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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國傳教士，一個中國啟蒙者，對同一客體所進行的相近的精神凝視，無疑是人類文明史上動人的一頁。洋人啟示了我們的先驅者，使他從域外的火把中，窺清了幾千年歷史漫長的黑洞，他又不畏苦難之途，自抉其心，孤獨地前行著，仿佛一個天使，在苦海里、荊叢里，毫不猶豫地掙扎、搏擊著，心頭的信念從未消失過。這是文明史上何等激動人心的圖景!讀過了史密斯與魯迅的作品，你便會感動於文化殉道者的偉大。東西方智者的仁愛與慈悲之心，便於這樣的交匯中，凝固成一種不朽與永恆。
周作人也有他心目中的“史密斯”，這便是英國心理學家藹理斯。
如果說“史密斯”的世界是社會心理的，是研究人的社會習俗與社會觀念的，那麼藹理斯則是個體人的心理狀態，研究的是人的性心理的過程。周作人沒有像其哥哥那樣選擇社會心理的著作，而深入到個體心理的學林中，這可看出兩人價值取向的某種差別。但在以西方人的知識方式來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相同的。周作人回國後，不止一次地向人們介紹藹理斯的性心理學說，把它看成重要的理論著作。在他看來，中國人在性意識上的蒙昧，一定程度地制約了人的個體素質。只有真正認識人的個體價值，肯定人的自然欲求與社會欲求，才可能使國民素質有所提高。
藹理斯是英國現代著名的善種學及性的心理學者，其所著的《新精神》、《隨想錄》、《性心理研究》等，對周作人思想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最初接觸藹理斯的著作是在日本，後來回憶此人的著作時，他承認對自己是一本啟蒙的書，尤其是《性心理研究》，“我讀過了之後眼上的鱗片倏忽落下，對於人生與社會成了一種見解”。[3]他回國後，多次撰文介紹藹理斯的思想，用力甚勤。1924年，他在《藹理斯的話》一文中說：
藹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個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說十五歲時初讀斯溫朋(Swinburne)的《日出前之歌》，計算大約生於一八五六年頃。我最初所見的是他的《新精神》，系《司各得叢書》之一，價一先令，近來收在美國的《現代叢書》里。其次是《隨感錄》及《斷言》。這三部都是有關文藝思想的批評，此外有兩性、犯罪、以及夢之研究，是專門的著述，都處處有他的對於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可貴的。但其最大著作總要算是那六冊的《性的心理研究》。這種精密的研究或者也還有別人能做，至於那樣寬廣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實在是極不易得。我們對於這些學問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言論，得到不少利益，在我個人總可以確說，要比各種經典集合起來所給的更多。
周作人如此看重藹理斯，我想，至少有兩種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其科學的態度，二是其藝術的批評精神。就前者來說，如周作人常說的，中國人少有這種研究，精神含糊，輸來一點社會科學思想，殊為重要，可使國人多知曉天底下未知之事，以便使國人受到新知的洗禮;就後者而言，周作人覺得，他找到了藝術批評的一種參照。從個體人的氣質、欲求出發，去理解藝術，比道學家要高明、實在得多。讀藹理斯的著作，便可明白，中國是一個怎樣缺少愛與真誠的民族。周作人後來於“五四”中批評舊道德，提倡人的文學和婦女的解放，我們都可看到藹理斯給他留下的投影。他為愛情詩辯護，批評舊道學，主張個性解放和個性主義文學，藹理斯的作用是巨大的。魯迅對性心理學也是喜愛的，但他和弟弟不同，選擇的卻是弗洛伊德，但後來不久又揚棄之，由個性心理，又回到社會學中去。周作人的一生，恐怕對藹理斯是一直念念不忘的。就對個體人的認識上，一直未能真正超越藹理斯的影響。這裡頗有意味的是，魯迅於“五四”中抨擊舊傳統，我感受的更多的是史密斯與尼采的聲音，而周作人則龐雜得很，既有西方個性主義傳統如無政府主義，又有藹理斯的理論。同樣是對傳統發難，兄弟倆使用的理論武器如此不同，其價值觀相異的一面已略有顯露了。
藹理斯在女性解放上，給周作人的啟示是巨大的。這位英國學者，反對宗教的禁欲主義，倡導健全的性意識和人類情感。他在《隨感錄·女子的羞恥》中寫道：
在我的一本著書里我曾記載一件事，據說義大利有一個女人，當房屋失火的時候，情願死在火里，不肯裸體跑出來，丟了她的羞恥。在我力量所及之內，我常設法想埋炸彈於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她們一起地毀掉。今天我從報上見到記事，有一隻運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魚雷，雖然離岸不遠卻立將沉沒了。一個看護婦還在甲板上。她動手脫去衣服，對旁邊的人們說道：“大哥們不要見怪，我須得去救小子們的命。”她在水內游來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這個女人是屬於我的世界的。我有時遇到同樣的女性的，優美而大膽的女人，她們做過同樣勇敢的事，或者更為勇敢因為更複雜地困難，我常覺得我的心在她們面前像一隻香爐似的擺著，發出愛與崇拜之永久的香菸。
我夢想一個世界，在那裡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強的烈焰，在那裡羞恥化為勇氣而仍還羞恥，在那裡女人仍異於男子與我所欲毀滅的世界並無不同，在那裡女人具有自己顯示之美，如古代傳說聽講的那樣動人，但在那裡富於為人類服務而自己犧牲的熱情，遠超出於舊世界之上。自從我有所夢以來，我便在夢想這個世界。[4]
藹理斯勾勒的理想世界，何嘗不也是周作人嚮往所在?但他很少去勾勒烏托邦式的伊甸園，對周作人而言，最主要的乃是清除思想的糟粕，與舊的傳統分庭抗禮。至少在“五四”前後，這一思想在他那兒是占主導地位的。婦女要解放，必須破除迷信，而破除迷信，就必須引進科學精神。所以，周作人在新文化初期，抨擊舊道德時，用心良苦，與魯迅一樣，對國民諸多劣根性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指出，中國人，尤其是婦女，不要被舊道德所纏繞，爭求個性與自立是重要的使命。中國人在對女人和性的問題上，多陳腐、保守的意識，或說非人道的意識，欲興邦立國，不解決對人自身認識上迷信的因素，殊不可想像其可能性。《雨天的書·狗抓地毯》說：
社會喜歡管閒事，而於兩性關係最為嚴厲，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從蠻性的遺留上著眼，可以看出一部分出於動物求偶的本能，一部分出於野蠻人對於性的危險力的迷信。這種老祖宗的遺產，我們各人分有一份，很不容易出脫……
中國人如果擺脫舊夢，出現新生的文化，湧出新型的人格，女性的解放，是件大事。看一個人思想如何，只看他對性與婦女問題的思路，便可知其大貌。“立人”，在根本上是要解放婦女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男權社會，人的病態不僅體現在男性身上，最根本的，亦體現在女性與兒童那裡。藹理斯關於破除禁慾，以健全、合理的思想塑造人的觀點，使周作人看到了性教育在中國實行之必要。改造國民性，當然要以改造和人性世界相悖的文化為主要任務。因此，藹理斯最終把周作人的視野，引向了對人的發現和新文化的發現之路。他認為，必須打破東方文明的陳腐觀念，一些人認為東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質的，而惟有精神的文明才是一切，這是可怕的思路。周作人認為，認真學習洋人科學的思想，引進人道的觀念，對中國是異常緊迫的任務。他在《人的文學》中，高喊發現人類自己，確立人的價值，這裡有許多是有性心理學的潛在影響力的。
周作人也有他心目中的“史密斯”，這便是英國心理學家藹理斯。
如果說“史密斯”的世界是社會心理的，是研究人的社會習俗與社會觀念的，那麼藹理斯則是個體人的心理狀態，研究的是人的性心理的過程。周作人沒有像其哥哥那樣選擇社會心理的著作，而深入到個體心理的學林中，這可看出兩人價值取向的某種差別。但在以西方人的知識方式來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相同的。周作人回國後，不止一次地向人們介紹藹理斯的性心理學說，把它看成重要的理論著作。在他看來，中國人在性意識上的蒙昧，一定程度地制約了人的個體素質。只有真正認識人的個體價值，肯定人的自然欲求與社會欲求，才可能使國民素質有所提高。
藹理斯是英國現代著名的善種學及性的心理學者，其所著的《新精神》、《隨想錄》、《性心理研究》等，對周作人思想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最初接觸藹理斯的著作是在日本，後來回憶此人的著作時，他承認對自己是一本啟蒙的書，尤其是《性心理研究》，“我讀過了之後眼上的鱗片倏忽落下，對於人生與社會成了一種見解”。[3]他回國後，多次撰文介紹藹理斯的思想，用力甚勤。1924年，他在《藹理斯的話》一文中說：
藹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個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說十五歲時初讀斯溫朋(Swinburne)的《日出前之歌》，計算大約生於一八五六年頃。我最初所見的是他的《新精神》，系《司各得叢書》之一，價一先令，近來收在美國的《現代叢書》里。其次是《隨感錄》及《斷言》。這三部都是有關文藝思想的批評，此外有兩性、犯罪、以及夢之研究，是專門的著述，都處處有他的對於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可貴的。但其最大著作總要算是那六冊的《性的心理研究》。這種精密的研究或者也還有別人能做，至於那樣寬廣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實在是極不易得。我們對於這些學問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言論，得到不少利益，在我個人總可以確說，要比各種經典集合起來所給的更多。
周作人如此看重藹理斯，我想，至少有兩種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其科學的態度，二是其藝術的批評精神。就前者來說，如周作人常說的，中國人少有這種研究，精神含糊，輸來一點社會科學思想，殊為重要，可使國人多知曉天底下未知之事，以便使國人受到新知的洗禮;就後者而言，周作人覺得，他找到了藝術批評的一種參照。從個體人的氣質、欲求出發，去理解藝術，比道學家要高明、實在得多。讀藹理斯的著作，便可明白，中國是一個怎樣缺少愛與真誠的民族。周作人後來於“五四”中批評舊道德，提倡人的文學和婦女的解放，我們都可看到藹理斯給他留下的投影。他為愛情詩辯護，批評舊道學，主張個性解放和個性主義文學，藹理斯的作用是巨大的。魯迅對性心理學也是喜愛的，但他和弟弟不同，選擇的卻是弗洛伊德，但後來不久又揚棄之，由個性心理，又回到社會學中去。周作人的一生，恐怕對藹理斯是一直念念不忘的。就對個體人的認識上，一直未能真正超越藹理斯的影響。這裡頗有意味的是，魯迅於“五四”中抨擊舊傳統，我感受的更多的是史密斯與尼采的聲音，而周作人則龐雜得很，既有西方個性主義傳統如無政府主義，又有藹理斯的理論。同樣是對傳統發難，兄弟倆使用的理論武器如此不同，其價值觀相異的一面已略有顯露了。
藹理斯在女性解放上，給周作人的啟示是巨大的。這位英國學者，反對宗教的禁欲主義，倡導健全的性意識和人類情感。他在《隨感錄·女子的羞恥》中寫道：
在我的一本著書里我曾記載一件事，據說義大利有一個女人，當房屋失火的時候，情願死在火里，不肯裸體跑出來，丟了她的羞恥。在我力量所及之內，我常設法想埋炸彈於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她們一起地毀掉。今天我從報上見到記事，有一隻運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魚雷，雖然離岸不遠卻立將沉沒了。一個看護婦還在甲板上。她動手脫去衣服，對旁邊的人們說道：“大哥們不要見怪，我須得去救小子們的命。”她在水內游來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這個女人是屬於我的世界的。我有時遇到同樣的女性的，優美而大膽的女人，她們做過同樣勇敢的事，或者更為勇敢因為更複雜地困難，我常覺得我的心在她們面前像一隻香爐似的擺著，發出愛與崇拜之永久的香菸。
我夢想一個世界，在那裡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強的烈焰，在那裡羞恥化為勇氣而仍還羞恥，在那裡女人仍異於男子與我所欲毀滅的世界並無不同，在那裡女人具有自己顯示之美，如古代傳說聽講的那樣動人，但在那裡富於為人類服務而自己犧牲的熱情，遠超出於舊世界之上。自從我有所夢以來，我便在夢想這個世界。[4]
藹理斯勾勒的理想世界，何嘗不也是周作人嚮往所在?但他很少去勾勒烏托邦式的伊甸園，對周作人而言，最主要的乃是清除思想的糟粕，與舊的傳統分庭抗禮。至少在“五四”前後，這一思想在他那兒是占主導地位的。婦女要解放，必須破除迷信，而破除迷信，就必須引進科學精神。所以，周作人在新文化初期，抨擊舊道德時，用心良苦，與魯迅一樣，對國民諸多劣根性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指出，中國人，尤其是婦女，不要被舊道德所纏繞，爭求個性與自立是重要的使命。中國人在對女人和性的問題上，多陳腐、保守的意識，或說非人道的意識，欲興邦立國，不解決對人自身認識上迷信的因素，殊不可想像其可能性。《雨天的書·狗抓地毯》說：
社會喜歡管閒事，而於兩性關係最為嚴厲，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從蠻性的遺留上著眼，可以看出一部分出於動物求偶的本能，一部分出於野蠻人對於性的危險力的迷信。這種老祖宗的遺產，我們各人分有一份，很不容易出脫……
中國人如果擺脫舊夢，出現新生的文化，湧出新型的人格，女性的解放，是件大事。看一個人思想如何，只看他對性與婦女問題的思路，便可知其大貌。“立人”，在根本上是要解放婦女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男權社會，人的病態不僅體現在男性身上，最根本的，亦體現在女性與兒童那裡。藹理斯關於破除禁慾，以健全、合理的思想塑造人的觀點，使周作人看到了性教育在中國實行之必要。改造國民性，當然要以改造和人性世界相悖的文化為主要任務。因此，藹理斯最終把周作人的視野，引向了對人的發現和新文化的發現之路。他認為，必須打破東方文明的陳腐觀念，一些人認為東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質的，而惟有精神的文明才是一切，這是可怕的思路。周作人認為，認真學習洋人科學的思想，引進人道的觀念，對中國是異常緊迫的任務。他在《人的文學》中，高喊發現人類自己，確立人的價值，這裡有許多是有性心理學的潛在影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