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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蝴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飄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搏這空虛中的暗夜了……[1]
……
衰老感，以及對體外世界的複雜的態度，構成了魯迅世界異樣的聲調。但魯迅對生命的內省，總有一種刺耳的聲音，似乎涌動著不甘於失敗的勇氣。這大概是周作人所不具有的。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不可重複性，那感覺便帶著無奈的苦澀。人在靜思冥想的時候，或許多少有點這類的悵惘，感傷也並不是顧影自憐的做作。我以為問題是如何對待己身，怎樣直面生活，這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吧。
意識到自己不再年輕，於是便有了對下一代人的愛憐，對青春的歆羨，也便有了父愛意識。周氏兄弟，他們的父愛感一直在作品中迸射著。讀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燈下漫筆》、《我之節烈觀》，周作人《荊棘》、《小孩》、《兒童的文學》等，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但都不是教訓的口吻，而是站在生命價值的角度，以生命對生命的同情，愛撫，來拓展艱難的人生之路。周氏兄弟似乎有著一種與天下弱小者同呼吸的使命，這不僅在他們的學術研究中，更體現在創作里。魯迅的肅殺，周作人的沉靜，似乎都有這種東西。
常人是不會那麼敏感地去傾聽自己生命的流逝聲的。用簡單的自戀來解釋它，或許並不合適。他們的奇特性在於，其思維之網，均超過了正常人的感覺閾限，智者們從不會純然地沉浸於世俗的歡娛里，那種竦身一搖，跳將出來反觀眾生的冷然態度，便是視野超常的根本緣由。周氏兄弟是昏睡的夜的少有的清醒者。周圍是廣大的黑暗的世界。他們知道自己處於何處，但卻無奈於路的選擇。看兩人的作品，常常便使人感到“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悲哀”。於是便以老年人的口吻，敘述著蒼冷的世間的故事，絕望與哀痛，長久地縈繞在他們的世界裡。在這兩個不安的靈魂里，我讀到了現代人最為深重的生存困境。
因為心裡太寂寞，於是便從藝術里尋找解脫的方式，兩人似乎都說過類似的話。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中說：
……我已明知我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想像的友人，能夠理解庸人之心的讀者。我並不想這些文章會於別人有什麼用處，或者可以給予多少怡悅;我只想表現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並無別的目的……
我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慰安;夾雜讀書，胡亂作文，不值學人之一笑，但在自己總得了相當的效果了。或者國內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將這本雜集呈獻與他;倘若沒有，也就罷了。——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了。
魯迅在《吶喊》的自序中也寫道：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
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2]
在苦悶中抒寫著己身的愛憎，這在兩人身上有著相同的體驗。但這苦悶不是簡單的恩怨，事功的有無，而恰恰是對生存意義的懷疑，以及對對象世界的否認。兩人差不多不約而同地對理性的意義產生了詰問，那種拷問，讀起來確有森然的感覺。例如魯迅，談中國的生存環境和歷史文化，便說是“吃人”。而周作人則嘆道：中國的歷史都是殭屍一樣的東西。30年代以前，周作人差不多在思想的脈絡上，延續了許多魯迅的思路，有的乾脆如出一轍。周圍的世界找不到亮色，於是便在寫作中張揚自我的個性。然而在他們的小說、散文中，幾乎處處滲透著無奈，文章有時被濃濃的冷霧包圍著。先前他們相信文藝是可以改良人生的，至少在“五四”時期，兩人有過這類思想，但“五四”高潮過後，一個相信文章的效益不及“火與箭”(魯迅在《兩地書》中向許廣平談及過此)，一個則開始躲到苦雨齋中品茶自娛起來。周作人在倡導《人的文學》時，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而20年代末，卻一下子成了“老人”，熱情一點點消失了。但他們依然沒有放棄寫作，在痛苦最深的時候，兩人的創作量反而更大。在魯迅那裡，譯書與寫作，有時甚至達到自虐的程度，他把生命的血與淚，全部塗抹於藝術的空間裡。心靈的戰慄，無序的低語，反抗絕望的吼叫，差不多都折射於其間。在魯迅的作品中，幾乎看不到暖色，四周是無邊的黑暗，人的苦難占據了小說的空間，給人強烈的壓迫感。狂人的眼光，祥林嫂的絕望，孔乙己的潦倒，阿Q的死亡……那是一個太灰色的王國，魯迅將人類最可怕的一幕，展示給了我們。而周作人呢，卻將這黑暗深深地隱到心靈的深處，將苦酒吞入肚中。但在他的散文里，哪怕是最典雅溫和的作品中，你依然可體味到一種難言的哀怨。20年代的周作人，在散文的園地里，不斷地釋放著淡淡的哀愁，雖然不及魯迅那樣強大的張力，但不同尋常的憂鬱，也使他的文字體現了生命的深味。那是催人深省的藝術之光，他的生命存在形式，便那樣真切而形象地印在這些作品裡，使我們這些後人，知道還曾有過這類靈魂的存在。周氏兄弟在創作風格中所體現的風範，對一切遇到人類生存困境的人們，或許都是一個有益的提示。
我深深地感到，魯迅的苦悶，在創作中並未得到逃脫。除了宣洩之外，他得到的，卻是更深重的苦難與絕望。周作人則漸漸遠離著歷史的黑洞，雖然也不時釋放著不安與驚異，但他卻在剎那的瞬間，勾勒出誘人的、恬靜的樂園，使人於此中體味永恆的美味。這或許是兩人根本的區別吧?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萬丈深淵，他漸漸學會了繞道而行的方式，但魯迅卻跳了下去，以異樣的聲音正視著黑暗。魯迅太冷峻了，你讀他的《狂人日記》、《孤獨者》，差不多被裹在冬日的寒風裡。而周作人卻把一道防風的雨布遮掩過來，讓你略感到一絲絲的逃避之感。為什麼如此不同地選擇直面苦難的態度?懂得了這一點，便會知道他們世界的日趨不同的因由吧?這確實是一個謎，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的情愫，便寫在這樣的圖式里。你無法擺脫這兩種苦難的態度，中間的路，似乎是沒有的，除非你是一個沒有痛感的閒人。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搏這空虛中的暗夜了……[1]
……
衰老感，以及對體外世界的複雜的態度，構成了魯迅世界異樣的聲調。但魯迅對生命的內省，總有一種刺耳的聲音，似乎涌動著不甘於失敗的勇氣。這大概是周作人所不具有的。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不可重複性，那感覺便帶著無奈的苦澀。人在靜思冥想的時候，或許多少有點這類的悵惘，感傷也並不是顧影自憐的做作。我以為問題是如何對待己身，怎樣直面生活，這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吧。
意識到自己不再年輕，於是便有了對下一代人的愛憐，對青春的歆羨，也便有了父愛意識。周氏兄弟，他們的父愛感一直在作品中迸射著。讀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燈下漫筆》、《我之節烈觀》，周作人《荊棘》、《小孩》、《兒童的文學》等，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但都不是教訓的口吻，而是站在生命價值的角度，以生命對生命的同情，愛撫，來拓展艱難的人生之路。周氏兄弟似乎有著一種與天下弱小者同呼吸的使命，這不僅在他們的學術研究中，更體現在創作里。魯迅的肅殺，周作人的沉靜，似乎都有這種東西。
常人是不會那麼敏感地去傾聽自己生命的流逝聲的。用簡單的自戀來解釋它，或許並不合適。他們的奇特性在於，其思維之網，均超過了正常人的感覺閾限，智者們從不會純然地沉浸於世俗的歡娛里，那種竦身一搖，跳將出來反觀眾生的冷然態度，便是視野超常的根本緣由。周氏兄弟是昏睡的夜的少有的清醒者。周圍是廣大的黑暗的世界。他們知道自己處於何處，但卻無奈於路的選擇。看兩人的作品，常常便使人感到“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悲哀”。於是便以老年人的口吻，敘述著蒼冷的世間的故事，絕望與哀痛，長久地縈繞在他們的世界裡。在這兩個不安的靈魂里，我讀到了現代人最為深重的生存困境。
因為心裡太寂寞，於是便從藝術里尋找解脫的方式，兩人似乎都說過類似的話。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中說：
……我已明知我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想像的友人，能夠理解庸人之心的讀者。我並不想這些文章會於別人有什麼用處，或者可以給予多少怡悅;我只想表現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並無別的目的……
我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慰安;夾雜讀書，胡亂作文，不值學人之一笑，但在自己總得了相當的效果了。或者國內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將這本雜集呈獻與他;倘若沒有，也就罷了。——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了。
魯迅在《吶喊》的自序中也寫道：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
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2]
在苦悶中抒寫著己身的愛憎，這在兩人身上有著相同的體驗。但這苦悶不是簡單的恩怨，事功的有無，而恰恰是對生存意義的懷疑，以及對對象世界的否認。兩人差不多不約而同地對理性的意義產生了詰問，那種拷問，讀起來確有森然的感覺。例如魯迅，談中國的生存環境和歷史文化，便說是“吃人”。而周作人則嘆道：中國的歷史都是殭屍一樣的東西。30年代以前，周作人差不多在思想的脈絡上，延續了許多魯迅的思路，有的乾脆如出一轍。周圍的世界找不到亮色，於是便在寫作中張揚自我的個性。然而在他們的小說、散文中，幾乎處處滲透著無奈，文章有時被濃濃的冷霧包圍著。先前他們相信文藝是可以改良人生的，至少在“五四”時期，兩人有過這類思想，但“五四”高潮過後，一個相信文章的效益不及“火與箭”(魯迅在《兩地書》中向許廣平談及過此)，一個則開始躲到苦雨齋中品茶自娛起來。周作人在倡導《人的文學》時，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而20年代末，卻一下子成了“老人”，熱情一點點消失了。但他們依然沒有放棄寫作，在痛苦最深的時候，兩人的創作量反而更大。在魯迅那裡，譯書與寫作，有時甚至達到自虐的程度，他把生命的血與淚，全部塗抹於藝術的空間裡。心靈的戰慄，無序的低語，反抗絕望的吼叫，差不多都折射於其間。在魯迅的作品中，幾乎看不到暖色，四周是無邊的黑暗，人的苦難占據了小說的空間，給人強烈的壓迫感。狂人的眼光，祥林嫂的絕望，孔乙己的潦倒，阿Q的死亡……那是一個太灰色的王國，魯迅將人類最可怕的一幕，展示給了我們。而周作人呢，卻將這黑暗深深地隱到心靈的深處，將苦酒吞入肚中。但在他的散文里，哪怕是最典雅溫和的作品中，你依然可體味到一種難言的哀怨。20年代的周作人，在散文的園地里，不斷地釋放著淡淡的哀愁，雖然不及魯迅那樣強大的張力，但不同尋常的憂鬱，也使他的文字體現了生命的深味。那是催人深省的藝術之光，他的生命存在形式，便那樣真切而形象地印在這些作品裡，使我們這些後人，知道還曾有過這類靈魂的存在。周氏兄弟在創作風格中所體現的風範，對一切遇到人類生存困境的人們，或許都是一個有益的提示。
我深深地感到，魯迅的苦悶，在創作中並未得到逃脫。除了宣洩之外，他得到的，卻是更深重的苦難與絕望。周作人則漸漸遠離著歷史的黑洞，雖然也不時釋放著不安與驚異，但他卻在剎那的瞬間，勾勒出誘人的、恬靜的樂園，使人於此中體味永恆的美味。這或許是兩人根本的區別吧?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萬丈深淵，他漸漸學會了繞道而行的方式，但魯迅卻跳了下去，以異樣的聲音正視著黑暗。魯迅太冷峻了，你讀他的《狂人日記》、《孤獨者》，差不多被裹在冬日的寒風裡。而周作人卻把一道防風的雨布遮掩過來，讓你略感到一絲絲的逃避之感。為什麼如此不同地選擇直面苦難的態度?懂得了這一點，便會知道他們世界的日趨不同的因由吧?這確實是一個謎，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的情愫，便寫在這樣的圖式里。你無法擺脫這兩種苦難的態度，中間的路，似乎是沒有的，除非你是一個沒有痛感的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