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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的夏天，對魯迅來說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母親不斷從家裡來信，催他回故鄉結婚。幾天後，家人又拍來電報，騙他說母親病了，必須立即回去。魯迅痛苦地看著電報，心中涌動著焦慮的情感。他望著遠方，母親憔悴的面影開始閃動起來。母親是他現在唯一最親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魯迅黯然神傷，這位堅強的母親在多年的顛簸中，為孩子們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親的一切。母親的話，他是不能不聽的。
魯迅的母親此刻正在故鄉紹興急切地等待兒子的歸來。自從家境破落之後，她把許多希望寄托在長子的身上。她喜歡自己的兒子，她知道這位早熟的兒子也許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業。因此，當魯迅到日本留學之後，她既無法掩飾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兒子在外面好好闖闖。可是，一個謠言從外面傳來，說魯迅在日本已與一位女子結婚，並說有人還看見他領著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親自然是懵了，她想，兒子在外面結婚，就意味他難以回來了。對這位在多難中熬過來的人來說，這太可怕了。這不僅意味著她的家業前景暗淡，而且也難以從情理上使這位老婦人想通。於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魯迅回來。
現在尚沒有文字記載有關魯迅當時回國完婚時的心情。但從魯迅後來流露出的感情來看，他的內心的難言之苦是那樣的沉重。這的確是魯迅的一個悲劇，但在清末的中國，這種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見慣的。人們已習慣於這種先天預約形式所固定下來的婚姻方式。魯迅默默地吞下這一杯親人給予的苦水，愛情的領域仿佛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在他的內心中荒涼地擱置著。
婚期越來越近了，魯迅一回到家中，家裡頓時洋溢出喜慶的氣氛。家裡人忙裡忙外，為這位留洋的青年操辦起婚事來。魯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著這些親人，他能說什麼呢?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種神聖的精神所引導著，他們為了魯迅的成親，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魯迅看到，這些日子母親是最快樂的，她看見兒子回來後，一切都踏實了。母親的心情魯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為了母親，只能接受這一禮物，好好地供養吧。
魯迅的這種感情，對方是難以理解的，這位叫朱安的新娘，是個纏腳的舊式女人，像成千上萬個普通的婦女一樣，她對這一命運的安排是順從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半點的懷疑。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精神與軀體。朱安當時有著一種幸福感，她比別的同齡人要感到一絲自豪，因為她的丈夫是一個有出息的讀書人。而且，她也意識到，自己的一切已與周家聯在了一起，周家畢竟是一戶非同一般的家庭，這裡也許會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快樂。
然而朱安的夢不久就破滅了。丈夫只在家呆了4天，就與弟弟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魯迅的“古怪”，使朱安依稀地體味到一種不快的感覺。
紹興的家從此又冷落起來。朱安陪伴著魯迅的母親，一天一天地打發著光景。魯迅也從日本來過信，但這些短小的信箋，對她來說完全等於陌生的所在。丈夫的一切都是奇異的，就像過路的客人一樣。
直到4年後魯迅回到故鄉生活，朱安依然對魯迅有一種陌生感。他們之間平日無多少話，不吵嘴，也不打架。魯迅儘管對她沒有一絲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傷害她的。舊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習慣了，雖然他知道這是一種難忍的痛苦，但對命運似乎是認可了。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顧他外，還會有什麼呢?
魯迅回國後，曾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一段時間，一年多後，即在1912年2月，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成立，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魯迅成功，於是魯迅離開家鄉到南京任職去了。從此，魯迅與朱安開始了長達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魯迅竭力想忘掉這段無愛的婚姻生活，但不願給妻子和母親帶來不快。他對朱安的生活方式、為人雖提不出更多的不滿，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語言之無法溝通，對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種刺激。但譴責她麼?她沒有絲毫的罪過。遺棄她麼?難道她不是一個受害者?魯迅只能苦苦地忍著這一切，任時光慢慢地埋葬著自己的青春，埋葬著心底的愛與希望。
從南京遷到北京工作後，魯迅一直獨身生活在一間寂寞的屋子裡。他一個人長時間地抄著古書，校勘著各種古籍，並且鑽研起佛經來。在這些孤獨的日子裡，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遠古的文化王國里，對佛經、拓本、畫像、金石、瓦當、墓誌、造像、壁畫等，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魯迅一方面承受著社會黑暗現狀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忍受著個人生活的悲劇。他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溫存、沒有愛的世界裡。他甘願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讓生命在無聲的苦寂中耗盡。
魯迅很少在文章中寫下自己的這種心境。除了曾向好友許壽裳談過心裡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著。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們在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1]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朱安的不滿。
當1919年魯迅把母親與朱安從故鄉接到北京後，兩個人的感情依然像過去那樣冷冰冰的。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個傭人，每天僅僅履行著照顧魯迅起居的義務。
關於這些，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書中，向我們做了較詳細的介紹：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魯迅先生一起搬到磚塔胡同來的，我和三妹都跟著大姐姐稱呼她為大師母。大師母個子不高，身材瘦小，臉型狹長，臉色微黃，前額、顴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帶幾分病容。眼睛大小適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髮髻。腳纏得很小，步履緩慢不穩。她當時雖只有四十多歲(比大先生大兩歲)，可是穿著打扮比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綢裙外，其他季節的衣服都是色澤較暗的，樸素整潔。從外形看，是舊式婦女的典型模樣。平日少言寡語，少有笑容。……
……大先生和大師母兩人同桌吃飯，飯桌上談話就很少。大師母如果開口，無非是問問菜的鹹淡口味是否合適，大先生或點頭，或答應一聲，這類是非法的談話，一句就“過門”，沒有下文。然後他們兩人靜靜地各自吃飯。
……在磚塔胡同、西三條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師母之間除些必要事外，談話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測這是大先生想的辦法，把一隻柳條箱的底和蓋放在兩處，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裡面放著大先生換下來的要洗滌的衣褲;箱蓋放在大師母的屋門右手邊，即桌式櫃的左邊，蓋子翻過來，口朝上，裡面放著大先生替換的乾淨衣褲;箱底、箱蓋上面各蓋著一塊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奧妙的。這樣，他們間說話的內容就更加少了。在磚塔胡同九個多月的時間裡，我甚至連大先生、大師母之間當面如何稱呼都不知道;後來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沒有稱呼吧，背後他們是隨著我們的稱呼稱對方的，如大師母稱大先生為大先生;大先生稱大師母為大師母或大太太，有時稱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師母則在廚房料理飯菜，有時在自己屋裡做針線或休息，或吸水煙，晚上則各到各自的屋裡睡覺……[2]
魯迅的母親此刻正在故鄉紹興急切地等待兒子的歸來。自從家境破落之後，她把許多希望寄托在長子的身上。她喜歡自己的兒子，她知道這位早熟的兒子也許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業。因此，當魯迅到日本留學之後，她既無法掩飾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兒子在外面好好闖闖。可是，一個謠言從外面傳來，說魯迅在日本已與一位女子結婚，並說有人還看見他領著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親自然是懵了，她想，兒子在外面結婚，就意味他難以回來了。對這位在多難中熬過來的人來說，這太可怕了。這不僅意味著她的家業前景暗淡，而且也難以從情理上使這位老婦人想通。於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魯迅回來。
現在尚沒有文字記載有關魯迅當時回國完婚時的心情。但從魯迅後來流露出的感情來看，他的內心的難言之苦是那樣的沉重。這的確是魯迅的一個悲劇，但在清末的中國，這種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見慣的。人們已習慣於這種先天預約形式所固定下來的婚姻方式。魯迅默默地吞下這一杯親人給予的苦水，愛情的領域仿佛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在他的內心中荒涼地擱置著。
婚期越來越近了，魯迅一回到家中，家裡頓時洋溢出喜慶的氣氛。家裡人忙裡忙外，為這位留洋的青年操辦起婚事來。魯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著這些親人，他能說什麼呢?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種神聖的精神所引導著，他們為了魯迅的成親，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魯迅看到，這些日子母親是最快樂的，她看見兒子回來後，一切都踏實了。母親的心情魯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為了母親，只能接受這一禮物，好好地供養吧。
魯迅的這種感情，對方是難以理解的，這位叫朱安的新娘，是個纏腳的舊式女人，像成千上萬個普通的婦女一樣，她對這一命運的安排是順從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半點的懷疑。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精神與軀體。朱安當時有著一種幸福感，她比別的同齡人要感到一絲自豪，因為她的丈夫是一個有出息的讀書人。而且，她也意識到，自己的一切已與周家聯在了一起，周家畢竟是一戶非同一般的家庭，這裡也許會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快樂。
然而朱安的夢不久就破滅了。丈夫只在家呆了4天，就與弟弟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魯迅的“古怪”，使朱安依稀地體味到一種不快的感覺。
紹興的家從此又冷落起來。朱安陪伴著魯迅的母親，一天一天地打發著光景。魯迅也從日本來過信，但這些短小的信箋，對她來說完全等於陌生的所在。丈夫的一切都是奇異的，就像過路的客人一樣。
直到4年後魯迅回到故鄉生活，朱安依然對魯迅有一種陌生感。他們之間平日無多少話，不吵嘴，也不打架。魯迅儘管對她沒有一絲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傷害她的。舊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習慣了，雖然他知道這是一種難忍的痛苦，但對命運似乎是認可了。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顧他外，還會有什麼呢?
魯迅回國後，曾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一段時間，一年多後，即在1912年2月，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成立，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魯迅成功，於是魯迅離開家鄉到南京任職去了。從此，魯迅與朱安開始了長達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魯迅竭力想忘掉這段無愛的婚姻生活，但不願給妻子和母親帶來不快。他對朱安的生活方式、為人雖提不出更多的不滿，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語言之無法溝通，對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種刺激。但譴責她麼?她沒有絲毫的罪過。遺棄她麼?難道她不是一個受害者?魯迅只能苦苦地忍著這一切，任時光慢慢地埋葬著自己的青春，埋葬著心底的愛與希望。
從南京遷到北京工作後，魯迅一直獨身生活在一間寂寞的屋子裡。他一個人長時間地抄著古書，校勘著各種古籍，並且鑽研起佛經來。在這些孤獨的日子裡，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遠古的文化王國里，對佛經、拓本、畫像、金石、瓦當、墓誌、造像、壁畫等，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魯迅一方面承受著社會黑暗現狀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忍受著個人生活的悲劇。他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溫存、沒有愛的世界裡。他甘願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讓生命在無聲的苦寂中耗盡。
魯迅很少在文章中寫下自己的這種心境。除了曾向好友許壽裳談過心裡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著。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們在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1]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朱安的不滿。
當1919年魯迅把母親與朱安從故鄉接到北京後，兩個人的感情依然像過去那樣冷冰冰的。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個傭人，每天僅僅履行著照顧魯迅起居的義務。
關於這些，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書中，向我們做了較詳細的介紹：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魯迅先生一起搬到磚塔胡同來的，我和三妹都跟著大姐姐稱呼她為大師母。大師母個子不高，身材瘦小，臉型狹長，臉色微黃，前額、顴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帶幾分病容。眼睛大小適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髮髻。腳纏得很小，步履緩慢不穩。她當時雖只有四十多歲(比大先生大兩歲)，可是穿著打扮比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綢裙外，其他季節的衣服都是色澤較暗的，樸素整潔。從外形看，是舊式婦女的典型模樣。平日少言寡語，少有笑容。……
……大先生和大師母兩人同桌吃飯，飯桌上談話就很少。大師母如果開口，無非是問問菜的鹹淡口味是否合適，大先生或點頭，或答應一聲，這類是非法的談話，一句就“過門”，沒有下文。然後他們兩人靜靜地各自吃飯。
……在磚塔胡同、西三條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師母之間除些必要事外，談話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測這是大先生想的辦法，把一隻柳條箱的底和蓋放在兩處，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裡面放著大先生換下來的要洗滌的衣褲;箱蓋放在大師母的屋門右手邊，即桌式櫃的左邊，蓋子翻過來，口朝上，裡面放著大先生替換的乾淨衣褲;箱底、箱蓋上面各蓋著一塊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奧妙的。這樣，他們間說話的內容就更加少了。在磚塔胡同九個多月的時間裡，我甚至連大先生、大師母之間當面如何稱呼都不知道;後來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沒有稱呼吧，背後他們是隨著我們的稱呼稱對方的，如大師母稱大先生為大先生;大先生稱大師母為大師母或大太太，有時稱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師母則在廚房料理飯菜，有時在自己屋裡做針線或休息，或吸水煙，晚上則各到各自的屋裡睡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