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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國人氣質》一書中,來尋找魯迅思想的來源,是件有意義的工作。應當說,史密斯對中國人個性的梳理,是十分精彩的。他不像一般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那樣古板地考察問題,有許多內容,是從觀察和體驗中來的。他注重中國人的日常行為、生活習俗、價值態度,對其歷史也較清楚。這部紮實的書一方面充滿了對古老帝國人的愛意,另一方面,對國民劣根性給予了坦率的批評。考察一個民族的個性中深層的東西是困難的,何況又是一個外國人?他在中國的二十幾年,深入實地,閱讀報刊,結交朋友,從社會心理到文化形態,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的世態民情,確是不易。此書多直觀的描述,理論分析恰到好處,無極端主義傾向。上至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遠及古代文化,近逮日常起居,所述詳備,切中要害,尤其談中國人落後習俗,讀之令人汗顏。作者的可貴之處,在於看到了中國人個性萎縮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視野也較為開闊。一個長久地生活於中國本土的人,無論怎樣聰慧,是難以寫出這樣厚重的著作的。史密斯的新穎的視角,廣闊的時空觀念,對比的價值態度,使他的文字處處迸射著沉重的愛意。魯迅後來差不多接受了他大部分思路。例如,史密斯強調中國人忽視精確,智力混沌,可謂一語道破國人認知上的弱點。這弱點的根本,是思維的問題,而思維的載體,在於語言。所以魯迅後來在翻譯中主張直譯,反對意譯,乃在於改變中國人表達思想的含糊,不確切。他後來乾脆主張以拉丁文的拼音字代替漢字,其動機亦在於此。再如,史密斯強調中國人的欺騙才能很高,他說:“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一樣,有這樣一個特點:希望儘可能長地隱瞞壞消息,不得已傳達時,也採取偽裝的形式,然而,中國人所要求的‘好形式’欺騙性過強了,以至使我們吃驚,感到毫無意義。”這批評是中肯的。魯迅後來諷刺國人的弱點,也抓住這一劣根性不放,對“瞞”與“騙”的抨擊,至今讀來,亦讓人感喟良多。史密斯分析了中國人種種弱點之後,把其生成原因,與古文化、社會制度聯繫起來,認為儒道釋的思想和皇權統治,導致了中國人氣質上的落後與保守性。他以孔子和孟子的言行為例,在這些聖人那裡,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惜以欺騙的形式與人交往。這種欺騙,在中國人眼裡,是出於禮節的需要,並無褻瀆真理之義,但在洋人看來,不直接陳述自己的觀點,顧左右而言他,是不道義的。這觀點,魯迅甚為贊同,他對孔孟儒學毫不客氣的批評,對虛偽的正人君子之流的攻擊,都是有別於傳統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魯迅認為中國缺少正視現實、坦誠為人的一面,這恰恰是《中國人氣質》一書闡述較多的地方。至於在引進科學方式、興新型教育、強調人格等方面,亦有共同的感受。我讀《中國人氣質》一書,不僅驚訝于洋人的敏銳,更主要是看到了魯迅與西方漢學界的互感的態度。承認自己的弱點,並以洋人為師,是要有勇氣的。魯迅在審視國民性格方面所具有的氣魄,確是一般中國人所少有的。

  史密斯論及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結構時,掩不住一種深切的失望。這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不如說是對人類的一種情懷。東西方的民族千差萬別,各有優劣自不必言。西方人在中國人的忍耐與堅韌方面,所受的鼓舞,想必也是不少的。但史密斯深切地感到,中國的改革異常艱難,這個缺少誠與信和人格力量的國度,倘無科學、教育、基督式的愛的普及,要振興起來,是不可能的。他尖銳地指出,用道德說教與榜樣的力量來影響國民,幾乎無任何作用。他引用巴伯(Baber)的觀點說:“一句話,中國人必須開化。除非藉助外部的力量加速這一進程,否則要想完成這一進程,一千年的時間都嫌太短。”作為一個中國人,接受這一理論是殘酷的。但近一百年的歷史已說明,打開國門,吸收域外文明,是再生的必然之路。但“被近代化”是痛苦的,不僅要有精神上的陣痛,文化上與肉體上的折磨也顯而易見。如果你承擔這一事實,就必須付出代價。魯迅對此的感悟極其深刻。他後來主張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也是這一動機使然。史密斯對中國民族失望的一面,對魯迅自然也有感染,他對中國人也開不出藥方,除了宗教的仁愛外,讀罷此書,最深的感觸,便是警覺與失望吧?不過,史密斯有兩點頗使人受啟發,一是中國屬大洪水之前的民族,其習性、風俗、宗教,尚未經過大洪水後的巨變,其頑強的生命力,決定了這一民族尚不屬行將滅亡的民族,中國的潛力,還遠沒有煥發出來;二,改變中國,要靠科學和新文藝,這兩種,為中國亟須的一類。僅僅靠科技、貿易看來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單純地以道德來教化國民,恐亦難以奏效。他說道:

  讓我們聽一下人類文明的偉大倡導者馬太·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論述:“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熱愛希臘,感謝希臘。希臘在人類面前舉起了藝術和科學的旗幟,就如同猶太人舉起了正義的旗幟。現在,世界不能沒有藝術和科學。藝術和科學旗幟的舉起,自然占據了他們的全部身心,品行卻被當成了簡單的家常事。輝煌的希臘,就是因為不注重品行而消亡了;因為他們缺乏品德、堅韌和性格……不僅如此,現實成功地表明,在今天這個時代,需要的知識和美好的事物越來越多,知識受到如此的尊重——表明現在統治世界的不是希臘,而是猶太;不是藝術和科學的突出成就,而是正義的崇高地位。”

  為了革新中國,必須追溯性格的動因,使人格升華,良心必須得到實際的推崇,再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樣囚禁在自己的宮中。現代哲學的一位主要闡述者曾很好地闡明這樣一條真理:“沒有任何一種煉丹術能點石成金。”中國需要的是公正,為了獲得它,中國必須有一套上帝的知識,必須對人有一個新的概念,必須重新認識人與上帝的關係。中國需要在每一個人的靈魂中,在家庭和社會中,注入新的生命。那麼,就會看到中國的各種需要就會化為一種迫切的需要,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恆、完全地滿足的一種需要。

  這是基督徒所具有的仁慈的情懷。讀到這兒,我忽然明白了魯迅那時先科學而後又以文藝救國的信心,何以如此堅定。說魯迅直接地接受了史密斯的思想,我們或許有武斷的一面,但至少這種觀念和時尚,對青年魯迅有潛在的薰陶,這種猜測並不為過吧?《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等文章,就帶有著這種思路。其一是談人的價值,人的尊嚴,與生命的強力意志,這些都是中國人最少有的品質。其二,把科學精神、個性主義藝術風範當成立人的不可或缺的源泉。魯迅似乎覺得,要改變中國人的氣質,倘無科學與藝術,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思想,在我看來,至少是對《中國人氣質》的另一種呼應,它的內在的情愫,由於是從民族本位的立場出發,其動人性,其深刻,是為史密斯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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