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頁
讀這段文字，覺得周作人很平淡，對其兄的行止，所述不夾帶過多的感情。其實，那段生活，可寫、可紀念的很多，諸如怎樣修改文稿，討論文章，怎樣出遊，那些快慰的事情，他記敘得很少。周作人很少直接寫感激魯迅那樣的文字，幾乎從未衝動地為文，但細讀那冷靜、平實的文字，感懷的痕跡，還是隱隱地含於其間的。他從未真正的衝動過，這或許緣於他的性格，說其境界沖淡，大概也在其理。但他晚年寫了那麼多關於魯迅的文字，我想，那其中是有他的無盡的懷戀吧。
周作人不是一個能很好處理家庭事務的人。如果不是魯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幾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難有周轉之力。這是一個懂得謙讓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學問，家中諸事悉聽別人。魯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為滿意，有一段時間，還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來同住，這雖有妻子的壓力，但總的說來，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以他那樣的個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間生活，似不成問題。何況還有魯迅這樣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時間，周作人倡導日本的“新村主義”，那種浪漫的調子，和他的某種單純的信念，不無關係。倡導“新村主義”時，他剛準備和魯迅遷至八道灣，正要過著其樂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我覺得，1919年的周作人，還是很有些烏托邦色彩的。家庭的團圓，工作的順心，事業的豐收，使他多少有種躊躇滿志的樣子。讀周作人那時寫的《訪日本新村記》，不知怎麼，便想起他與魯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構建新生活的一種信念。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實篤發起的理想主義的社會運動。1918年，他買了若干畝田地，創建了“新村”。“新村”提倡“人的生活”，“各人先盡了人生必要的勞動的義務，再將其餘的時間，做各人自己的事。”這很有點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生活的意味。周作人從日本人的實驗中，似乎看到了一種人類的前景。這理論與實踐，令他頗為鼓舞，馬上就介紹到中國來，甚至像毛澤東這樣的人，也被吸引過去，不久造訪了周作人。從倡導“新村”的過程，能見到他精神的溫和、理想的一面。我常常從他的這一面中，去理解他對自己的大家族的態度。這大概可以找到某種互證的因素。魯迅似乎從未這樣理想主義過，“新村”精神的提出，魯迅卻冷冷的沒有反應，可見出他對黃金樂園的另一種看法。周作人後來反省自己，提出“新村主義”，多有宗教式的情緒，有許多稚氣在裡面。但這種反省，或說理想主義的破滅，也是在與魯迅分手之後才出現的。從個人生活的經歷，來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觀，或許有臆斷的因素，但我確信，他後來的悲觀主義的出現，與他的大家族的崩潰，也是有關的。從與魯迅的親密無間，到後來的反目分手的過程，正是他思想急劇變動的過程。此外，很難解釋清楚這種轉變的由來。
總而言之，在北京和魯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幾年裡，他們大致是快活的。在八道灣期間，兩人創作十分豐厚，成績卓著。魯迅創作了《阿Q正傳》、《風波》、《故鄉》、《社戲》、《白光》、《端午節》等小說，出版了《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一個青年的夢》等譯著，並有《中國小說史略》上卷的編定稿，雜文的數量更為可觀。周作人則有《聖書與中國文學》、《山中雜信》、《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貴族的與平民的》、《詩的效用》、《文藝的統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詩歌》等。這一時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園地》一書，調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魯迅那樣的沉鬱，文章大多是溫和的說理、言志。香山養病期間，周作人的情調雖漸露出悲觀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閒雅，不像後來那樣濃厚的紳士味。“五四”時代，周氏兄弟是以一體的形象出現在文壇上的。那時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把他們稱為“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在文章中亦這樣親切地描述過他們。查魯迅、周作人的日記，常可以看到兩人一同出席《新青年》雜誌社、北京大學學生中社會團體的活動。他們輪流做過《新青年》的編輯，在文壇與高校講壇，引起廣泛的注意。周氏兄弟這一段美好的歷史，如今想來，很有回味之處。命運把他們攏在一起。後來又把他們分開。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開，也是必然的。就大局而言，搞啟蒙，開民智，改良人生，他們沒有歧意。而就具體的生存方式、價值方式、情感達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處，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人生不在於結局如何，倘有過美好的過程，哪怕僅點點微弱的火花，亦足夠珍貴的。這火花曾照亮過他們的生活，在寒夜有過溫和的暖意，給尋路的兄弟，帶來了一絲快慰。我覺得，在他們的晚年，回首當年的歲月，定會有無限感慨的。至少是周作人，從那散淡的、寂無聲息的文字中，可看出這一點吧?
注 釋
[1] 倪墨炎：《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5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2] 《魯迅全集》第八卷，39-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22-23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知堂回想錄》，267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轉引自倪墨炎：《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錄》，284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錄》，275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錢理群：《周作人傳》，194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錄》，410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誠如一位日本人所說，東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過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開亞洲諸國的門，有西學東漸之史，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大概還要推遲更久一段時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願的。晚清以來，眾儒生面對異邦的物質和文化在中國的滲透，惶恐與怨懟，自不待言。黃遵憲週遊半個世界，始悟吾國吾民之弊，有了東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嘆。這是用生命來體悟的。至於梁啓超、章太炎在日本發出的奇想，也多站在興漢振邦的立場上，在對國民性自身的認識上，尚有缺憾。應當說，對中國人的理解上，早期的傳教士與外來商人，是很獨到的。那些第一代來中國的洋人，對中華民族奇異風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觀念，是中土之人難有的。這自然也產生出一些異議，洋人的文化優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國的門戶開放，興洋務，辦洋學堂，派留學生，都非清政府自願的結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無奈。所以魯迅東渡日本時，看到己身的優劣，悟出國民性的弱點，那是悲嘆異常的。周作人雖未經歷過民族歧視的羞辱，但對中國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觸，想必也很深。當周作人對文化人類學、心理學、文藝學發生興趣時，至少在留學時期，對中國舊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於東京期間，不僅關注域外諸思想史上的東西，對描繪中國文化、論述中華學術的著作，亦格外注意。這有兩個來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書籍，如史密斯《中國人氣質》等;二是接受梁啓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啓超那時雖未像章太炎那樣直接教過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對這位學者，一度曾經很是羨慕。那時梁啓超是主張以小說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說。梁啓超在《新民說》中，歷數了中國人的諸多弱點，例如缺乏公德，無國家觀念，沒有冒險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對這些印象很深，從他們當時喜愛《新民叢報》一事，可見其影響之大。
周作人不是一個能很好處理家庭事務的人。如果不是魯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幾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難有周轉之力。這是一個懂得謙讓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學問，家中諸事悉聽別人。魯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為滿意，有一段時間，還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來同住，這雖有妻子的壓力，但總的說來，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以他那樣的個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間生活，似不成問題。何況還有魯迅這樣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時間，周作人倡導日本的“新村主義”，那種浪漫的調子，和他的某種單純的信念，不無關係。倡導“新村主義”時，他剛準備和魯迅遷至八道灣，正要過著其樂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我覺得，1919年的周作人，還是很有些烏托邦色彩的。家庭的團圓，工作的順心，事業的豐收，使他多少有種躊躇滿志的樣子。讀周作人那時寫的《訪日本新村記》，不知怎麼，便想起他與魯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構建新生活的一種信念。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實篤發起的理想主義的社會運動。1918年，他買了若干畝田地，創建了“新村”。“新村”提倡“人的生活”，“各人先盡了人生必要的勞動的義務，再將其餘的時間，做各人自己的事。”這很有點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生活的意味。周作人從日本人的實驗中，似乎看到了一種人類的前景。這理論與實踐，令他頗為鼓舞，馬上就介紹到中國來，甚至像毛澤東這樣的人，也被吸引過去，不久造訪了周作人。從倡導“新村”的過程，能見到他精神的溫和、理想的一面。我常常從他的這一面中，去理解他對自己的大家族的態度。這大概可以找到某種互證的因素。魯迅似乎從未這樣理想主義過，“新村”精神的提出，魯迅卻冷冷的沒有反應，可見出他對黃金樂園的另一種看法。周作人後來反省自己，提出“新村主義”，多有宗教式的情緒，有許多稚氣在裡面。但這種反省，或說理想主義的破滅，也是在與魯迅分手之後才出現的。從個人生活的經歷，來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觀，或許有臆斷的因素，但我確信，他後來的悲觀主義的出現，與他的大家族的崩潰，也是有關的。從與魯迅的親密無間，到後來的反目分手的過程，正是他思想急劇變動的過程。此外，很難解釋清楚這種轉變的由來。
總而言之，在北京和魯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幾年裡，他們大致是快活的。在八道灣期間，兩人創作十分豐厚，成績卓著。魯迅創作了《阿Q正傳》、《風波》、《故鄉》、《社戲》、《白光》、《端午節》等小說，出版了《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一個青年的夢》等譯著，並有《中國小說史略》上卷的編定稿，雜文的數量更為可觀。周作人則有《聖書與中國文學》、《山中雜信》、《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貴族的與平民的》、《詩的效用》、《文藝的統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詩歌》等。這一時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園地》一書，調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魯迅那樣的沉鬱，文章大多是溫和的說理、言志。香山養病期間，周作人的情調雖漸露出悲觀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閒雅，不像後來那樣濃厚的紳士味。“五四”時代，周氏兄弟是以一體的形象出現在文壇上的。那時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把他們稱為“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在文章中亦這樣親切地描述過他們。查魯迅、周作人的日記，常可以看到兩人一同出席《新青年》雜誌社、北京大學學生中社會團體的活動。他們輪流做過《新青年》的編輯，在文壇與高校講壇，引起廣泛的注意。周氏兄弟這一段美好的歷史，如今想來，很有回味之處。命運把他們攏在一起。後來又把他們分開。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開，也是必然的。就大局而言，搞啟蒙，開民智，改良人生，他們沒有歧意。而就具體的生存方式、價值方式、情感達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處，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人生不在於結局如何，倘有過美好的過程，哪怕僅點點微弱的火花，亦足夠珍貴的。這火花曾照亮過他們的生活，在寒夜有過溫和的暖意，給尋路的兄弟，帶來了一絲快慰。我覺得，在他們的晚年，回首當年的歲月，定會有無限感慨的。至少是周作人，從那散淡的、寂無聲息的文字中，可看出這一點吧?
注 釋
[1] 倪墨炎：《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5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2] 《魯迅全集》第八卷，39-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選》第一卷，22-23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知堂回想錄》，267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轉引自倪墨炎：《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錄》，284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錄》，275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錢理群：《周作人傳》，194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錄》，410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1年版。
誠如一位日本人所說，東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過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開亞洲諸國的門，有西學東漸之史，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大概還要推遲更久一段時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願的。晚清以來，眾儒生面對異邦的物質和文化在中國的滲透，惶恐與怨懟，自不待言。黃遵憲週遊半個世界，始悟吾國吾民之弊，有了東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嘆。這是用生命來體悟的。至於梁啓超、章太炎在日本發出的奇想，也多站在興漢振邦的立場上，在對國民性自身的認識上，尚有缺憾。應當說，對中國人的理解上，早期的傳教士與外來商人，是很獨到的。那些第一代來中國的洋人，對中華民族奇異風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觀念，是中土之人難有的。這自然也產生出一些異議，洋人的文化優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國的門戶開放，興洋務，辦洋學堂，派留學生，都非清政府自願的結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無奈。所以魯迅東渡日本時，看到己身的優劣，悟出國民性的弱點，那是悲嘆異常的。周作人雖未經歷過民族歧視的羞辱，但對中國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觸，想必也很深。當周作人對文化人類學、心理學、文藝學發生興趣時，至少在留學時期，對中國舊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於東京期間，不僅關注域外諸思想史上的東西，對描繪中國文化、論述中華學術的著作，亦格外注意。這有兩個來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書籍，如史密斯《中國人氣質》等;二是接受梁啓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啓超那時雖未像章太炎那樣直接教過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對這位學者，一度曾經很是羨慕。那時梁啓超是主張以小說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說。梁啓超在《新民說》中，歷數了中國人的諸多弱點，例如缺乏公德，無國家觀念，沒有冒險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對這些印象很深，從他們當時喜愛《新民叢報》一事，可見其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