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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確的。他們的文化先取法於中國，後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蘭學盛行之後，又不見有齊名林那，奈端，達爾文等輩的學者;但是，在植物學，地震學，醫學上，他們是已經著了相當的功績的，也許是著者因為正在針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殺了。但總而言之，畢竟並無固有的文明和偉大的世界的人物;當兩國的交情很壞的時候，我們的論者也常常於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於生存。不像倖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並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並不比為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8]
我從這悲涼的語氣中，感受到了這顆靈魂的偉大。用別國的火，來煮自己的肉，使國人不再盲目地囚於歷史的牢籠中，這是怎樣的悲壯之舉!這種心中裹著一團火的殉道感，在20世紀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讀一讀他的文章，從來沒有悠然的自娛，永遠是一種緊張，是對國人心靈的詰難，這種近於自虐又殘酷地審視他人的目光，使我們常常獲得一種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兒，是很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的。
但這並不是說周作人過於紳士，過於儒雅，他其實何嘗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對域外文化的譯介中，周作人對魯迅的了解，大約比同代的許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識結構，決定了他不會像其兄那樣具有強烈的參與感和承擔感，像魯迅似的在血與火之中承受苦難，且自願在黑暗中戰叫。魯迅之於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卻難以學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層面上傾向於魯迅的某些格調，但在情感達成方式上，不會也不可能做到自虐和自嘲。周作人似乎過於冷靜，他的不動聲色甚至使我對其內心的平和抱有一種懷疑的態度。他何以有著這樣的超然?當面對諸多域外思潮和國內無邊的苦海時，他的教授式的不動聲色與娓娓而談，確實表明了他文化觀上的一種成熟。讀周作人的譯著和翻譯介紹文章，總忘不了他那種溫文爾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講台上，告訴學生，這兒好，那兒對;不要這樣，應該那樣，等等。這種個性，在他那兒是有一個過程的。誠如他所說，在譯介域外文化上，開始受林紓影響，後聽章太炎的講論，又發生了變化。面對諸多學術思想和外來文化，他喜歡得多，擇其優點而用之。但思路因此變雜，便生出諸多煩惱。《山中雜信》云：“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這困苦在青年時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過後來稍淡而已。儘管是矛盾的心情對待外來文化，但希望用它們來改造中國人的氣質，與魯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說：“凡有各國的思想在中國都應該介紹研究，與希伯來對立的希臘思想，與中國關係極深的印度思想等，尤為重要：現在因為有聖書譯本的一層關係，所以我先將他提出來講，希望引起研究的興味，並不是因為看輕別種的思想。中國舊思想的弊病，在於有一個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發展;現在我們用了多種表面不同而於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調劑下去，或可以得到一個中和的結果。”[9]這樣的語氣是溫和的，與魯迅比，在態度上至少是不帶更強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內省，嚴格說，與魯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對中國文化落後一面的認識，也異常的準確。但他對文化上的怨恨主義，卻抱有一種警覺，不願意以暴力的話語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國與俄國文化的時候，他嘆道：“中國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藝上只引起兩種影響，一是賞玩，一是怨恨。喜歡表現殘酷的情景那種病理的傾向，在被迫害的國如俄國波蘭的文學中，原來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國的多是一種玩世(Cynical)態度，這是民族衰老，習於苦痛的徵候。怨恨本不能絕對的說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實在與文學的根本有衝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這裡一方面看到了中國文學或文化的某種癥結，又表明了他的一種價值擇取態度。否認怨恨，就精神基調上來講，是現代人文精神可貴的東西，周作人可以說很早就領略了其中的要義。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壓迫，難道不反抗麼?這是一個矛盾，他沒有很好地處理好這一點，逃避仇視與苦難，其實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難。我想，至少在一點上，魯迅高於弟弟。在中國這一特定的環境裡，絕對的超然，豈不是兒童的幻想?魯迅時時提醒人們，不忘身邊的惡勢力，且一直注意譯介抗惡的文學，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譯過一些抗惡的作品，但他更多還是注意純粹精神價值的東西，這對他而言，是一種理性的愉悅。我覺得，這種愉悅感，在未來自由發達的世界裡，或許會更受人喜愛，周作人超前的價值態度，實際上在當代已引起了人們不少的興趣。但是，當置身於幾千年古老民族的沼澤里時，我覺得可以喚起我的內覺與希望的，卻是魯迅。魯夫子太殘酷了，他不僅把中國人的苦難展現給你，而且也把世界上的反抗絕望的諸多靈魂也展示給你。他沒有告訴你明天是什麼，愛是什麼，卻把對付苦難的方式傳染給了你。周作人則輕鬆得多了，那種和風細雨的吟唱，或許永遠屬於士大夫階層與讀書人階層。在這一階層里，他為人提供的，比同時代的許多人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但他不屬於農民，工人，不屬於下層的勞動者。而魯迅，卻偏偏站在了人間一切受難者的一邊，他的博大的胸懷所散出的熱力，對我們是那樣的親切和溫暖。
或許，只有在這個基點上，我們對周氏兄弟接受外來文明的態度，以及自塑人格時的價值標準，才會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吧?中國的近代化和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道路，雖然都意識到了一個目標，但怎樣到達這一目標，卻殊多不同考慮。整整一百年了，知識分子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即使是像周氏兄弟這樣的人，依然如此不同，我們新文化的道路的漫長與曲折，便可想而知了。
我總覺得，在大量引進域外文明中，最能顯示兩人境界和態度的，是對日本的看法。周氏兄弟的譯文，大多是靠日文轉譯的，而介紹日本文化，在兩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魯迅的藏書中，日文所占比例，比其他語種要多些，而所譯的日文著作，也較可觀。周作人有譯著30多種，日本文學比例占五分之三。[11]可見日本文化在兄弟倆那裡，確是精神視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魯迅曾介紹過或接觸過小泉八雲、夏目漱石、森歐外、德富蘇峰、野口米次郎、長谷川如是閒、廚川白村、片上伸、有島武郎、武者小路實篤、鶴見祐輔、內山完造、青木正兒、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增田涉、鹽谷溫、龜井勝一郎、山上正義、井上紅梅等。周作人接觸得更多，除了魯迅關注過的一些作家他喜愛外，還接觸過江馬修、與謝野晶子、石川啄木、國木田獨步、鈴木三重吉、長與善郎、志賀直哉、千家元■、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並將他們的佳作譯出。他先後翻譯過《古事記》、《狂言十番》、《平家物語》、《枕草子》、《如夢記》等一大批日本作品，興趣之廣，之大，都是少見的。周作人比魯迅更愛談日本的文化，僅專談日本人個性的文章，就有幾十篇。日本最令人難忘的是什麼呢?周氏兄弟各有所好，感覺時而相近，時而彌遠。魯迅幾乎沒有一篇專談日本文化的文章，他的日本觀，大多散見於書信、言談和某些文章的夾縫中。最典型的，是介紹日本文化的譯後記，但也一閃而過，未有深究。而周作人則寫過《日本與中國》、《談日本文化書》、《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日本的詩歌》、《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管窺》、《日本的衣食住》諸文。連日本人也承認，周作人是深知這個民族的個性的。他不是從大文化的概念入手，去看這個島國文化，而是從其風俗人情和衣食住行中，體味其特有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風貌。日本給魯迅的感情十分複雜，他一方面看到了這個民族自我更新的內驅力，同時又對其偏狹的東方主義，有著拒絕的態度。周作人也有類似的感覺，但坦率講，好感還是多於其他，他覺得日本的人情味和創作精神，為中國所少有，很值得借鑑。他選擇了日本女人為妻子，也是對該民族真誠的一面喜愛的因素所使然。不管周作人與哥哥有怎樣的差別，至少在一個方面，他們是有共識的：以日本為參照，可以找到中國近代化的途徑。這是一種文化的互證，不論對日本是喜愛還是疏離，唯因它的存在，中國人才看到了接受近代文明的必然。在“被近代化”的過程中，日本確是我們的老師。
我從這悲涼的語氣中，感受到了這顆靈魂的偉大。用別國的火，來煮自己的肉，使國人不再盲目地囚於歷史的牢籠中，這是怎樣的悲壯之舉!這種心中裹著一團火的殉道感，在20世紀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讀一讀他的文章，從來沒有悠然的自娛，永遠是一種緊張，是對國人心靈的詰難，這種近於自虐又殘酷地審視他人的目光，使我們常常獲得一種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兒，是很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的。
但這並不是說周作人過於紳士，過於儒雅，他其實何嘗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對域外文化的譯介中，周作人對魯迅的了解，大約比同代的許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識結構，決定了他不會像其兄那樣具有強烈的參與感和承擔感，像魯迅似的在血與火之中承受苦難，且自願在黑暗中戰叫。魯迅之於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卻難以學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層面上傾向於魯迅的某些格調，但在情感達成方式上，不會也不可能做到自虐和自嘲。周作人似乎過於冷靜，他的不動聲色甚至使我對其內心的平和抱有一種懷疑的態度。他何以有著這樣的超然?當面對諸多域外思潮和國內無邊的苦海時，他的教授式的不動聲色與娓娓而談，確實表明了他文化觀上的一種成熟。讀周作人的譯著和翻譯介紹文章，總忘不了他那種溫文爾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講台上，告訴學生，這兒好，那兒對;不要這樣，應該那樣，等等。這種個性，在他那兒是有一個過程的。誠如他所說，在譯介域外文化上，開始受林紓影響，後聽章太炎的講論，又發生了變化。面對諸多學術思想和外來文化，他喜歡得多，擇其優點而用之。但思路因此變雜，便生出諸多煩惱。《山中雜信》云：“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這困苦在青年時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過後來稍淡而已。儘管是矛盾的心情對待外來文化，但希望用它們來改造中國人的氣質，與魯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說：“凡有各國的思想在中國都應該介紹研究，與希伯來對立的希臘思想，與中國關係極深的印度思想等，尤為重要：現在因為有聖書譯本的一層關係，所以我先將他提出來講，希望引起研究的興味，並不是因為看輕別種的思想。中國舊思想的弊病，在於有一個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發展;現在我們用了多種表面不同而於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調劑下去，或可以得到一個中和的結果。”[9]這樣的語氣是溫和的，與魯迅比，在態度上至少是不帶更強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內省，嚴格說，與魯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對中國文化落後一面的認識，也異常的準確。但他對文化上的怨恨主義，卻抱有一種警覺，不願意以暴力的話語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國與俄國文化的時候，他嘆道：“中國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藝上只引起兩種影響，一是賞玩，一是怨恨。喜歡表現殘酷的情景那種病理的傾向，在被迫害的國如俄國波蘭的文學中，原來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國的多是一種玩世(Cynical)態度，這是民族衰老，習於苦痛的徵候。怨恨本不能絕對的說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實在與文學的根本有衝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這裡一方面看到了中國文學或文化的某種癥結，又表明了他的一種價值擇取態度。否認怨恨，就精神基調上來講，是現代人文精神可貴的東西，周作人可以說很早就領略了其中的要義。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壓迫，難道不反抗麼?這是一個矛盾，他沒有很好地處理好這一點，逃避仇視與苦難，其實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難。我想，至少在一點上，魯迅高於弟弟。在中國這一特定的環境裡，絕對的超然，豈不是兒童的幻想?魯迅時時提醒人們，不忘身邊的惡勢力，且一直注意譯介抗惡的文學，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譯過一些抗惡的作品，但他更多還是注意純粹精神價值的東西，這對他而言，是一種理性的愉悅。我覺得，這種愉悅感，在未來自由發達的世界裡，或許會更受人喜愛，周作人超前的價值態度，實際上在當代已引起了人們不少的興趣。但是，當置身於幾千年古老民族的沼澤里時，我覺得可以喚起我的內覺與希望的，卻是魯迅。魯夫子太殘酷了，他不僅把中國人的苦難展現給你，而且也把世界上的反抗絕望的諸多靈魂也展示給你。他沒有告訴你明天是什麼，愛是什麼，卻把對付苦難的方式傳染給了你。周作人則輕鬆得多了，那種和風細雨的吟唱，或許永遠屬於士大夫階層與讀書人階層。在這一階層里，他為人提供的，比同時代的許多人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但他不屬於農民，工人，不屬於下層的勞動者。而魯迅，卻偏偏站在了人間一切受難者的一邊，他的博大的胸懷所散出的熱力，對我們是那樣的親切和溫暖。
或許，只有在這個基點上，我們對周氏兄弟接受外來文明的態度，以及自塑人格時的價值標準，才會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吧?中國的近代化和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道路，雖然都意識到了一個目標，但怎樣到達這一目標，卻殊多不同考慮。整整一百年了，知識分子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即使是像周氏兄弟這樣的人，依然如此不同，我們新文化的道路的漫長與曲折，便可想而知了。
我總覺得，在大量引進域外文明中，最能顯示兩人境界和態度的，是對日本的看法。周氏兄弟的譯文，大多是靠日文轉譯的，而介紹日本文化，在兩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魯迅的藏書中，日文所占比例，比其他語種要多些，而所譯的日文著作，也較可觀。周作人有譯著30多種，日本文學比例占五分之三。[11]可見日本文化在兄弟倆那裡，確是精神視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魯迅曾介紹過或接觸過小泉八雲、夏目漱石、森歐外、德富蘇峰、野口米次郎、長谷川如是閒、廚川白村、片上伸、有島武郎、武者小路實篤、鶴見祐輔、內山完造、青木正兒、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增田涉、鹽谷溫、龜井勝一郎、山上正義、井上紅梅等。周作人接觸得更多，除了魯迅關注過的一些作家他喜愛外，還接觸過江馬修、與謝野晶子、石川啄木、國木田獨步、鈴木三重吉、長與善郎、志賀直哉、千家元■、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並將他們的佳作譯出。他先後翻譯過《古事記》、《狂言十番》、《平家物語》、《枕草子》、《如夢記》等一大批日本作品，興趣之廣，之大，都是少見的。周作人比魯迅更愛談日本的文化，僅專談日本人個性的文章，就有幾十篇。日本最令人難忘的是什麼呢?周氏兄弟各有所好，感覺時而相近，時而彌遠。魯迅幾乎沒有一篇專談日本文化的文章，他的日本觀，大多散見於書信、言談和某些文章的夾縫中。最典型的，是介紹日本文化的譯後記，但也一閃而過，未有深究。而周作人則寫過《日本與中國》、《談日本文化書》、《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日本的詩歌》、《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管窺》、《日本的衣食住》諸文。連日本人也承認，周作人是深知這個民族的個性的。他不是從大文化的概念入手，去看這個島國文化，而是從其風俗人情和衣食住行中，體味其特有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風貌。日本給魯迅的感情十分複雜，他一方面看到了這個民族自我更新的內驅力，同時又對其偏狹的東方主義，有著拒絕的態度。周作人也有類似的感覺，但坦率講，好感還是多於其他，他覺得日本的人情味和創作精神，為中國所少有，很值得借鑑。他選擇了日本女人為妻子，也是對該民族真誠的一面喜愛的因素所使然。不管周作人與哥哥有怎樣的差別，至少在一個方面，他們是有共識的：以日本為參照，可以找到中國近代化的途徑。這是一種文化的互證，不論對日本是喜愛還是疏離，唯因它的存在，中國人才看到了接受近代文明的必然。在“被近代化”的過程中，日本確是我們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