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日本人的氣質與文化個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華民族自身的弱點。兩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魯迅曾和內山完造說過：“中國的四億人於今都害著病”，“這病叫做‘馬馬虎虎病’。這病如果不醫好，中國是很難得救的，想找一找醫這種病的藥，卻發現在日本人那裡有，就是日本人的‘認真’。我們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須要買到這種藥。這回病好了，我就要來提這件事。”[12]中國人許多致命的弱點，是舊文化與專制的結果，這種文化與專制政體，使人喪失了創造的機能，喪失了自我更新的內驅力。而魯迅從日本人那裡，卻看到了其朝氣蓬勃的一面，日本敢於攝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魯迅看來，是值得中國借鑑的。如果在這一點上不學習他人，恐很難站立起來。周作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覺得，日本所以能很快從東方文化的鎖國狀態中進入“近代文明”，其國民性的優點有一定的作用。他於《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說：“外國人講到日本的國民性，總首先舉出忠君來，我覺得不很得當。日本現在的尊君教育確是隆盛，在對外戰爭上也表示過不少成績，但這似乎只是外來的一種影響，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據我看來是在反對的方向，即是富於人情……”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歷史重負所壓，便會有生命的活力。在周作人看來，人情味濃，是一個民族團結向上的基礎。日本人善於模仿，敢於和封閉決裂，實為中國的典範。中華民族太多的虛偽，太多的塗飾，於是便造就著一批又一批無人情、而又喪失創造力的愚民。所以他嘆道：“我是愛日本的，我重複地說。但我也愛中國，因為這是命運指定給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歡的，山紫水明的風景亦時見於夢寐，但我願住在這混亂可怕的、荒涼可怕的北京，願俟黃河之清似的等我們自己把它整理起來，變成可以住的地方，將就地住著。別人整理好的地方我們看了確是可愛，不過不願逍遙安住，雖然時時見之夢寐。只可惜中國人太不長進，太多無恥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國漸像豬圈，使我們不得不切齒於這些不肖子孫，詛咒這混沌的中國。有所愛便不能無所恨。真是愛中國者自然詛咒中國，正如真愛日本的中國人也非徹底的排日派不可。”[13]
似乎魯迅也和友人談及過此點，說他喜歡日本人的某種氣質。但翻一翻他的書信，和晚年的文化興趣，日本對他並不具有吸引力。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實際上，他從心靈深處，對日本國民的氣質，有著一種警覺，認為日本人的個性中亦有許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東方式的集權等等。當日本侵略了東三省、並在國內殺害小林多喜二這樣的藝術家時，他深為痛恨，似乎也從中看到了東方人骨子裡的非現代化的劣跡。關於此點，周作人更為清楚。站在人類文化的大視野角度上，他從骨子裡喜愛日本的風俗人情，但這個民族進取過程中的殘酷的一面，他又深為不滿。典型的例子是對日本的《順天時報》的抨擊，可見出他對日本人負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順天時報》多次造謠污辱中國人，主動站出來，斥責日本新聞界的醜行。在《語絲》第133期發表的《擦背與貞操》中，他很不客氣地批評日本人的陋習，認為故意攻擊中國人的某些習性，用心卑劣，實際上，這些習性在日本也存在著。不多看看本國情形，而專以指摘中國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這是周作人很少有過的火氣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還是十分清醒的。但他並不因此而拒絕接觸日本優良的文化，這是他大度的一面。魯迅對日本人的真誠、認真的背後所隱藏的驕傲的情緒，也是有反感的。這種傲氣，其實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兒，互為因果。《藤野先生》記錄藤野嚴九郎的可愛、富於同情心的情節，我們讀起來備感親切，可看出日本正直者的博愛的一面。而另一些歧視、誣衊弱國人的霸氣，魯迅卻深惡痛絕。周氏兄弟對日本人的複雜的感情，一方面基於中國人的自尊感，另一方面，是人類普遍的道義精神的本能反射。周氏兄弟沒有僅僅把日本當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參照，他們後來轉向對西方文化的深入思考，我想，也有此種因素的作用吧。日本實在是一個讓中國人感受複雜的國度。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像日本那樣，與中華文明有著如此親切的關聯，又有著如此尖銳的衝突。人們說中日兩國友好容易理解難，不無道理。
對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簡單地認識日本，而是通過日本來認識世界，理解人類自身，這是重要的。他們從未停止過對日本之外的國度的打量。以日本為中介，確立中國文化復興的目標，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於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魯迅兄弟看到了中國的思路，又由於日本改革中的負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堅定了其人道主義的信心。魯迅認為，對中國乃至亞洲而言，重要的在於“立人”，是人的個性的解放。沒有“立人”與個性解放，要充分體現一個民族的生命價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驅們，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問題。雖然，兩人都沒有找到療效的根本，但至少從文化的互證上，都看到了一絲微弱的曙光。
注 釋
[1] 梁啓超：《過渡時代論》，見《梁啓超哲學思想論文選》，4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2] 《魯迅全集》第六卷，6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東京的書店》。
[4] 轉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詩》，轉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40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魯迅全集》第一卷，1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8] 《魯迅全集》第十卷，2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
[10] 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11] 張鐵榮：《周作人平議》，3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島崎藤村：《魯迅的話》，花啟清譯，《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戶通信·按語》。
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願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生活帶給他的困頓，肩負著因襲的重擔，長久地犧牲自我，這使魯迅領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青年時代的魯迅，像許多天真的孩子一樣，做過一些美好的夢。他有過朦朦朧朧的神聖的情感，也有過對未來生活的各種憧憬。在異國的生活中，這種青春時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沒有撞擊過他的心頭。但他不是一個情感過於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帶有中國人的傳統的含蓄意味。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不自覺地牽引著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裡，他多少還停留在舊的基點上。愛情這塊迷人的聖地，在他那裡還是一塊陌生的領域。
似乎魯迅也和友人談及過此點，說他喜歡日本人的某種氣質。但翻一翻他的書信，和晚年的文化興趣，日本對他並不具有吸引力。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實際上，他從心靈深處，對日本國民的氣質，有著一種警覺，認為日本人的個性中亦有許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東方式的集權等等。當日本侵略了東三省、並在國內殺害小林多喜二這樣的藝術家時，他深為痛恨，似乎也從中看到了東方人骨子裡的非現代化的劣跡。關於此點，周作人更為清楚。站在人類文化的大視野角度上，他從骨子裡喜愛日本的風俗人情，但這個民族進取過程中的殘酷的一面，他又深為不滿。典型的例子是對日本的《順天時報》的抨擊，可見出他對日本人負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順天時報》多次造謠污辱中國人，主動站出來，斥責日本新聞界的醜行。在《語絲》第133期發表的《擦背與貞操》中，他很不客氣地批評日本人的陋習，認為故意攻擊中國人的某些習性，用心卑劣，實際上，這些習性在日本也存在著。不多看看本國情形，而專以指摘中國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這是周作人很少有過的火氣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還是十分清醒的。但他並不因此而拒絕接觸日本優良的文化，這是他大度的一面。魯迅對日本人的真誠、認真的背後所隱藏的驕傲的情緒，也是有反感的。這種傲氣，其實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兒，互為因果。《藤野先生》記錄藤野嚴九郎的可愛、富於同情心的情節，我們讀起來備感親切，可看出日本正直者的博愛的一面。而另一些歧視、誣衊弱國人的霸氣，魯迅卻深惡痛絕。周氏兄弟對日本人的複雜的感情，一方面基於中國人的自尊感，另一方面，是人類普遍的道義精神的本能反射。周氏兄弟沒有僅僅把日本當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參照，他們後來轉向對西方文化的深入思考，我想，也有此種因素的作用吧。日本實在是一個讓中國人感受複雜的國度。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像日本那樣，與中華文明有著如此親切的關聯，又有著如此尖銳的衝突。人們說中日兩國友好容易理解難，不無道理。
對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簡單地認識日本，而是通過日本來認識世界，理解人類自身，這是重要的。他們從未停止過對日本之外的國度的打量。以日本為中介，確立中國文化復興的目標，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於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魯迅兄弟看到了中國的思路，又由於日本改革中的負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堅定了其人道主義的信心。魯迅認為，對中國乃至亞洲而言，重要的在於“立人”，是人的個性的解放。沒有“立人”與個性解放，要充分體現一個民族的生命價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驅們，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問題。雖然，兩人都沒有找到療效的根本，但至少從文化的互證上，都看到了一絲微弱的曙光。
注 釋
[1] 梁啓超：《過渡時代論》，見《梁啓超哲學思想論文選》，4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2] 《魯迅全集》第六卷，6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東京的書店》。
[4] 轉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詩》，轉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40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魯迅全集》第一卷，1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8] 《魯迅全集》第十卷，2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
[10] 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11] 張鐵榮：《周作人平議》，3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島崎藤村：《魯迅的話》，花啟清譯，《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戶通信·按語》。
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願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生活帶給他的困頓，肩負著因襲的重擔，長久地犧牲自我，這使魯迅領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青年時代的魯迅，像許多天真的孩子一樣，做過一些美好的夢。他有過朦朦朧朧的神聖的情感，也有過對未來生活的各種憧憬。在異國的生活中，這種青春時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沒有撞擊過他的心頭。但他不是一個情感過於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帶有中國人的傳統的含蓄意味。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不自覺地牽引著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裡，他多少還停留在舊的基點上。愛情這塊迷人的聖地，在他那裡還是一塊陌生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