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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魯迅結識了自己的學生許廣平，開始了通信的交往。這是他一生的重大轉折。如果不是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現，他後半生的狀況，或許更壞。一個多月後，魯迅與許廣平的情感由師生漸向情侶的方向發展，隨後不久，雙方都投入了熱戀之中。這時魯迅已是人過中年了。他似乎已沒有了青年的激情。那是成熟的生命之愛，在近於死亡了的愛欲的土壤里，所生長的，是蒼綠的新芽。被強烈的傳統所壓榨的魯迅，帶著沉重的歷史重負，果敢而艱難地邁出了愛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13]
魯迅的這一選擇，透著蒼涼的悲壯，也帶著雄渾的生命內驅力。1926年，他的南下，實在是愛情的緣故。他們預計暫時分手一段時間，再投入新的生活。我一直覺得，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是他一生中最充滿自由感的人生之舉。拖著歷史的長影，從舊的牢籠中奔跑出去，這對他，是何等艱苦而輝煌的抉擇!生命是需要愛撫的，沒有愛的婚姻，是人間最大的不道德。我們現在讀《兩地書》，便可感到魯夫子的沉重和可愛。這用血和淚換來的人性的甦醒，對魯迅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但魯迅的事情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風波，文壇上圍繞魯迅的私生活，時有諷刺之語。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給魯迅寫了這樣一封信：
魯迅先生：昨與×××××××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實為思想落伍者，後學聞之大憤，與之爭辯。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時以為笑談資料，於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後學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陳言，非有私怨於××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頌
著祉!
後學周伯超上言[14]
中國人向來好從人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欲把一個人搞臭，多以兩性的關係入手，所謂馬路新聞、花邊消息云云，其無聊，已近於發指地步。這是世俗人的劣性，殊不為怪。但文人們對魯迅此舉的干涉，便匪夷所思了。高長虹等人對魯迅的攻擊，如今看來，可笑得很。但最為令人難解的，是周作人對魯迅的婚姻選擇，持一種蔑視的態度。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舊文人納妾之舉。一貫主張個性自由和健康的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時竟不容忍於自由戀愛的人生之旅，想起來，很是令人費解。
舒蕪先生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曾例數周作人在愛情婚姻上對魯迅的諸多諷刺，頗為詳備。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紀念》、《周作人書信·序言》、《論妒婦》、《責任》、《蒿庵閒話》、《家之上下四旁》、《談卓文君》、《記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筆談》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魯迅多妻、納妾、色情等等，這樣的惡語，在他一生中是少見的。例如，1930年4月17日發表於《益世報》上的《中年》云：
世間稱四十左右曰危險時期，對於名利，特別是色，時常露出好些醜態，這是人類的弱點，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與可佩服是絕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無慚愧地、得意似地那樣做，還仿佛是我們的模範似地那樣做，那麼容忍也還是我們從數十年的世故中來最大的應許，若鼓吹護持似乎可以無須了罷。我們少年時浪漫地崇拜好許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顧，那些舊日的英雄，無論是道學家或超人志士，此時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盡數地不是顯出泥臉便即露出羊腳，給我們一個不客氣的幻滅。這有什麼辦法呢?自然太太的計劃誰也難違拗它。風水與流年也好，遺傳與環境也好，總之是說明這個的可怕。這樣說來，得體地活著這件事，或者比得體地死要難得多，假如我們過了四十卻還能平凡地生活，雖不見得怎麼得體，也不至於怎樣出醜，這實在要算是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謝了。
人是動物，這一句老實話，自人類發生以至地球毀滅，永久是實實在在的，但在我們人類則須經過相當年齡才能明白承認。所謂動物，可以含有科學家一視同仁的“生物”與儒教徒罵人的“禽獸”這兩種意思，所以對於這一句話人們也可以有兩樣態度。其一，以為既同禽獸，便異聖賢，因感不滿，以至悲觀。其二，呼鏟曰鏟，本無不當，聽之可也。我可以說就是這樣地想，但是附加一點，有時要去綜核名實言行，加以批評。本來棘皮動物不會膚如凝脂，怒毛上指棟的貓不打著呼嚕，原是一定的理，毋庸怎麼考核，無如人這動物是會說話的，可以自稱什麼家或主唱某主義等，這都是別的眾生所沒有的。我們如有閒一點兒，免不得要注意及此。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們可以不管，但如見一個社會棟樑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卻照例納妾等等，那有如無產首領浸在高貴的溫泉里命令大眾衝鋒，未免可笑，覺得這動物有點變質了。我想文明社會上道德的管束應該很寬，但應該要求誠實，言行不一致是一種大欺詐，大家應該留心不要上當。我想，我們與其偽善還不如真惡，真惡還是要負責任，冒危險。
矛頭直指魯迅，這是無疑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為自己當漢奸辯解時亦說，自己的兩個兄弟，均拋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魯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棄妻”。羽太信子也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為。《兩地書》中，魯迅記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魯瑞面前，講魯迅、許廣平壞話的字樣，想必周作人夫婦對魯迅擇偶的不滿之情，甚為深厚。其實，周作人在男女愛情上，是很明義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的進化。但為什麼偏偏對魯迅如此苛刻呢?我覺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後一種原因，我以為頗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認為，愛是不能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否則，便是非道德之舉。他在談《結婚的愛》一書時說：“篇首引聖保羅《與羅馬人書》的一句，‘愛是不加害與人的’，可以說是最深切的標語。有些人知道兩性要求的差異，以為不能兩全，只好犧牲了一方面，‘而為社會計，還不如把女子犧牲了’，大多數男子大約贊成這話。但若如此，這決不是愛了，因為在愛里只有完成，決沒有犧牲的。要實現這個結婚的愛，便只有這相互的調節一法，即改正兩性關係，以女性為本位。這雖然在男子是一種束縛，但並非犧牲，或者倒是祝福。我們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義，至於合理的禁慾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養活純愛，而且又能孕育夢想，成文藝的種子。我想，欲是本能，愛不是本能，卻是藝術，即本於本能而加以調節者。向來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來的愛只有‘騎士的愛’才是愛，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15]周作人在這裡明確地表明了欲與愛的區別。他是站在女權的角度，來思考人類的婚戀，不可謂不深刻。魯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來，魯迅此舉，多源於欲，而非愛。此事拯救的是魯迅，犧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許多文章里，痛罵中國的多妻主義，《記杜逢辰君的事》說：“一個人過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嘗過，這以後如不是老成轉為少年，重複想納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漸趨於為人的。”周作人的觀點，可謂代表了家族勢力的意見，但細想一下，亦有破綻之處。問題是，魯迅與朱安的結合，在道義上是否合於人性?倘這個前提不弄明，結論便不好下。包辦婚姻在晚清是一種風俗，談不上什麼愛情。一個人和自己不愛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從人性的理論看，亦無道德可言。對於像魯迅這樣一個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選擇自己的愛，現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朱安沒有這種選擇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犧牲品。這確是一個殘酷的選擇。人要在自我超越中，達到“自他兩利”，是多麼的艱難!魯迅內心深處，或許也有這種無奈吧?
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13]
魯迅的這一選擇，透著蒼涼的悲壯，也帶著雄渾的生命內驅力。1926年，他的南下，實在是愛情的緣故。他們預計暫時分手一段時間，再投入新的生活。我一直覺得，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是他一生中最充滿自由感的人生之舉。拖著歷史的長影，從舊的牢籠中奔跑出去，這對他，是何等艱苦而輝煌的抉擇!生命是需要愛撫的，沒有愛的婚姻，是人間最大的不道德。我們現在讀《兩地書》，便可感到魯夫子的沉重和可愛。這用血和淚換來的人性的甦醒，對魯迅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但魯迅的事情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風波，文壇上圍繞魯迅的私生活，時有諷刺之語。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給魯迅寫了這樣一封信：
魯迅先生：昨與×××××××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實為思想落伍者，後學聞之大憤，與之爭辯。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時以為笑談資料，於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後學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陳言，非有私怨於××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頌
著祉!
後學周伯超上言[14]
中國人向來好從人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欲把一個人搞臭，多以兩性的關係入手，所謂馬路新聞、花邊消息云云，其無聊，已近於發指地步。這是世俗人的劣性，殊不為怪。但文人們對魯迅此舉的干涉，便匪夷所思了。高長虹等人對魯迅的攻擊，如今看來，可笑得很。但最為令人難解的，是周作人對魯迅的婚姻選擇，持一種蔑視的態度。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舊文人納妾之舉。一貫主張個性自由和健康的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時竟不容忍於自由戀愛的人生之旅，想起來，很是令人費解。
舒蕪先生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曾例數周作人在愛情婚姻上對魯迅的諸多諷刺，頗為詳備。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紀念》、《周作人書信·序言》、《論妒婦》、《責任》、《蒿庵閒話》、《家之上下四旁》、《談卓文君》、《記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筆談》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魯迅多妻、納妾、色情等等，這樣的惡語，在他一生中是少見的。例如，1930年4月17日發表於《益世報》上的《中年》云：
世間稱四十左右曰危險時期，對於名利，特別是色，時常露出好些醜態，這是人類的弱點，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與可佩服是絕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無慚愧地、得意似地那樣做，還仿佛是我們的模範似地那樣做，那麼容忍也還是我們從數十年的世故中來最大的應許，若鼓吹護持似乎可以無須了罷。我們少年時浪漫地崇拜好許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顧，那些舊日的英雄，無論是道學家或超人志士，此時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盡數地不是顯出泥臉便即露出羊腳，給我們一個不客氣的幻滅。這有什麼辦法呢?自然太太的計劃誰也難違拗它。風水與流年也好，遺傳與環境也好，總之是說明這個的可怕。這樣說來，得體地活著這件事，或者比得體地死要難得多，假如我們過了四十卻還能平凡地生活，雖不見得怎麼得體，也不至於怎樣出醜，這實在要算是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謝了。
人是動物，這一句老實話，自人類發生以至地球毀滅，永久是實實在在的，但在我們人類則須經過相當年齡才能明白承認。所謂動物，可以含有科學家一視同仁的“生物”與儒教徒罵人的“禽獸”這兩種意思，所以對於這一句話人們也可以有兩樣態度。其一，以為既同禽獸，便異聖賢，因感不滿，以至悲觀。其二，呼鏟曰鏟，本無不當，聽之可也。我可以說就是這樣地想，但是附加一點，有時要去綜核名實言行，加以批評。本來棘皮動物不會膚如凝脂，怒毛上指棟的貓不打著呼嚕，原是一定的理，毋庸怎麼考核，無如人這動物是會說話的，可以自稱什麼家或主唱某主義等，這都是別的眾生所沒有的。我們如有閒一點兒，免不得要注意及此。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們可以不管，但如見一個社會棟樑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卻照例納妾等等，那有如無產首領浸在高貴的溫泉里命令大眾衝鋒，未免可笑，覺得這動物有點變質了。我想文明社會上道德的管束應該很寬，但應該要求誠實，言行不一致是一種大欺詐，大家應該留心不要上當。我想，我們與其偽善還不如真惡，真惡還是要負責任，冒危險。
矛頭直指魯迅，這是無疑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為自己當漢奸辯解時亦說，自己的兩個兄弟，均拋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魯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棄妻”。羽太信子也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為。《兩地書》中，魯迅記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魯瑞面前，講魯迅、許廣平壞話的字樣，想必周作人夫婦對魯迅擇偶的不滿之情，甚為深厚。其實，周作人在男女愛情上，是很明義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的進化。但為什麼偏偏對魯迅如此苛刻呢?我覺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後一種原因，我以為頗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認為，愛是不能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否則，便是非道德之舉。他在談《結婚的愛》一書時說：“篇首引聖保羅《與羅馬人書》的一句，‘愛是不加害與人的’，可以說是最深切的標語。有些人知道兩性要求的差異，以為不能兩全，只好犧牲了一方面，‘而為社會計，還不如把女子犧牲了’，大多數男子大約贊成這話。但若如此，這決不是愛了，因為在愛里只有完成，決沒有犧牲的。要實現這個結婚的愛，便只有這相互的調節一法，即改正兩性關係，以女性為本位。這雖然在男子是一種束縛，但並非犧牲，或者倒是祝福。我們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義，至於合理的禁慾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養活純愛，而且又能孕育夢想，成文藝的種子。我想，欲是本能，愛不是本能，卻是藝術，即本於本能而加以調節者。向來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來的愛只有‘騎士的愛’才是愛，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15]周作人在這裡明確地表明了欲與愛的區別。他是站在女權的角度，來思考人類的婚戀，不可謂不深刻。魯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來，魯迅此舉，多源於欲，而非愛。此事拯救的是魯迅，犧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許多文章里，痛罵中國的多妻主義，《記杜逢辰君的事》說：“一個人過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嘗過，這以後如不是老成轉為少年，重複想納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漸趨於為人的。”周作人的觀點，可謂代表了家族勢力的意見，但細想一下，亦有破綻之處。問題是，魯迅與朱安的結合，在道義上是否合於人性?倘這個前提不弄明，結論便不好下。包辦婚姻在晚清是一種風俗，談不上什麼愛情。一個人和自己不愛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從人性的理論看，亦無道德可言。對於像魯迅這樣一個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選擇自己的愛，現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朱安沒有這種選擇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犧牲品。這確是一個殘酷的選擇。人要在自我超越中，達到“自他兩利”，是多麼的艱難!魯迅內心深處，或許也有這種無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