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頁
歐洲關於論“人”的真理的發見，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紀，於是出了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兩個結果。第二次成了法國大革命。第三次大約便是歐戰以後將來的未知事件了。女人與小兒的發見，卻遲至十九世紀，才有萌芽。古來女人的位置，不過是男子器具與奴隸。中古時代，教會裡還曾討論女子有無靈魂，算不算得一個人呢。小兒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認他是一個未長成的人，卻當他作具體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與教育的悲劇。自從弗羅培爾(Froebel)與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後，才有光明出現。到了現在，造成兒童學與女人問題這兩個大研究，可望長出極好的結果來。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卻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現“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便是這個意思。[6]
顯然，這是學者的風采，其所言是較嚴密的科學論證。它的理論基礎，系建立在進化論與個體心理的基點上，是很有說服力的。魯迅在“五四”時是很少提出一個口號的，那時他對“主義”的興趣，似乎不及弟弟。其時他是很悲觀的，說理的衝動，更多地還是讓位於一種沉悶的低語裡。《熱風》中也有慷慨陳詞的一面，有亮色，但你卻可以從中體味到無奈里的吶喊。因為先前的沉重，那聲音，便格外抑鬱、悲慨。所以，吶喊的調子，比周作人要有感染力。《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說：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帳，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7]
從周氏兄弟不同的行文中，我感到了在對人的個體感受中不同的一面。魯迅是背負著苦難而訴說人生的，周作人則是常態人生的自語。魯迅的身上，多是尼采、史密斯、達爾文式的氣息，周作人則除了藹理斯、弗理則外，雜以西洋諸多溫和的人道主義色澤。魯迅多東方的特徵，所以你常可以在他那兒聽到佛的聲音，無邊的壓迫感和忍辱感在散漫著，周作人卻是世界的、儒學氣的。周作人看問題，往往從東西方的角度，以人類共同的法則認識客體。如文明只有一個，不分東方西方，只分先進落後。人性也是這樣，西方人也有迷失的時候，只不過覺醒得早於東方，我們趕上便是。橫亘在周作人上空的，有時是一種普遍的價值法則，他對人類的整體性殊多想法，所以儘管亦孤獨悲觀，而作為一種理性的審視，則多為中和之態，喜不偏不倚之狀。這裡可以找到魯迅與周作人後來分道揚鑣的一個線索。因為魯迅是站在東方被壓迫者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引進尼采的強力意志和史密斯的社會學觀點，便是自然之事。而周作人從人類的普遍立場出發，則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溫和手段校正東方文明的弱點。周作人後來翻譯希臘文化著作，亦有此意。他於尊敬人的個性前提下，喜歡廣泛譯介諸家之長，以補自己之短。魯迅在涉獵域外文明時，範圍不及周作人，是該承認的事實。他後來受德國哲學與蘇俄文化的吸引，其過程，對歐美的自由主義文化，便少有了解。他永遠不會像周作人那樣，恪守己身，反對壓抑個性主義的各種社會運動。魯迅晚年介入社會團體運動，熱情關注共產主義文化，恐怕多是從東方被壓迫者的立場出發的。可以看出，在“被近代化”的過程中，周氏兄弟由開始的並肩合作，文化啟蒙，到後來各自東西，既有個性氣質的因素，也有接受異域文明的視角和接受對象的區別等因素。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過程中，人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而更多的是被其所選擇的文化所規範。在談及周氏兄弟的個體差異時，這一點，也同樣不能忽略的。
倘若要系統了解周氏兄弟接受現代文明、自覺地“被近代化”的過程，我想一是看其譯著的選擇，二是看其創作的態度，三是對待政治的立場。在譯著的選擇上，我們知道，早期二人是一致的，後來魯迅傾向於蘇俄文化，而周作人則對希臘、日本乃至俄法諸國均抱興趣。創作上，魯迅先是冷峻，而後絕望、掙扎乃至戰叫，其文脈很帶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痕跡，在周作人看來，這裡有虛無的成分。周作人則一直散淡自由，後趨於紳士風味，把苦澀吞在肚中，不和黑暗直接肉搏，仿佛一個空手道者，儼然成趣地躲在苦雨齋中。而在對政治的態度上，魯迅後來相信可以通過社會運動，達到一種社會的進步，所以他後來站在了左翼文化隊伍的一邊。而周作人則主張個體的自由，不管什麼運動，干涉個體自由，便屬非人道之舉，所以周作人的立場屬於人們所說的自由主義派。
魯迅的翻譯理論是頗值得回味的。他和周作人在立腳點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於趣味與思想的靜觀，他的譯介過程，我總感到一種悲涼的心緒在涌動著。讀他的諸多譯後記，似乎有一根歷史之繩在牽著他，永遠那麼緊皺眉頭，不忘對國民性的拷問。讀一讀《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看一看《苦悶的象徵》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國人氣質》中所企盼的那樣，有一種民族自省的精神。魯迅的譯文大多被苦惱的色澤包圍著，他幾乎沒有譯過什麼輕鬆、消閒的作品，從《域外小說集》開始，他選擇的對象，多是悲苦孤獨者。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輸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爾洵、安德列夫、愛羅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歐外、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尤其有趣的是，對廚川白村別有情緣，其譯介的熱情與用功，在他的翻譯生涯中，是較突出的一類。魯迅大約不愛美國式的輕鬆，作為一種文化建設，他覺得那些充滿心靈的自語和搏鬥的書籍，是中國所亟須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書，多處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於正視本民族的勇氣，魯迅大為讚揚。所以，重要的在於，啟發中國人有一種態度，一種認識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氣。從異國人的瀟灑的自省意識中，魯迅感受到了中國人到底缺少的是什麼。他說：
我譯這書，也並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中國現在並無“取亂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覺得負有刺探別國弱點的使命，所以正無須致力於此。但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後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涼藥。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將來要得內務部的褒揚的，大抵總覺到一種腫痛，有如生著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的，大概都不會知道;否則，就明白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藉此先將那腫痛提醒，而後將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
顯然，這是學者的風采，其所言是較嚴密的科學論證。它的理論基礎，系建立在進化論與個體心理的基點上，是很有說服力的。魯迅在“五四”時是很少提出一個口號的，那時他對“主義”的興趣，似乎不及弟弟。其時他是很悲觀的，說理的衝動，更多地還是讓位於一種沉悶的低語裡。《熱風》中也有慷慨陳詞的一面，有亮色，但你卻可以從中體味到無奈里的吶喊。因為先前的沉重，那聲音，便格外抑鬱、悲慨。所以，吶喊的調子，比周作人要有感染力。《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說：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帳，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7]
從周氏兄弟不同的行文中，我感到了在對人的個體感受中不同的一面。魯迅是背負著苦難而訴說人生的，周作人則是常態人生的自語。魯迅的身上，多是尼采、史密斯、達爾文式的氣息，周作人則除了藹理斯、弗理則外，雜以西洋諸多溫和的人道主義色澤。魯迅多東方的特徵，所以你常可以在他那兒聽到佛的聲音，無邊的壓迫感和忍辱感在散漫著，周作人卻是世界的、儒學氣的。周作人看問題，往往從東西方的角度，以人類共同的法則認識客體。如文明只有一個，不分東方西方，只分先進落後。人性也是這樣，西方人也有迷失的時候，只不過覺醒得早於東方，我們趕上便是。橫亘在周作人上空的，有時是一種普遍的價值法則，他對人類的整體性殊多想法，所以儘管亦孤獨悲觀，而作為一種理性的審視，則多為中和之態，喜不偏不倚之狀。這裡可以找到魯迅與周作人後來分道揚鑣的一個線索。因為魯迅是站在東方被壓迫者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引進尼采的強力意志和史密斯的社會學觀點，便是自然之事。而周作人從人類的普遍立場出發，則不可避免排斥偏激，以溫和手段校正東方文明的弱點。周作人後來翻譯希臘文化著作，亦有此意。他於尊敬人的個性前提下，喜歡廣泛譯介諸家之長，以補自己之短。魯迅在涉獵域外文明時，範圍不及周作人，是該承認的事實。他後來受德國哲學與蘇俄文化的吸引，其過程，對歐美的自由主義文化，便少有了解。他永遠不會像周作人那樣，恪守己身，反對壓抑個性主義的各種社會運動。魯迅晚年介入社會團體運動，熱情關注共產主義文化，恐怕多是從東方被壓迫者的立場出發的。可以看出，在“被近代化”的過程中，周氏兄弟由開始的並肩合作，文化啟蒙，到後來各自東西，既有個性氣質的因素，也有接受異域文明的視角和接受對象的區別等因素。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過程中，人無法自主地決定自己，而更多的是被其所選擇的文化所規範。在談及周氏兄弟的個體差異時，這一點，也同樣不能忽略的。
倘若要系統了解周氏兄弟接受現代文明、自覺地“被近代化”的過程，我想一是看其譯著的選擇，二是看其創作的態度，三是對待政治的立場。在譯著的選擇上，我們知道，早期二人是一致的，後來魯迅傾向於蘇俄文化，而周作人則對希臘、日本乃至俄法諸國均抱興趣。創作上，魯迅先是冷峻，而後絕望、掙扎乃至戰叫，其文脈很帶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痕跡，在周作人看來，這裡有虛無的成分。周作人則一直散淡自由，後趨於紳士風味，把苦澀吞在肚中，不和黑暗直接肉搏，仿佛一個空手道者，儼然成趣地躲在苦雨齋中。而在對政治的態度上，魯迅後來相信可以通過社會運動，達到一種社會的進步，所以他後來站在了左翼文化隊伍的一邊。而周作人則主張個體的自由，不管什麼運動，干涉個體自由，便屬非人道之舉，所以周作人的立場屬於人們所說的自由主義派。
魯迅的翻譯理論是頗值得回味的。他和周作人在立腳點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於趣味與思想的靜觀，他的譯介過程，我總感到一種悲涼的心緒在涌動著。讀他的諸多譯後記，似乎有一根歷史之繩在牽著他，永遠那麼緊皺眉頭，不忘對國民性的拷問。讀一讀《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看一看《苦悶的象徵》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國人氣質》中所企盼的那樣，有一種民族自省的精神。魯迅的譯文大多被苦惱的色澤包圍著，他幾乎沒有譯過什麼輕鬆、消閒的作品，從《域外小說集》開始，他選擇的對象，多是悲苦孤獨者。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輸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爾洵、安德列夫、愛羅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歐外、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尤其有趣的是，對廚川白村別有情緣，其譯介的熱情與用功，在他的翻譯生涯中，是較突出的一類。魯迅大約不愛美國式的輕鬆，作為一種文化建設，他覺得那些充滿心靈的自語和搏鬥的書籍，是中國所亟須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書，多處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於正視本民族的勇氣，魯迅大為讚揚。所以，重要的在於，啟發中國人有一種態度，一種認識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氣。從異國人的瀟灑的自省意識中，魯迅感受到了中國人到底缺少的是什麼。他說：
我譯這書，也並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中國現在並無“取亂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覺得負有刺探別國弱點的使命，所以正無須致力於此。但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後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涼藥。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將來要得內務部的褒揚的，大抵總覺到一種腫痛，有如生著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的，大概都不會知道;否則，就明白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藉此先將那腫痛提醒，而後將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