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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這個詞，許多年來已被文人用得太濫了，但真正懂得它的涵義的人，恐怕並不多吧?魯迅是一個深深懂得愛與恨的人。他明白，“愛”在現代社會，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情感問題，它牽涉了太多的文化現象。一個古老的民族，它的悠久的文化，有時會把人生中最根本的、也最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魯迅一生中所思考的，正是如何使人從歷史的重負中擺脫出來，還原人自己的原本的形態。他的作品，是處於“愛”與“無愛”間的掙扎，吶喊，是追求人間真性情的歌哭。在《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集裡，清晰地記錄著他的情感的足跡。明明知道生命是苦寂的，但偏偏與苦寂的、無愛的人生苦鬥，其悲壯的行徑，如果不是因為愛使然，也許不會那麼震撼後人吧?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魯迅的情感世界，也就明白了他的作品，何以具有濃郁的人道感的因由了。
相對而言，周作人的婚戀生活，比其兄要順利得多，平穩得多。倘用弗洛伊德的學說看，魯迅的焦慮，周作人的平和，與愛欲的狀況不同大概有關。但這也不是全部。細說起來，周作人一生中，對愛情與男女的性心理，思考得比魯迅要多。其隨筆的大部分，涉及到男女生存的困境問題，而尤以女性、婚戀、家庭為主要研究對象，可謂中國的第一個女權主義的倡導者。但周作人卻很少談及自己的婚戀生活，這是至今我們研究他最為困惑的地方。周作人那樣注重女性問題，以至在他看來，一個人的精神層次如何，單就對女人的態度，便可知其大概。魯迅的婚姻狀態，我想他是十分清楚的。那是無愛的結合，其苦味，周作人大約也會感受到幾分。但周作人對魯迅的性心理，看得或許太毒，太無距離感，所以談及魯迅後來與許廣平的同居，便不免苛刻。這一直是個令我困惑的問題。我很不願用很壞的思路去猜度兩人的衝突。但有一點是可以確證的：兄弟二人的決裂的直接導因，是因為女人。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後來對此都閉口不談。我想，一定是有難言之隱吧?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此前5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可見問題已很嚴重了。
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後，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衝突，點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一九一九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全集卷一《墳》)文中所云，“……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便是他的兒童教育的意見。他對於侄兒們的希望很大，很想為他們創造出一個最適宜於發育的環境，所謂“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吶喊·故鄉》)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我在拙著《關於〈弟兄〉》一文已經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還同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北平正流行著傳染病猩紅熱，作人忽然發高熱了。這可真急壞了魯迅，愁眉不展，四處借錢，為的要延醫買藥。後經德國醫師狄普耳診斷，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於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煥然地笑著對我說：“起孟原來這麼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倘若母親在此，不會使我這樣著急了。”接著又述昨夜醫師到來的遲緩，和他診斷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見他的眼眶陷下，還沒有恢復呢!又記得一九二一年，作人養疴在香山碧雲寺，因為費用浩大，魯迅又四處奔走，借貸應急，並且時常前往護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後，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談鋒極健，思想有條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朱夫人是舊式的女子，結婚系出於太夫人的主張，魯迅曾對我說過：“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間，後面接出一間房子去，魯迅稱它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許多的譯著，皆寫成於此。這老虎尾巴將永久成為我國人民的紀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線充足，望後園牆外，即見《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謂“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 “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相對而言，周作人的婚戀生活，比其兄要順利得多，平穩得多。倘用弗洛伊德的學說看，魯迅的焦慮，周作人的平和，與愛欲的狀況不同大概有關。但這也不是全部。細說起來，周作人一生中，對愛情與男女的性心理，思考得比魯迅要多。其隨筆的大部分，涉及到男女生存的困境問題，而尤以女性、婚戀、家庭為主要研究對象，可謂中國的第一個女權主義的倡導者。但周作人卻很少談及自己的婚戀生活，這是至今我們研究他最為困惑的地方。周作人那樣注重女性問題，以至在他看來，一個人的精神層次如何，單就對女人的態度，便可知其大概。魯迅的婚姻狀態，我想他是十分清楚的。那是無愛的結合，其苦味，周作人大約也會感受到幾分。但周作人對魯迅的性心理，看得或許太毒，太無距離感，所以談及魯迅後來與許廣平的同居，便不免苛刻。這一直是個令我困惑的問題。我很不願用很壞的思路去猜度兩人的衝突。但有一點是可以確證的：兄弟二人的決裂的直接導因，是因為女人。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後來對此都閉口不談。我想，一定是有難言之隱吧?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此前5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可見問題已很嚴重了。
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後，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衝突，點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一九一九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全集卷一《墳》)文中所云，“……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便是他的兒童教育的意見。他對於侄兒們的希望很大，很想為他們創造出一個最適宜於發育的環境，所謂“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吶喊·故鄉》)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我在拙著《關於〈弟兄〉》一文已經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還同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北平正流行著傳染病猩紅熱，作人忽然發高熱了。這可真急壞了魯迅，愁眉不展，四處借錢，為的要延醫買藥。後經德國醫師狄普耳診斷，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於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煥然地笑著對我說：“起孟原來這麼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倘若母親在此，不會使我這樣著急了。”接著又述昨夜醫師到來的遲緩，和他診斷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見他的眼眶陷下，還沒有恢復呢!又記得一九二一年，作人養疴在香山碧雲寺，因為費用浩大，魯迅又四處奔走，借貸應急，並且時常前往護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後，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談鋒極健，思想有條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朱夫人是舊式的女子，結婚系出於太夫人的主張，魯迅曾對我說過：“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間，後面接出一間房子去，魯迅稱它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許多的譯著，皆寫成於此。這老虎尾巴將永久成為我國人民的紀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線充足，望後園牆外，即見《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謂“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 “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