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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作人的默無聲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著這種苦澀的預言麼?讀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廟中的僧侶，悠然平和之中，何嘗沒有大悲苦於斯?不過是沒有跳入塵世，與俗界周旋而已。入世苦，逃世也苦，這是人生的無奈。我覺得周作人對人生幸福的懷疑，其程度並不亞於魯迅。1923年7月，他與哥哥分手後，曾寫過《尋路的人》一文，讀起來，便很有難言的苦澀：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單獨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但說起來去掙扎著，實際上並不敢像魯迅那樣決然地前行著。所以文字中有時又不免多一點遁世的逍遙。《雨天的書》的自序云：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閒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周作人的語言看似平淡，但畢竟還可品出其中隱含的無奈與自娛。那時候他已與魯迅分手幾個月了，內心的創傷，也不必言說。家事國事繫於一身，除了無奈中的自娛，似乎並無更好的選擇。這是真正的大悲哀。但我以為他的寫作狀態，毫無俗態，至少那種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煉，殊難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這種狀態，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淺薄的人做這種文章，易流於俗，而他確是達到了一種境界。把苦澀的變成甜意，將陰鬱轉變為明快，不是高人，很難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種這樣的調子，但決無周作人那樣沖淡。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與東方文化中沐浴數十年才會有的大境界。這恰好和魯迅的風骨相互映照，聳立著兩座奇異的峰巒。現代文人直面苦難時，都會遇到這兩人的難題。他們無意之間，為後人應付人生困境，留下了兩道無法超越的精神範式。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場，這對他的精神，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病中的人，往往在與塵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麼，想起一些什麼。像他這樣一種內向、敏感而又多學識的人，在那10個月的苦寂中，所獲所得，是超過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養病時寫的小品，很驚異於他的大徹後的清雅肅寂，那是怎樣哀憐隱痛的人間情懷。以往厲言正色的論述一時隱去了，樂觀的理性勾勒也無跡可尋。在他那兒，猛然間冒出那麼多感傷而冷靜的詠嘆，仿佛一時間得到了仙風道骨，談吐之間，多佛道之氣。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雜信》如同天上來文，清悠悠的文體裡，散著妙理奇言。此前人們還沒有看到他寫過這樣沖淡的文字，既無理趣的演義，又不是無邊際的歌吟，那是從骨子裡流出的人間真言，迷茫與感傷，哀嘆與悲憐，均於此間散發著，流動著。
這很類似於魯迅在補樹書屋那裡抄古碑文的心境。雖無魯迅那樣黯然的絕望，但悲觀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養的半年多時間裡，他大量地讀起佛經，對釋氏的興趣忽地增長起來。查魯迅日記，有下述記載：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取回《佛本行經》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帶回《出曜經》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起世經》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後往山本病院視二弟，持回《樓炭經》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當來變經》等一冊。”(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臥佛寺購佛書三種，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臥佛寺為二弟購佛經三種，又自購楞伽經論等四種共八冊……”(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醫院為潘企莘譯。往臥佛寺為二弟購《梵網經疏》、《立世阿毘曇論》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後往山本醫院。晚得二弟信並《大乘論》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觸過佛經的。剛至北京時，魯迅書房裡，也堆著大量的此類書籍。此時他忽地潛心閱讀經書，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內心有苦，是確實的。《山中雜信》中，便有佛的聲音，隱隱地，像緩緩的悶雷，在文字的背後響動著：
伏園兄：
我已於本月初退院，搬到山裡來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鄉城內的臥龍山模樣，但在北京近郊，已經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雲寺在山腹上，地位頗好，只是我還不曾到外邊去看過，因為須等醫生再來診察一次之後，才能決定可以怎樣行動，而且又是連日下雨，連院子裡都不能行走，終日只是起臥屋內罷了。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里住著幾個和尚們，買了許多香椿干，攤在蘆席上晾著，這兩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幹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著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干，總覺得對於這班和尚們心裡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黃昏時候的清澈磬聲，仿佛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裡，真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著一個“無領事管束”的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不知你以為何如?
寺內的空氣並不比外間更為和平。我來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個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說他偷寺內的法物，先打了一頓，然後捆送到城內什麼衙門去了。究竟偷東西沒有，是別一個問題，但吊打恐總非佛家所宜。大約現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業”的三綱五常一樣，早已成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這永為棄物的波羅夷罪，並無妨礙，只要有權力，便可以處置別人，正如護持名教的人卻打他的老父，世間也一點都不以為奇。我們廚房的間壁，住著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兩個少年的夥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所以更容易爭鬧起來。前天晚上，他們都不願意燒飯，互相推諉，始而相罵，終於各執灶上的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吒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劫後英雄略》等書里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從這兩件事看來，你大約可以知道這山上的戰氛罷。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單獨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但說起來去掙扎著，實際上並不敢像魯迅那樣決然地前行著。所以文字中有時又不免多一點遁世的逍遙。《雨天的書》的自序云：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閒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周作人的語言看似平淡，但畢竟還可品出其中隱含的無奈與自娛。那時候他已與魯迅分手幾個月了，內心的創傷，也不必言說。家事國事繫於一身，除了無奈中的自娛，似乎並無更好的選擇。這是真正的大悲哀。但我以為他的寫作狀態，毫無俗態，至少那種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煉，殊難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這種狀態，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淺薄的人做這種文章，易流於俗，而他確是達到了一種境界。把苦澀的變成甜意，將陰鬱轉變為明快，不是高人，很難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種這樣的調子，但決無周作人那樣沖淡。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與東方文化中沐浴數十年才會有的大境界。這恰好和魯迅的風骨相互映照，聳立著兩座奇異的峰巒。現代文人直面苦難時，都會遇到這兩人的難題。他們無意之間，為後人應付人生困境，留下了兩道無法超越的精神範式。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場，這對他的精神，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病中的人，往往在與塵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麼，想起一些什麼。像他這樣一種內向、敏感而又多學識的人，在那10個月的苦寂中，所獲所得，是超過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養病時寫的小品，很驚異於他的大徹後的清雅肅寂，那是怎樣哀憐隱痛的人間情懷。以往厲言正色的論述一時隱去了，樂觀的理性勾勒也無跡可尋。在他那兒，猛然間冒出那麼多感傷而冷靜的詠嘆，仿佛一時間得到了仙風道骨，談吐之間，多佛道之氣。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雜信》如同天上來文，清悠悠的文體裡，散著妙理奇言。此前人們還沒有看到他寫過這樣沖淡的文字，既無理趣的演義，又不是無邊際的歌吟，那是從骨子裡流出的人間真言，迷茫與感傷，哀嘆與悲憐，均於此間散發著，流動著。
這很類似於魯迅在補樹書屋那裡抄古碑文的心境。雖無魯迅那樣黯然的絕望，但悲觀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養的半年多時間裡，他大量地讀起佛經，對釋氏的興趣忽地增長起來。查魯迅日記，有下述記載：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取回《佛本行經》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帶回《出曜經》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起世經》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後往山本病院視二弟，持回《樓炭經》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當來變經》等一冊。”(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臥佛寺購佛書三種，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臥佛寺為二弟購佛經三種，又自購楞伽經論等四種共八冊……”(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醫院為潘企莘譯。往臥佛寺為二弟購《梵網經疏》、《立世阿毘曇論》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後往山本醫院。晚得二弟信並《大乘論》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觸過佛經的。剛至北京時，魯迅書房裡，也堆著大量的此類書籍。此時他忽地潛心閱讀經書，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內心有苦，是確實的。《山中雜信》中，便有佛的聲音，隱隱地，像緩緩的悶雷，在文字的背後響動著：
伏園兄：
我已於本月初退院，搬到山裡來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鄉城內的臥龍山模樣，但在北京近郊，已經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雲寺在山腹上，地位頗好，只是我還不曾到外邊去看過，因為須等醫生再來診察一次之後，才能決定可以怎樣行動，而且又是連日下雨，連院子裡都不能行走，終日只是起臥屋內罷了。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里住著幾個和尚們，買了許多香椿干，攤在蘆席上晾著，這兩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幹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著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干，總覺得對於這班和尚們心裡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黃昏時候的清澈磬聲，仿佛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裡，真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著一個“無領事管束”的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不知你以為何如?
寺內的空氣並不比外間更為和平。我來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個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說他偷寺內的法物，先打了一頓，然後捆送到城內什麼衙門去了。究竟偷東西沒有，是別一個問題，但吊打恐總非佛家所宜。大約現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業”的三綱五常一樣，早已成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這永為棄物的波羅夷罪，並無妨礙，只要有權力，便可以處置別人，正如護持名教的人卻打他的老父，世間也一點都不以為奇。我們廚房的間壁，住著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兩個少年的夥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所以更容易爭鬧起來。前天晚上，他們都不願意燒飯，互相推諉，始而相罵，終於各執灶上的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吒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劫後英雄略》等書里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從這兩件事看來，你大約可以知道這山上的戰氛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