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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的思想是十分龐雜的。他既有進化論的觀念，又受惠於盧梭的某種精神。其所涉獵的領域亦十分廣泛，有邊沁學說、康德的思想、佛學理義、科學精神等等。因接觸大量域外文明，對中國國民遂生出諸多不滿。早年力主維新，倡明變法，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撰述多篇宏論，其中《過渡時代論》、《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說》等，思想一新，頗為青年注意，亦可謂啟蒙的先聲。梁啓超曾痛感中華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進化論之觀點入中土，闡明中國已處於過渡年代，“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時代的轉機，導之以世界進步之聲，這是梁啓超那代人的功績。他們甚至天真地把“黃金世界”的到來，看成必然的歷史過程。但一旦觸及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那呼聲，總覺得有些弱小，改造社會，在那時談何容易!後來的歷史表明，更換政府容易，而改造國民性，則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魯迅歸國以後，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於國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對空泛的理想主義叫喊的一種糾正。一個失望於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異常沉重的。這種價值的承擔，魯迅與周作人都有過，魯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們的表現方式不同，但在對中國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魯迅有個時期抄古碑，周作人“閉戶讀書”，均是對現實絕望的一種態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對古老的民族積習，他們惟有長嘆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學說的啟蒙者，另一方面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對此，周氏兄弟有著巨大的悲哀。他們早期寫作中，呼籲人的文學，寫實的精神，大概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吧。
對周氏兄弟而言，留學日本，均有幾本洋人著作影響自己的終生。舉一個例子，魯迅特別推崇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國人氣質》一書。這書的觀點，對魯迅後來認識中國社會，其作用不可小視。他在死前的14天，還在文章中呼籲有人能將此書譯出，使國人看後能夠猛醒。周作人則信奉英國心理學家藹理斯的學說，認為此人的理論，對國人認識婦女，認識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後來有關婦女問題的觀點，顯然受到他的影響，兄弟二人接受的這兩種學說，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對兩人的作用，卻超過其他哲人。文化傳播的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於世界各地，恐亦有此類雷同，頗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進步思想，是心悅誠服的，這裡絲毫沒有國粹的余痕。他們後來不久便告別了梁啓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學之中，參之以國學研究，考察歷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尋結論，很是用力。這是“被近代化”過程中的優秀學子獨有的選擇。只要看看後來兩人不遺餘力地譯介域外人文科學理論，對中國文化的梳理，便可體味出他們創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隱諱自己民族的弱點，以韌力與傳統抗衡，兩人付出了不同的代價，仔細想來，確是悲壯的。
亞瑟·亨·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一書，於1894年美國紐約佛萊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澀江保譯為日文，取名《支那人氣質》，由東京博文館出版。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看過此書，想是必然的。他後來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過此書，希望有人能譯出，如1926年所寫《馬上支日記》，1931年致陶亢德的書信，1935年為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書的內容，在魯迅那裡是非同尋常的。《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2]
魯迅譯過的書籍可謂多矣，但不知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著作。從他多次談及此書的情緒上，對其內容的興趣，恐並不亞於蘇俄的新潮作品。我想，或許此書為早年所看，後來接觸新潮東西增多，欲多了解新知的原因，所以未能親自轉譯。不管怎樣，這部以直觀性來論及中國人的書，確實是一部令人猛醒和震驚之作。我讀到它的漢譯本，心裡長久地被刺激著，覺得被一種異樣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隱痛。那是怎樣刻骨難忘的感受!我仿佛突然在習以為常的生命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態。原來我們是這樣的!這種感受，跟讀魯迅的文章多有不同，魯夫子畢竟是中國人。而在洋人的眼裡，我們擁有過那麼多古老的積習，那麼多非文明的形態。而史密斯並不以挑剔的目光打量我們，他實在也抱有一份對中國人的敬愛。愈是這種基督式的情懷，那目光所射出的力量愈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我想，當年魯迅讀到此書時，其感受，或許比我們今人，要更苦澀吧?如果不是這樣一類書籍的存在，周氏兄弟那一代人，不會有著更強烈的自我意識。懂得了別人目光中的自我，便懂得了如何去“立人”。我在周氏兄弟“五四”前後寫下的雜感中，分明看到了史密斯的余魂。《熱風》、《墳》等作品裡，那種對國民心靈的拷問，在許多方面，其思路是接近的。
《中國人氣質》問世的前後，正是中國啟蒙者調整思想、醞釀社會革命的時期。讀一讀那時梁啓超諸人的文章，對國民劣根性的內省，亦有史密斯的諸多思路。中外學人的互為感應，在那時已很深了。所以，1902年前後，魯迅和許壽裳談及“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等問題，不是從天而降的觀念，受到時風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魯迅對史密斯是讚佩的。一個傳教士，能以此種目光，善意而又客觀地看待中國諸民族，確是我們的教員。茲將該書目錄排列於下，可見其大致思路：
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節儉
第三章：勤勞
第四章：禮節
第五章：缺乏時間觀念
第六章：忽視精確
第七章：誤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騙的才能
第九章：柔順的頑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輕視外國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守舊
第十五章：不講究舒適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與堅韌
第十八章：知足長樂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會颱風
第二十三章：連坐受法互相牽連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論 泛神論 無神論
第二十七章：中國的現實環境和目前需要
魯迅何時讀到此書，確切的時間雖不清楚，但其中一些章節，對他的影響是極大的。他後來回國後的相當長時間裡，從事的是改造國民性的工作，小說與雜感，均是對國民心態的呈現。那些細微的情節，鮮活的人物，其背後昭示的，便是國民靈魂深處的東西。這與史密斯在許多方面是相呼應的。而且在情感與生命的體驗上，更為深邃和切膚。例如談中國人的“面子”，寫阿Q的自欺、節儉、勤勞、麻木、忍耐性等等，與《中國人氣質》一書，在精神走向上多有相似之處。《二十四孝圖》批判中國禮教殺人的畫面，似乎與《中國人氣質》批評的如出一轍，只不過魯迅的作品，更形象化，更具親歷的悲劇性而已。讀過史密斯的書，再看魯迅的文章，一個是基督式的博愛，另一個是佛的慈悲。史密斯看中國人，大抵是不錯的，那都不是歷史與文化上的分析，而多屬日常生活的歸納。由於不屬於歷史文化範疇，故少玄學味，沒有過多的文化偏見。我們讀起來，有平易的一面。魯迅之看中國人，自然不像史密斯那麼外觀，他是切入其中，而又時時不忘是其中的一員，因而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聲音，便格外蒼涼。我覺得，史密斯對中國人氣質的分析，至少從直覺的角度，是公允的，雖也有矛盾的視角，如一方面肯定中國人勤勞，但又對勤勞過程的堅韌和忍耐性缺乏邏輯上的分析，故顯得平直和表面化。但總體而言，他勾畫了一個外國人眼裡的中國人形象，這形象在幾代洋人的眼裡，是頗具典型性或固定的類型性的。一切有自我意識的人，讀到此，倘不生出感慨，是難以想像的。中國古人向來瞧不起異邦，何況是域外的土著?但當自己也在別人眼中，被當成落後而古老未開化的種類時，其感覺當是複雜的。是接受，還是拒絕，抑或視而不見?這多少可看出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中國大多數人選擇了後兩者，在自娛中悠然消磨著時光，於是自然也生出消磨時光的悠然文學。滑向這一路是很容易的，而大膽地接受“近代化”，以知恥的氣魄迎著羞辱，是要有勇氣的。這便是“五四”啟蒙者的價值承擔，沒有這樣的承擔，以自省意識去解析自我，啟蒙眾人，只能在平庸的路上滑行。史密斯不是種族歧視那一類的人物，其所言所感，善意與友愛表露無遺。魯迅從中汲取的，不僅僅是思想，更主要是他的價值態度。倘若沒有這種人間真愛作參照，其作品便不會有冷熱交織的氣息。以史密斯對中國人弱點的透視為參照，尋找中國人性格中缺乏的人性的因子，在魯迅那裡是十分悲壯的行動。這一行為，幾乎貫穿了他整整一生。他後來譯介俄蘇小說和文藝心理學著作，均是這一思路的結果。輸進更多的中國人缺乏的光與熱，是那一代人的使命。把中國人的氣質落後的一面驅趕到歷史的塵跡中，我已經在魯迅的文字里，清楚地看到了。這種思想來自於域外文化的撞擊，來自於類似史密斯這樣善意的外國人。不承認自己是弱小、充滿病態的人，要找到療救者，是困難的。
對周氏兄弟而言，留學日本，均有幾本洋人著作影響自己的終生。舉一個例子，魯迅特別推崇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國人氣質》一書。這書的觀點，對魯迅後來認識中國社會，其作用不可小視。他在死前的14天，還在文章中呼籲有人能將此書譯出，使國人看後能夠猛醒。周作人則信奉英國心理學家藹理斯的學說，認為此人的理論，對國人認識婦女，認識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後來有關婦女問題的觀點，顯然受到他的影響，兄弟二人接受的這兩種學說，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對兩人的作用，卻超過其他哲人。文化傳播的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於世界各地，恐亦有此類雷同，頗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進步思想，是心悅誠服的，這裡絲毫沒有國粹的余痕。他們後來不久便告別了梁啓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學之中，參之以國學研究，考察歷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尋結論，很是用力。這是“被近代化”過程中的優秀學子獨有的選擇。只要看看後來兩人不遺餘力地譯介域外人文科學理論，對中國文化的梳理，便可體味出他們創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隱諱自己民族的弱點，以韌力與傳統抗衡，兩人付出了不同的代價，仔細想來，確是悲壯的。
亞瑟·亨·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一書，於1894年美國紐約佛萊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澀江保譯為日文，取名《支那人氣質》，由東京博文館出版。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看過此書，想是必然的。他後來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過此書，希望有人能譯出，如1926年所寫《馬上支日記》，1931年致陶亢德的書信，1935年為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書的內容，在魯迅那裡是非同尋常的。《立此存照》(三)云：
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2]
魯迅譯過的書籍可謂多矣，但不知為何，自己一直未去碰史密斯的著作。從他多次談及此書的情緒上，對其內容的興趣，恐並不亞於蘇俄的新潮作品。我想，或許此書為早年所看，後來接觸新潮東西增多，欲多了解新知的原因，所以未能親自轉譯。不管怎樣，這部以直觀性來論及中國人的書，確實是一部令人猛醒和震驚之作。我讀到它的漢譯本，心裡長久地被刺激著，覺得被一種異樣的利器，挑透了自己的隱痛。那是怎樣刻骨難忘的感受!我仿佛突然在習以為常的生命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窘態。原來我們是這樣的!這種感受，跟讀魯迅的文章多有不同，魯夫子畢竟是中國人。而在洋人的眼裡，我們擁有過那麼多古老的積習，那麼多非文明的形態。而史密斯並不以挑剔的目光打量我們，他實在也抱有一份對中國人的敬愛。愈是這種基督式的情懷，那目光所射出的力量愈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我想，當年魯迅讀到此書時，其感受，或許比我們今人，要更苦澀吧?如果不是這樣一類書籍的存在，周氏兄弟那一代人，不會有著更強烈的自我意識。懂得了別人目光中的自我，便懂得了如何去“立人”。我在周氏兄弟“五四”前後寫下的雜感中，分明看到了史密斯的余魂。《熱風》、《墳》等作品裡，那種對國民心靈的拷問，在許多方面，其思路是接近的。
《中國人氣質》問世的前後，正是中國啟蒙者調整思想、醞釀社會革命的時期。讀一讀那時梁啓超諸人的文章，對國民劣根性的內省，亦有史密斯的諸多思路。中外學人的互為感應，在那時已很深了。所以，1902年前後，魯迅和許壽裳談及“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等問題，不是從天而降的觀念，受到時風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魯迅對史密斯是讚佩的。一個傳教士，能以此種目光，善意而又客觀地看待中國諸民族，確是我們的教員。茲將該書目錄排列於下，可見其大致思路：
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節儉
第三章：勤勞
第四章：禮節
第五章：缺乏時間觀念
第六章：忽視精確
第七章：誤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騙的才能
第九章：柔順的頑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輕視外國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守舊
第十五章：不講究舒適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與堅韌
第十八章：知足長樂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會颱風
第二十三章：連坐受法互相牽連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論 泛神論 無神論
第二十七章：中國的現實環境和目前需要
魯迅何時讀到此書，確切的時間雖不清楚，但其中一些章節，對他的影響是極大的。他後來回國後的相當長時間裡，從事的是改造國民性的工作，小說與雜感，均是對國民心態的呈現。那些細微的情節，鮮活的人物，其背後昭示的，便是國民靈魂深處的東西。這與史密斯在許多方面是相呼應的。而且在情感與生命的體驗上，更為深邃和切膚。例如談中國人的“面子”，寫阿Q的自欺、節儉、勤勞、麻木、忍耐性等等，與《中國人氣質》一書，在精神走向上多有相似之處。《二十四孝圖》批判中國禮教殺人的畫面，似乎與《中國人氣質》批評的如出一轍，只不過魯迅的作品，更形象化，更具親歷的悲劇性而已。讀過史密斯的書，再看魯迅的文章，一個是基督式的博愛，另一個是佛的慈悲。史密斯看中國人，大抵是不錯的，那都不是歷史與文化上的分析，而多屬日常生活的歸納。由於不屬於歷史文化範疇，故少玄學味，沒有過多的文化偏見。我們讀起來，有平易的一面。魯迅之看中國人，自然不像史密斯那麼外觀，他是切入其中，而又時時不忘是其中的一員，因而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聲音，便格外蒼涼。我覺得，史密斯對中國人氣質的分析，至少從直覺的角度，是公允的，雖也有矛盾的視角，如一方面肯定中國人勤勞，但又對勤勞過程的堅韌和忍耐性缺乏邏輯上的分析，故顯得平直和表面化。但總體而言，他勾畫了一個外國人眼裡的中國人形象，這形象在幾代洋人的眼裡，是頗具典型性或固定的類型性的。一切有自我意識的人，讀到此，倘不生出感慨，是難以想像的。中國古人向來瞧不起異邦，何況是域外的土著?但當自己也在別人眼中，被當成落後而古老未開化的種類時，其感覺當是複雜的。是接受，還是拒絕，抑或視而不見?這多少可看出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中國大多數人選擇了後兩者，在自娛中悠然消磨著時光，於是自然也生出消磨時光的悠然文學。滑向這一路是很容易的，而大膽地接受“近代化”，以知恥的氣魄迎著羞辱，是要有勇氣的。這便是“五四”啟蒙者的價值承擔，沒有這樣的承擔，以自省意識去解析自我，啟蒙眾人，只能在平庸的路上滑行。史密斯不是種族歧視那一類的人物，其所言所感，善意與友愛表露無遺。魯迅從中汲取的，不僅僅是思想，更主要是他的價值態度。倘若沒有這種人間真愛作參照，其作品便不會有冷熱交織的氣息。以史密斯對中國人弱點的透視為參照，尋找中國人性格中缺乏的人性的因子，在魯迅那裡是十分悲壯的行動。這一行為，幾乎貫穿了他整整一生。他後來譯介俄蘇小說和文藝心理學著作，均是這一思路的結果。輸進更多的中國人缺乏的光與熱，是那一代人的使命。把中國人的氣質落後的一面驅趕到歷史的塵跡中，我已經在魯迅的文字里，清楚地看到了。這種思想來自於域外文化的撞擊，來自於類似史密斯這樣善意的外國人。不承認自己是弱小、充滿病態的人，要找到療救者，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