常見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教訓。日本的自然主義信徒也可算是前車之鑑，雖然比中國成績總要好點。把靈魂賣給魔鬼的，據說成了沒有影子的人，把靈魂獻給上帝的，反正也相差無幾。不相信靈魂的人庶幾站得住了，因為沒有可賣的，可以站在外邊，雖然罵終是難免。鷗外是業醫的，又喜歡弄文學，所以自稱兩棲生活，不過這也正是他的強處，假如他專靠文學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須得去鑽“博文館”矣。章太炎先生曾經勸人不要即以學問為其職業，真真是懂得東方情事者也。[3]
借著談日本作家之機，而罵魯迅跟一些青年人跑，內在的隱喻仔細一看，就清晰可辨了。魯迅逝世前的幾個月，他發表《老人的胡鬧》一文，影射魯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語言十分苛毒：
孔子曾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話畢竟是不錯的，得的範圍也是頗大，名利都在內。日本兼好法師在《徒然草》中云：“語云，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慾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嘆息。”又俳諧大師芭蕉所作《閉關辭》中亦云：“因漁婦波上之枕而濕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雖亦甚多，唯以視老後猶復貪戀前途，苦其心神於錢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則其罪尚不可恕也。”陽曲傅青主有一條筆記云：“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強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以上都是對於老年的很好的格言，與孔子所說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占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此正病在私慾深，世味濃，貪戀前途之故也。雖曰不自愛惜羽毛，也原是個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臉踱出戲台來，則自亦難禁有人看了欲嘔耳。這裡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鬧並不一定是在守舊，實在卻是在維新。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不管所擁戴的是新舊左右，若只因其新興有勢力而擁戴之，則等是投機趨時，一樣的可笑。如三上棄自由主義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論雖似轉舊，其行為則是趨新也。此次三上演說因為侮辱中國，大家遂加留意，其實此類事世間多有，即我國的老人們亦宜以此為鑑，隨時自加檢點者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