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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6月，大清的外交部部長（禮部尚書）周祖培、司法部部長（刑部尚書）、國防部副部長（兵部左侍郎）王茂蔭等高級官員集體上奏。奏疏寫得特長，以現在眼光看來，還挺滑稽。用俺的糊塗風格翻譯，大致意思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來，這些夷鬼特捨得花錢買房子，把咱大清的“虛實”都給偷窺走了。讓他們久住京師，那咱們大清政治就透了明了，隱私也沒了。這是第一個害處。這些夷鬼所到之處，蓋的樓好好高，他們還喜歡站在好好高的樓上，用他們的“千里鏡”掃描我們。他們駐了京師，就在我們皇宮附近蓋高樓，那皇上辦公的地方，娘娘們遊玩的園林，就都叫這幫鬼眼給“俯瞰”去了。這是第二個害處。京師的旯旮處，沒法住人。這幫鬼佬肯定要選黃金地帶。到時候他們挑了地方，咱們不得拆民房嗎？這是第三害。皇上出行，大清臣民都知道躲避，不躲避咱們也能跺他們幾腳，給他們幾槍托，可洋人不懂這些規矩，皇上出個門，他們要麼爬高樓上偷看，要麼就擠在街道里圍觀，咱還不能動他們一指。這是第四個害處。夷鬼們設夷館，估計就是為了推行他們的天主教。近年沿海地方，好多良民都被他們誘惑了。咱大清帝都，那是首善之區，若受了他們的“蠱誘”，那咱們“衣冠禮樂之族”，不都變成“禽獸”了嗎？這是第五個害處。民夷雜處，大清的奸民會動不動跑夷館裡，尋求政治避難啊。這是第六個害處……更可怕的是，夷鬼們近年太過“猖獗”，“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無不欲食其肉”，夷在外間一旦被大清百姓剝了皮吃了肉，“必在京師報復”啊。（《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6，第13～15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你別說，這幫大臣雖然窩囊了些，但是在防患自保的本能方面，則個個賊精。且不惜用中國百姓喜吃人肉來嚇人，也不知是嚇誰呢，估計是一箭三雕，嚇自己、嚇皇帝、再嚇洋人。
咸豐也不傻，知道洋人駐京，妨礙大清內政，堅拒。英夷當然不樂意，堅決要求駐京。清政府後退半步：“遇有大事，盡可來京面訴……自上海起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俱由中國辦理，不必令其自備斧資。以後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來京，不必年年跋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5，第40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仔細看這規定，透著一股中國人情味，不但不願意麻煩外國友人，還包辦旅遊路費。奈何英夷算不清帳，耍開了二百五，說：不讓進京，就派兵打過去。桂良與花沙納趕緊勸政府同意，說：把這些二百五惹急了，天津就不是咱的了。從天津往北京，就那麼點距離，深為可慮啊。（《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6，第28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沒辦法，咸豐最後勉強同意外國公使進京。什麼叫勉強呢？就是《天津條約》上同意了，但邏輯上仍辦不成。待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洋鬼子才最終如了願！
縱觀整個大清外交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誠哉斯言！
第22節：嘉慶的自作多情
嘉慶的自作多情
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2月離英，4個月後到達中國天津。嘉慶皇上與他爹當年一樣自作多情，認為英國又來朝貢了，所以諭令工部尚書蘇楞額、長蘆鹽政廣惠做好接待貢使的工作，外交部（禮部）也擬定了英使在京活動的日程表。
多情的嘉慶首當其衝最關心的問題，當然還是禮儀啦。他諭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讓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進京前就對他們進行培訓，並且要求接待大臣隨時把英使的學習情況與學習態度奏上來。
放下嘉慶的自作多情暫且不表。單說英使這邊，正自作煩惱呢。跪還是不跪？阿美士德很頭疼。因為此次政府派使團來，完全是東印度公司的建議，政府與東印度公司給他下達的指示呢，又不一致。政府含糊不清地暗示：“禮儀問題應視其產生的利弊而定”，東印度公司則明確指示：“在涉及有損在廣州英人民族尊嚴的禮儀或接待問題上不要讓步。”（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3，第263頁，牛津，1962年版）
儘管阿美士德有所猶豫，但他還是在天津見蘇楞額時表示，他對中國皇帝只能行脫帽鞠躬禮。使團抵達通州後，嘉慶派第二輪說客和世泰來了。和世泰勸阿美士德，希望阿美士德見皇帝時恭順、施禮如儀。英使團在這個當口，還避免不了他們體制的劣等性：內部發生分歧。爭吵中，斯當東表示絕對不能跪下：“僅僅為了換取皇帝接見使團（很難稱為光榮的接見）而作出如此犧牲，代價太高。”
阿美士德一聽，也感覺這買賣做不得，遂講了一個折衷意見，晉見中國皇帝時，屈一膝，三鞠躬，如此重複三次，也算三跪九叩了吧。使團另一位副使埃利斯擔心，一但不叩頭，人家皇帝不見咱，咱不就白來了？阿美士德與斯當東認為，咱一跪，咱就成大清的貢屬國了，談判的時候就沒有與之平等的地位……這兩人還算聰明，其實，在大清的既定方針下，跪與不跪都一個樣。大清的眼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它平起平坐。林則徐在廣州禁菸期間，看見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給他的信中居然有中英“兩國”的稱謂，這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第一人笑了，批駁對方說：“天下萬方，何處能與天朝相提並論？‘兩國’稱謂，難道是指英國和美國而言？”（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252～253頁）
自五口通商以來，這些夷鬼特捨得花錢買房子，把咱大清的“虛實”都給偷窺走了。讓他們久住京師，那咱們大清政治就透了明了，隱私也沒了。這是第一個害處。這些夷鬼所到之處，蓋的樓好好高，他們還喜歡站在好好高的樓上，用他們的“千里鏡”掃描我們。他們駐了京師，就在我們皇宮附近蓋高樓，那皇上辦公的地方，娘娘們遊玩的園林，就都叫這幫鬼眼給“俯瞰”去了。這是第二個害處。京師的旯旮處，沒法住人。這幫鬼佬肯定要選黃金地帶。到時候他們挑了地方，咱們不得拆民房嗎？這是第三害。皇上出行，大清臣民都知道躲避，不躲避咱們也能跺他們幾腳，給他們幾槍托，可洋人不懂這些規矩，皇上出個門，他們要麼爬高樓上偷看，要麼就擠在街道里圍觀，咱還不能動他們一指。這是第四個害處。夷鬼們設夷館，估計就是為了推行他們的天主教。近年沿海地方，好多良民都被他們誘惑了。咱大清帝都，那是首善之區，若受了他們的“蠱誘”，那咱們“衣冠禮樂之族”，不都變成“禽獸”了嗎？這是第五個害處。民夷雜處，大清的奸民會動不動跑夷館裡，尋求政治避難啊。這是第六個害處……更可怕的是，夷鬼們近年太過“猖獗”，“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無不欲食其肉”，夷在外間一旦被大清百姓剝了皮吃了肉，“必在京師報復”啊。（《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6，第13～15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你別說，這幫大臣雖然窩囊了些，但是在防患自保的本能方面，則個個賊精。且不惜用中國百姓喜吃人肉來嚇人，也不知是嚇誰呢，估計是一箭三雕，嚇自己、嚇皇帝、再嚇洋人。
咸豐也不傻，知道洋人駐京，妨礙大清內政，堅拒。英夷當然不樂意，堅決要求駐京。清政府後退半步：“遇有大事，盡可來京面訴……自上海起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俱由中國辦理，不必令其自備斧資。以後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來京，不必年年跋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5，第40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仔細看這規定，透著一股中國人情味，不但不願意麻煩外國友人，還包辦旅遊路費。奈何英夷算不清帳，耍開了二百五，說：不讓進京，就派兵打過去。桂良與花沙納趕緊勸政府同意，說：把這些二百五惹急了，天津就不是咱的了。從天津往北京，就那麼點距離，深為可慮啊。（《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6，第28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沒辦法，咸豐最後勉強同意外國公使進京。什麼叫勉強呢？就是《天津條約》上同意了，但邏輯上仍辦不成。待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洋鬼子才最終如了願！
縱觀整個大清外交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誠哉斯言！
第22節：嘉慶的自作多情
嘉慶的自作多情
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2月離英，4個月後到達中國天津。嘉慶皇上與他爹當年一樣自作多情，認為英國又來朝貢了，所以諭令工部尚書蘇楞額、長蘆鹽政廣惠做好接待貢使的工作，外交部（禮部）也擬定了英使在京活動的日程表。
多情的嘉慶首當其衝最關心的問題，當然還是禮儀啦。他諭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讓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進京前就對他們進行培訓，並且要求接待大臣隨時把英使的學習情況與學習態度奏上來。
放下嘉慶的自作多情暫且不表。單說英使這邊，正自作煩惱呢。跪還是不跪？阿美士德很頭疼。因為此次政府派使團來，完全是東印度公司的建議，政府與東印度公司給他下達的指示呢，又不一致。政府含糊不清地暗示：“禮儀問題應視其產生的利弊而定”，東印度公司則明確指示：“在涉及有損在廣州英人民族尊嚴的禮儀或接待問題上不要讓步。”（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3，第263頁，牛津，1962年版）
儘管阿美士德有所猶豫，但他還是在天津見蘇楞額時表示，他對中國皇帝只能行脫帽鞠躬禮。使團抵達通州後，嘉慶派第二輪說客和世泰來了。和世泰勸阿美士德，希望阿美士德見皇帝時恭順、施禮如儀。英使團在這個當口，還避免不了他們體制的劣等性：內部發生分歧。爭吵中，斯當東表示絕對不能跪下：“僅僅為了換取皇帝接見使團（很難稱為光榮的接見）而作出如此犧牲，代價太高。”
阿美士德一聽，也感覺這買賣做不得，遂講了一個折衷意見，晉見中國皇帝時，屈一膝，三鞠躬，如此重複三次，也算三跪九叩了吧。使團另一位副使埃利斯擔心，一但不叩頭，人家皇帝不見咱，咱不就白來了？阿美士德與斯當東認為，咱一跪，咱就成大清的貢屬國了，談判的時候就沒有與之平等的地位……這兩人還算聰明，其實，在大清的既定方針下，跪與不跪都一個樣。大清的眼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它平起平坐。林則徐在廣州禁菸期間，看見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給他的信中居然有中英“兩國”的稱謂，這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第一人笑了，批駁對方說：“天下萬方，何處能與天朝相提並論？‘兩國’稱謂，難道是指英國和美國而言？”（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252～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