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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病在右肋，執筆不大方便，這封信也是分四次寫成的。以後再談罷。
文字是美的，調子也緩緩的。我在這兒感到了一股冷氣。離他倡導“新村”精神還不到兩年，思想便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是有“謎”在其中的。或是生活發生了危機，或是信念有了變化，或是二者兼有之，不得而知。人生是奇怪的。樂觀主義的倡導者，往往心裡並不樂觀。因為精神殘缺之故，便要以另一方法代償之，而心底的深處，依然是殘缺的。魯迅大概也有這類的體驗。所謂“始於吶喊，終於彷徨”，根底大概還是多彷徨的吧。總之，兄弟二人那時確實遇到了心理障礙，心境之苦，非為外人所道也。1921年5月27日，魯迅在經歷了半年護理弟弟的辛苦期後，決定把他送到西山療養。那日的日記云：“二十七日，晴。清晨攜工往西山碧雲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後回，經海甸停飲，大醉。”想一想那時他一人獨自飲酒的情形，便可見出魯迅的悲哀之深。二弟的苦狀其實亦在深深地折磨著他，似乎用不著彼此的撫慰。在可憐的世間，大家同樣是可嘆的過客。世上本沒有路，遠方的不過是影的召喚。周氏兄弟差不多被推向了同樣的絕壁上。當兩人相視對坐、無語交流的時候，人間的一切苦樂，便同時在沉默中化為虛無了。
幾乎很少有人會體會到兩人的無奈。這是精神的無根漂泊的悵然的日子，正像一朵雲，不知道會被風吹到什麼地方。在《晝夢》中，周作人嘆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間的悲哀與驚恐。
嚴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著，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充血的臉龐隱過了自然的紅暈，黑眼睛還留著處女的光輝，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過於清寒了，——這悲哀的景象已經幾乎近於神聖了。
胡同口外站著候座的車夫，粗麻布似的手巾從頭上包到下頷，灰塵的臉的中間，兩隻眼現出不測的深淵，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見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顫了。
我曾試我的叫喊，卻只有返響回來，告訴我的聲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處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了。
要去信託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卻又太薄弱一點了。
這是弱者的聲音，調子幾乎沒有什麼亮色了。魯迅也絕望過，哀嘆過，但仿佛並不一意滑向消沉，他的文字，往往還透著生命的昂揚之力，是深沉的自省與內創，一種不甘沉寂的突奔常常在那裡流動著。《野草》寫過客的孤苦，並不像周作人軟弱的沉下去、沉下去，而是與絕望抗爭地奔走。周圍的荒涼由於過客無畏的前行而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澤。你可以從中領略到灰色與死滅，但絕無寧靜的消沉和無力的感嘆。試看《影的告別》，魯迅這樣描述他的心境：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願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沉沒。
在悖論中的魯迅，無數次重複著自己的生命內覺，這內覺越來越向上升騰著，我讀出了其中的形而上的意味。《野草》是哲學的，那上面寫著一個生命的讖語，那是自老莊以來的中國文化所從未滾動過的聲音。讀這類的文字，我便想起周作人的消沉期的詠嘆。坦率講，他在人性的深度上，是不及魯迅的。但周作人的苦惱意識中，還常常有健全理性的支撐，一種雅態的塗飾。而魯迅則撕碎了一切理性之網，進入了完全無序的混沌里。這種混沌又不類西方非理性主義的玄奧的低語，而恰恰是生命之流原色的流淌。猶如地火突地噴吐出來，無規則、無情面地流動。但它壓迫著你，使你從這血色的世界裡，感受到偉大的熱力。周作人永遠也沒有這樣的熱力，他仿佛一道清風，除了給你爽快，便不再有什麼，雖然它永遠散著誘人的情致。
懂得了人生的苦，這便是周氏兄弟創作中的一種文化的自覺。一切烏托邦的預約，在他們那裡失去了顏色。讀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種對付苦的態度。他們的全部人生哲學，差不多都寫在咀嚼苦難的歷程里。只有看懂了這些作品，你才會懂得，“五四”過後，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數作家，如此長久地被人們談起。那些淺薄地叫喊痛苦與不幸的文人，在他們面前，確是要失去亮度的。
40歲，按當代人的目光，還不屬真正意義的中年，至少還拖著青年時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卻已把自己當成老年了。他們那麼敏感於自己生命的流逝，對體內的青春的永訣，似乎格外看重。但他們“五四”以後從未以一個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帶著青年的激情寫作過。最初的散文創作，在我看來，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覺，但又不像傳統老人那麼古拙、迂執。這很奇特，從年齡的角度來分析兩人的時空感，或許可以找到一個問題的提示。我認為暮色的雄厚與悲壯，在他兩人身上，表現得是格外突出的。此無它，不僅是對已逝的生命的眷戀，更主要的，乃是對生命價值的蒼涼的體味。這種生命的自我覺態，使他們的世界的背後，一直散發著人的最真切的氣息。迷茫的、自信的、哀傷的……這個靈與肉的碰撞，昭示著他們精神的深與情慾的深。
周作人在《過去的生命》中寫生命的流逝聲，是真切而哀傷的：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那裡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頭走過去了。
我坐起來，拿了一枝筆，在紙上亂點，
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跡——
但是一行也不能寫。
我仍是睡在床上，
親自聽見他沉沉的他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頭走過去了。
這是周作人在病中寫下的句子，毫無30年代以後那種雅態，它是作者原我的袒露，也無遮掩氣。這是寫給自己的，是生命對生命自身的低語。人大概只有在病中，才會有這類刻骨的感覺。聆聽著歲月在身邊滑過，意識到春要過去，夏要過去，晚秋與深冬也要過去，內心深處，會有更深的失落感吧?這一點，魯迅的體悟，要更為深切。《野草·希望》寫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著，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著，頭髮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文字是美的，調子也緩緩的。我在這兒感到了一股冷氣。離他倡導“新村”精神還不到兩年，思想便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是有“謎”在其中的。或是生活發生了危機，或是信念有了變化，或是二者兼有之，不得而知。人生是奇怪的。樂觀主義的倡導者，往往心裡並不樂觀。因為精神殘缺之故，便要以另一方法代償之，而心底的深處，依然是殘缺的。魯迅大概也有這類的體驗。所謂“始於吶喊，終於彷徨”，根底大概還是多彷徨的吧。總之，兄弟二人那時確實遇到了心理障礙，心境之苦，非為外人所道也。1921年5月27日，魯迅在經歷了半年護理弟弟的辛苦期後，決定把他送到西山療養。那日的日記云：“二十七日，晴。清晨攜工往西山碧雲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後回，經海甸停飲，大醉。”想一想那時他一人獨自飲酒的情形，便可見出魯迅的悲哀之深。二弟的苦狀其實亦在深深地折磨著他，似乎用不著彼此的撫慰。在可憐的世間，大家同樣是可嘆的過客。世上本沒有路，遠方的不過是影的召喚。周氏兄弟差不多被推向了同樣的絕壁上。當兩人相視對坐、無語交流的時候，人間的一切苦樂，便同時在沉默中化為虛無了。
幾乎很少有人會體會到兩人的無奈。這是精神的無根漂泊的悵然的日子，正像一朵雲，不知道會被風吹到什麼地方。在《晝夢》中，周作人嘆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間的悲哀與驚恐。
嚴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著，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充血的臉龐隱過了自然的紅暈，黑眼睛還留著處女的光輝，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過於清寒了，——這悲哀的景象已經幾乎近於神聖了。
胡同口外站著候座的車夫，粗麻布似的手巾從頭上包到下頷，灰塵的臉的中間，兩隻眼現出不測的深淵，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見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顫了。
我曾試我的叫喊，卻只有返響回來，告訴我的聲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處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了。
要去信託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卻又太薄弱一點了。
這是弱者的聲音，調子幾乎沒有什麼亮色了。魯迅也絕望過，哀嘆過，但仿佛並不一意滑向消沉，他的文字，往往還透著生命的昂揚之力，是深沉的自省與內創，一種不甘沉寂的突奔常常在那裡流動著。《野草》寫過客的孤苦，並不像周作人軟弱的沉下去、沉下去，而是與絕望抗爭地奔走。周圍的荒涼由於過客無畏的前行而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澤。你可以從中領略到灰色與死滅，但絕無寧靜的消沉和無力的感嘆。試看《影的告別》，魯迅這樣描述他的心境：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願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沉沒。
在悖論中的魯迅，無數次重複著自己的生命內覺，這內覺越來越向上升騰著，我讀出了其中的形而上的意味。《野草》是哲學的，那上面寫著一個生命的讖語，那是自老莊以來的中國文化所從未滾動過的聲音。讀這類的文字，我便想起周作人的消沉期的詠嘆。坦率講，他在人性的深度上，是不及魯迅的。但周作人的苦惱意識中，還常常有健全理性的支撐，一種雅態的塗飾。而魯迅則撕碎了一切理性之網，進入了完全無序的混沌里。這種混沌又不類西方非理性主義的玄奧的低語，而恰恰是生命之流原色的流淌。猶如地火突地噴吐出來，無規則、無情面地流動。但它壓迫著你，使你從這血色的世界裡，感受到偉大的熱力。周作人永遠也沒有這樣的熱力，他仿佛一道清風，除了給你爽快，便不再有什麼，雖然它永遠散著誘人的情致。
懂得了人生的苦，這便是周氏兄弟創作中的一種文化的自覺。一切烏托邦的預約，在他們那裡失去了顏色。讀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種對付苦的態度。他們的全部人生哲學，差不多都寫在咀嚼苦難的歷程里。只有看懂了這些作品，你才會懂得，“五四”過後，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數作家，如此長久地被人們談起。那些淺薄地叫喊痛苦與不幸的文人，在他們面前，確是要失去亮度的。
40歲，按當代人的目光，還不屬真正意義的中年，至少還拖著青年時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卻已把自己當成老年了。他們那麼敏感於自己生命的流逝，對體內的青春的永訣，似乎格外看重。但他們“五四”以後從未以一個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帶著青年的激情寫作過。最初的散文創作，在我看來，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覺，但又不像傳統老人那麼古拙、迂執。這很奇特，從年齡的角度來分析兩人的時空感，或許可以找到一個問題的提示。我認為暮色的雄厚與悲壯，在他兩人身上，表現得是格外突出的。此無它，不僅是對已逝的生命的眷戀，更主要的，乃是對生命價值的蒼涼的體味。這種生命的自我覺態，使他們的世界的背後，一直散發著人的最真切的氣息。迷茫的、自信的、哀傷的……這個靈與肉的碰撞，昭示著他們精神的深與情慾的深。
周作人在《過去的生命》中寫生命的流逝聲，是真切而哀傷的：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那裡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頭走過去了。
我坐起來，拿了一枝筆，在紙上亂點，
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跡——
但是一行也不能寫。
我仍是睡在床上，
親自聽見他沉沉的他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頭走過去了。
這是周作人在病中寫下的句子，毫無30年代以後那種雅態，它是作者原我的袒露，也無遮掩氣。這是寫給自己的，是生命對生命自身的低語。人大概只有在病中，才會有這類刻骨的感覺。聆聽著歲月在身邊滑過，意識到春要過去，夏要過去，晚秋與深冬也要過去，內心深處，會有更深的失落感吧?這一點，魯迅的體悟，要更為深切。《野草·希望》寫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著，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著，頭髮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