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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忠體國”這四個字，蔣琬是當之無愧的。提拔姜維，保薦姜維作涼州刺史的，也是蔣琬。
蔣琬在政略戰略上，始終對魏方採取守勢。他叫姜維去經營涼州，也是“避實就虛”，借羌胡的兵源與物資來加強蜀漢的實力，以長期對抗“跨帶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漢軍政的十一個年頭之中，孫權對魏有過兩次大的攻勢，一次小的攻勢。我們沒有見到蔣琬曾經採取過“平行的活動”以與孫權的行動相配合。
孫權於嘉禾六年（後主建興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圍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黃陂縣；其後在赤烏四年（後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壞魏方（在壽縣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圍攻樊城，派諸葛瑾進攻（湖北南漳縣城東南的）祖中。最後，在赤烏六年（後主延熙六年）又叫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攻打六安。
蔣琬在這三年皆無行動，似乎是為了等待吳方打出一個名堂，然後才出動自己的兵，來“擴充戰果”，“蠶食”魏的領土。
可惜，吳方的幾次攻勢，都沒有什麼收穫。所以蔣琬才始終“持重”。朱然與步騭對他很誤會，在赤烏七年上表給孫權，說蔣琬暗中可能與魏方有了默契。孫權替蔣琬解釋，說“聯為諸君破家保之”。
二九、費禕
費禕的才具，不及蔣琬，卻好過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蔣琬在有生之年，以費禕為第一替手；蔣琬死後，這大梁便輪到費禕來挑。
費禕也總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從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來的降人郭修一刀殺死。六年之間，不曾出過什麼亂子。
對魏方，費禕奉行了蔣琬的守勢政策，想絕對不攻。但是，姜維一定要攻。他就儘量抑制姜維，不給姜維以足夠的兵力，至多撥給姜維一萬人。他向姜維說，“丞相（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況我們？”
費禕可說是蔣琬的信徒，卻不是諸葛亮遺志的執行者。他甚至並未了解什麼叫做“以攻為守”。我對他，實在難有好感。
但是，為什麼我在上一章裡面對蔣琬頗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蔣琬執政於諸葛亮連年用兵，國力頗為虧損以後。又遇到楊儀與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暫時休養生患。
費禕在建興十三年接任尚書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將軍，與衛將軍姜維“共錄尚書事”，於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蔣琬堅持要一併讓給他作的益州刺史。沒有等到蔣琬去世，他在事實上已經總攬軍政。他有機會把蔣琬所蓄積的國力，在延熙九年以後
善加運用，不應該一味地守，更不應該抑制姜維。
《孫子兵法》上，有這麼一句話：“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有些人把它解釋為“兵力不足的時候，就守；兵力有餘的時候，才攻。”
我以為這樣解釋，失掉孫子的原意。孫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會發覺兵力很夠用。”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守的一方，是被動，不能預測敵人向我方那一點進行攻擊，因此而不能不處處設防。於是，“備多則力分”。反過來說，我倘若敢攻，而且搶先去攻，只須集中相當力量，專攻敵人的某一地點，就不會感覺自己的兵力不夠。
也許有些人，會向我說：“你主張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敗了下來，豈不是連帶地把老本錢也輸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錢是輸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並不等於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線。後方留下了相當的兵力，就不會因前方的攻勢頓挫而一敗不可收拾。
我在幾十年前，曾經看到一部《圍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寧輸十子，不失一先”。“先”這個字，太重要了。
再進一步來說，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穩。王夫之批評北宋的政府，說它白養了幾十萬禁軍，只曉得用“操演”來練兵，不曉得用戰鬥的實務來練兵。
也許，費禕的本意並非以守勢求苟安，而是靜待機會。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沒有面子。他喜歡喝酒，與蔣琬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賓客，“請眷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寧縣一帶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過魏方的官。他在姜維占領西平郡的時候，被強迫遷移了來，頗受重視（可能是讀過一些書，在家鄉是一位名士）。費禕待他以賓客之禮，他卻恩將仇報，不惜與費禕同歸於盡（事後，魏國朝廷稱他為“故中郎”，迫封他為長樂鄉侯，賜他的家屬銀一千餅、絹一千匹）。他也許是受了魏方間諜的說動；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費禕來說，那真是未免太疏於防範了。
三○、從董允到樊建
蜀漢的這一本帳，在諸葛亮去世以後便沒有什麼“進項”，只是姜維在今日的甘肅青海略有作為而已。
比起魏、吳兩方，蜀漢卻也有它的優於魏、吳之處；沒有權臣之肆意廢立，沒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殘。後主雖則十分平庸，卻也不曾糊塗得像孫權晚年一樣。後主也很幸運，有一連串的文臣，從董允到樊建，忠心辦事，使得國家的庶政始終沒有違反諸葛亮所留下的規模（其中只有一個陳祗，成績較差）。
蔣琬在政略戰略上，始終對魏方採取守勢。他叫姜維去經營涼州，也是“避實就虛”，借羌胡的兵源與物資來加強蜀漢的實力，以長期對抗“跨帶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漢軍政的十一個年頭之中，孫權對魏有過兩次大的攻勢，一次小的攻勢。我們沒有見到蔣琬曾經採取過“平行的活動”以與孫權的行動相配合。
孫權於嘉禾六年（後主建興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圍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黃陂縣；其後在赤烏四年（後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壞魏方（在壽縣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圍攻樊城，派諸葛瑾進攻（湖北南漳縣城東南的）祖中。最後，在赤烏六年（後主延熙六年）又叫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攻打六安。
蔣琬在這三年皆無行動，似乎是為了等待吳方打出一個名堂，然後才出動自己的兵，來“擴充戰果”，“蠶食”魏的領土。
可惜，吳方的幾次攻勢，都沒有什麼收穫。所以蔣琬才始終“持重”。朱然與步騭對他很誤會，在赤烏七年上表給孫權，說蔣琬暗中可能與魏方有了默契。孫權替蔣琬解釋，說“聯為諸君破家保之”。
二九、費禕
費禕的才具，不及蔣琬，卻好過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蔣琬在有生之年，以費禕為第一替手；蔣琬死後，這大梁便輪到費禕來挑。
費禕也總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從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來的降人郭修一刀殺死。六年之間，不曾出過什麼亂子。
對魏方，費禕奉行了蔣琬的守勢政策，想絕對不攻。但是，姜維一定要攻。他就儘量抑制姜維，不給姜維以足夠的兵力，至多撥給姜維一萬人。他向姜維說，“丞相（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況我們？”
費禕可說是蔣琬的信徒，卻不是諸葛亮遺志的執行者。他甚至並未了解什麼叫做“以攻為守”。我對他，實在難有好感。
但是，為什麼我在上一章裡面對蔣琬頗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蔣琬執政於諸葛亮連年用兵，國力頗為虧損以後。又遇到楊儀與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暫時休養生患。
費禕在建興十三年接任尚書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將軍，與衛將軍姜維“共錄尚書事”，於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蔣琬堅持要一併讓給他作的益州刺史。沒有等到蔣琬去世，他在事實上已經總攬軍政。他有機會把蔣琬所蓄積的國力，在延熙九年以後
善加運用，不應該一味地守，更不應該抑制姜維。
《孫子兵法》上，有這麼一句話：“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有些人把它解釋為“兵力不足的時候，就守；兵力有餘的時候，才攻。”
我以為這樣解釋，失掉孫子的原意。孫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會發覺兵力很夠用。”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守的一方，是被動，不能預測敵人向我方那一點進行攻擊，因此而不能不處處設防。於是，“備多則力分”。反過來說，我倘若敢攻，而且搶先去攻，只須集中相當力量，專攻敵人的某一地點，就不會感覺自己的兵力不夠。
也許有些人，會向我說：“你主張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敗了下來，豈不是連帶地把老本錢也輸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錢是輸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並不等於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線。後方留下了相當的兵力，就不會因前方的攻勢頓挫而一敗不可收拾。
我在幾十年前，曾經看到一部《圍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寧輸十子，不失一先”。“先”這個字，太重要了。
再進一步來說，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穩。王夫之批評北宋的政府，說它白養了幾十萬禁軍，只曉得用“操演”來練兵，不曉得用戰鬥的實務來練兵。
也許，費禕的本意並非以守勢求苟安，而是靜待機會。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沒有面子。他喜歡喝酒，與蔣琬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賓客，“請眷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寧縣一帶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過魏方的官。他在姜維占領西平郡的時候，被強迫遷移了來，頗受重視（可能是讀過一些書，在家鄉是一位名士）。費禕待他以賓客之禮，他卻恩將仇報，不惜與費禕同歸於盡（事後，魏國朝廷稱他為“故中郎”，迫封他為長樂鄉侯，賜他的家屬銀一千餅、絹一千匹）。他也許是受了魏方間諜的說動；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費禕來說，那真是未免太疏於防範了。
三○、從董允到樊建
蜀漢的這一本帳，在諸葛亮去世以後便沒有什麼“進項”，只是姜維在今日的甘肅青海略有作為而已。
比起魏、吳兩方，蜀漢卻也有它的優於魏、吳之處；沒有權臣之肆意廢立，沒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殘。後主雖則十分平庸，卻也不曾糊塗得像孫權晚年一樣。後主也很幸運，有一連串的文臣，從董允到樊建，忠心辦事，使得國家的庶政始終沒有違反諸葛亮所留下的規模（其中只有一個陳祗，成績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