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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中，魯迅曾寫道：“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16]這其中，也含有對朱安這類女性的哀憐。魯迅實際上是反對多妻主義的，亦主張男女的平等。把魯迅後來的愛情選擇看成多妻主義，是一種錯覺，或者可說是惡意的判斷。魯迅曾說：“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17]魯迅是站在女人的角度，來思考男女的愛情上的平等的。這裡涉及到道德的自我界定。什麼是合理的道德呢?“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18]我覺得這是很深刻的內省。魯迅在選擇對許廣平的愛時，並非沒有考慮到朱安的存在。在處理愛情問題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萬分。《兩地書》中，魯迅曾談及自己性格中妥協的一面。讀起來亦有傷感之嘆。但這種傷感，正如王得後先生所談，並非什麼“負罪”之感，而是充滿了悲劇意識。許廣平針對魯迅的憂慮，曾這樣說道：
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按：這裡指朱安)，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裡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有時也想另謀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所以更無辦法。……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吃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的，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19]
邁出這一步，走向愛的王國，這在魯迅那裡，是極其艱難的。讀《兩地書》，可感受到兩性間純粹而博大的愛。那種血的聲音，顯示著人類天良的美色，絕無周作人所說的無聊之意。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在中國現代史上，是難得的兩性摯愛的文本，那裡毫無世俗的卿卿我我之情，其中隱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裡留有現代先驅者，在傳統的壓迫中，怎樣艱難地爬出人生的苦門，以人的聲音，向世間發出的苦訴和戰叫。每次讀到魯夫子忍痛咀嚼人生苦果的文字，便被異樣的感情罩住。它所折射出的，乃東方人生哲學中最神奧的光澤。那裡有血，有淚，有漫長的荊棘，也有滿身血痕的鬥士的風采。周作人對這一世界的領會，其吞吐、敵意的口語，大概是不得其真義的。
也許，愛永遠是一個謎，男人與女人，也永遠是一個謎。我們繞不過這一存在，從遠古到現代，乃至今天。但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著，尋覓著，創造著。生命的價值，或許就存在於這種艱難的選擇之中。
注 釋
[1] 《魯迅全集》第十四卷，1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 [3] 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魯迅全集》第一卷，322-3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5] 《魯迅全集》第二卷，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6] 《魯迅全集》第一卷，1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7] 《魯迅全集》第三卷，5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8]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6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
[9] 《知堂回想錄》，425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10]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
[11] [12] 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2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4] 轉引自王得後：《〈兩地書〉研究》，27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234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6] 《魯迅全集》第一卷，32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7] 《魯迅全集》第一卷，1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8] 《魯迅全集》第一卷，1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9]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2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理解魯迅難，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細讀兩人的全部文章，常使我感到難言的沉重。這不僅是那些文字所釋放的信息給人以複雜的感應，更主要的，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常常使他們處於尷尬的、甚至絕望的境地。我一直覺得，兩人身上有著殊途同歸的一面。這感覺似乎不著邊際，亦有悖於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的評價，但事實是，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態的中國人生的叛逆，不過一個趨於掙扎、搏擊，另一個空手道般地隱於苦難的大澤，其形態雖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個基點上。懂得魯迅的，莫過於周作人;同樣，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長兄。因為彼此太了解，又深諳對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我一直認為，倘若不是羽太信子的存在，二周的分手，是遲早的事情。我們順著兩人文章的脈絡梳理一下，便可知道二水分流的必然了。
周作人一向是反對壓制個性的，他始終主張多樣性，主張寬容，把自由當成社會發展的目標，這善良的主張多少有點烏托邦，像朝霧般朦朧好看。他實際上也是這樣默默履行著自己的信念。這一信念的基礎，來自於對當時中國現存秩序的絕望。但他的價值理想，是雕刻的花朵，看起來很好，實則無香味，總覺得像書齋的奇想，一到現實，便要碰壁。讀他在西山養病時寫的那組文章，便可感到幻滅的哀嘆。真正純粹的寬容和個性主義，在一個專制的社會，是難以生存的。所以，最後走向自身，回到內心，閉門讀書，便是這一價值理想的歸宿。因此說，這種以靜制動的生存方式，改良社會，甚難。周作人開的藥，便沒有實效。但這確是中國社會應達到的目標，雖然縹緲，可其文化方面的隱喻，便非三言兩語可以引述出來。我覺得至少在人生境界上，他高於同代的許多人，可惜他生在憂患甚深的中國，在一個沒有健全理性的世界裡，他的思路，要麼毀滅，要麼隱退於冷寂中，出路是沒有的。不管他的聲音何等的優雅，在骨子裡，還是脆弱的。
魯迅是主張戰鬥的，有以惡報惡的獨行精神。這恰好與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發點而言，他們均基於一種人道的和個性的立場上。讀“五四”前後兄弟兩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問題是，在通往改造國民性之路的走法上，兩人相差太大。魯迅是反對任何的妥協和寬容的，至少在對惡勢力的態度上，他的手段與尼采乃至俄蘇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這裡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還是認知的差異。魯迅內心有著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溫情的方式對待苦難乃是笑談。所以當周作人大談寬恕和“新村理想”時，他並不以此為然。他何嘗不懂得寬容與不偏不倚的好處?但他卻深切地感到，除了反抗與吶喊，消沉地退到書齋，是自欺的騙術。他寧可走一條自毀的險路，在呼號中體現生命的價值，但也不願恬靜地躲在書房中，以麻木與自娛來消磨時光。這一選擇，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們這些讀書人，就難以有這種決然的態度。那種自虐般的心靈角斗，不僅古中國歷史上少有，即是當代文人中，也很鮮見。魯迅是奇人，他視角里的世界，布滿了黑暗與絕望。他很少理想主義地向你預約什麼，承諾什麼。他仿佛一個茫然而自信的過客，在深山大澤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裡，然而只有走，斷然地拒絕了一切停息的誘惑。這種看似病態、而實則充滿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選擇，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隱喻，是十分深厚的。這仿佛卡夫卡、加繆般的具有形而上的寓意。我們在這顆絕望的靈魂里，體味的不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學的預言。人類遇到苦難之後，任何人，都難以逃離這一預言，雖然人們對苦難的領略有深淺之別。
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按：這裡指朱安)，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裡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有時也想另謀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所以更無辦法。……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吃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的，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19]
邁出這一步，走向愛的王國，這在魯迅那裡，是極其艱難的。讀《兩地書》，可感受到兩性間純粹而博大的愛。那種血的聲音，顯示著人類天良的美色，絕無周作人所說的無聊之意。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在中國現代史上，是難得的兩性摯愛的文本，那裡毫無世俗的卿卿我我之情，其中隱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裡留有現代先驅者，在傳統的壓迫中，怎樣艱難地爬出人生的苦門，以人的聲音，向世間發出的苦訴和戰叫。每次讀到魯夫子忍痛咀嚼人生苦果的文字，便被異樣的感情罩住。它所折射出的，乃東方人生哲學中最神奧的光澤。那裡有血，有淚，有漫長的荊棘，也有滿身血痕的鬥士的風采。周作人對這一世界的領會，其吞吐、敵意的口語，大概是不得其真義的。
也許，愛永遠是一個謎，男人與女人，也永遠是一個謎。我們繞不過這一存在，從遠古到現代，乃至今天。但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著，尋覓著，創造著。生命的價值，或許就存在於這種艱難的選擇之中。
注 釋
[1] 《魯迅全集》第十四卷，1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 [3] 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魯迅全集》第一卷，322-3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5] 《魯迅全集》第二卷，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6] 《魯迅全集》第一卷，1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7] 《魯迅全集》第三卷，5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8]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6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
[9] 《知堂回想錄》，425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10]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
[11] [12] 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2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4] 轉引自王得後：《〈兩地書〉研究》，27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234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16] 《魯迅全集》第一卷，32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7] 《魯迅全集》第一卷，1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8] 《魯迅全集》第一卷，1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9] 《魯迅全集》第十一卷，2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理解魯迅難，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細讀兩人的全部文章，常使我感到難言的沉重。這不僅是那些文字所釋放的信息給人以複雜的感應，更主要的，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常常使他們處於尷尬的、甚至絕望的境地。我一直覺得，兩人身上有著殊途同歸的一面。這感覺似乎不著邊際，亦有悖於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的評價，但事實是，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態的中國人生的叛逆，不過一個趨於掙扎、搏擊，另一個空手道般地隱於苦難的大澤，其形態雖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個基點上。懂得魯迅的，莫過於周作人;同樣，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長兄。因為彼此太了解，又深諳對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我一直認為，倘若不是羽太信子的存在，二周的分手，是遲早的事情。我們順著兩人文章的脈絡梳理一下，便可知道二水分流的必然了。
周作人一向是反對壓制個性的，他始終主張多樣性，主張寬容，把自由當成社會發展的目標，這善良的主張多少有點烏托邦，像朝霧般朦朧好看。他實際上也是這樣默默履行著自己的信念。這一信念的基礎，來自於對當時中國現存秩序的絕望。但他的價值理想，是雕刻的花朵，看起來很好，實則無香味，總覺得像書齋的奇想，一到現實，便要碰壁。讀他在西山養病時寫的那組文章，便可感到幻滅的哀嘆。真正純粹的寬容和個性主義，在一個專制的社會，是難以生存的。所以，最後走向自身，回到內心，閉門讀書，便是這一價值理想的歸宿。因此說，這種以靜制動的生存方式，改良社會，甚難。周作人開的藥，便沒有實效。但這確是中國社會應達到的目標，雖然縹緲，可其文化方面的隱喻，便非三言兩語可以引述出來。我覺得至少在人生境界上，他高於同代的許多人，可惜他生在憂患甚深的中國，在一個沒有健全理性的世界裡，他的思路，要麼毀滅，要麼隱退於冷寂中，出路是沒有的。不管他的聲音何等的優雅，在骨子裡，還是脆弱的。
魯迅是主張戰鬥的，有以惡報惡的獨行精神。這恰好與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發點而言，他們均基於一種人道的和個性的立場上。讀“五四”前後兄弟兩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問題是，在通往改造國民性之路的走法上，兩人相差太大。魯迅是反對任何的妥協和寬容的，至少在對惡勢力的態度上，他的手段與尼采乃至俄蘇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這裡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還是認知的差異。魯迅內心有著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溫情的方式對待苦難乃是笑談。所以當周作人大談寬恕和“新村理想”時，他並不以此為然。他何嘗不懂得寬容與不偏不倚的好處?但他卻深切地感到，除了反抗與吶喊，消沉地退到書齋，是自欺的騙術。他寧可走一條自毀的險路，在呼號中體現生命的價值，但也不願恬靜地躲在書房中，以麻木與自娛來消磨時光。這一選擇，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們這些讀書人，就難以有這種決然的態度。那種自虐般的心靈角斗，不僅古中國歷史上少有，即是當代文人中，也很鮮見。魯迅是奇人，他視角里的世界，布滿了黑暗與絕望。他很少理想主義地向你預約什麼，承諾什麼。他仿佛一個茫然而自信的過客，在深山大澤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裡，然而只有走，斷然地拒絕了一切停息的誘惑。這種看似病態、而實則充滿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選擇，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隱喻，是十分深厚的。這仿佛卡夫卡、加繆般的具有形而上的寓意。我們在這顆絕望的靈魂里，體味的不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學的預言。人類遇到苦難之後，任何人，都難以逃離這一預言，雖然人們對苦難的領略有深淺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