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頁
和解可能是個曠日持久的過程，其中不乏崎嶇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個委員會—無論效率多麼高—就能完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只是作出了貢獻。和解必須是每個南非人的事。它必須是整個民族的事業，每個人都應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學習他人的語言和文化；準備和樂於補救過去的錯誤；拒絕成見，拒絕用種族或其他笑話譏諷某一群體；促進尊重人權的文化，加強寬容，對不寬容毫不寬容；建設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使大部分人甚至每個人都有歸屬感，感到自己是局內人，不是被擠到社會邊緣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實現上帝為人類提供的夢想，即讓我們都懂得我們同屬一個大家庭，同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微妙網絡中。
西蒙·魏森達爾在題為《向日葵》的文集中，講述了他如何無法寬恕一個請求寬恕的納粹士兵。這個士兵和一群人包圍了幾個猶太人，把他們關進樓里，然後縱火燒死了裡面的人。現在，那個士兵行將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謀，得到一個猶太人的寬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聽完了他講述的可怕經歷。士兵講完後，西蒙一聲不吭地走了出去，當然也沒有一句寬恕的話。文章結束時，他問：“你會怎麼做？”
《向日葵》匯集了不同的人對其問題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達爾面對的困境是非常現實的。他的觀點也是許多猶太人的觀點，即生者沒有權利代表被殺害、被折磨而現在無法為自己決策的死者表示寬恕。他們的不情願可以理解。如果他們寬恕了，似乎他們認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掛齒；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難的人們講話，特別是當你沒有遭受過同樣深重的苦難的時候，就顯得過於臆斷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會齊聚勒斯滕堡，召開我國宗教界人數最多、代表性最強的會議。本次會議被稱為勒斯滕堡大會。與會的既有強烈反對種族隔離的南非教會理事會會員，也有以其神學理論支持種族隔離（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放棄這一立場）的主要白人教會—荷蘭新教教會。當然還有那些為數眾多的信奉聖靈降臨的教會。他們試圖不問政治，但他們肯定意識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實際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現狀。此外，還有海外教會合作夥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場的所謂非洲獨立教會的代表。
會議開始不久，荷蘭新教教會的著名神學家威利·揚克爾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別是荷蘭新教教會的教民，請求黑人基督徒的寬恕。我們不清楚他是不是該教派的指定發言人，但後來其代表團表示支持他的講話，因此可以把他視為其教派的代表。我們完全可以問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幾代教民。如果不認為過去和現在緊密相連，教派先一輩的教民既應共擔罪責和恥辱，也應共享寬恕和榮耀的話，這個教派就顯得異常怪異了。教會是一個有機體，否則歷史便毫無意義，我們只關注同時代的人足矣，然而顯然這不是人類的行為方式。我們褒揚先人的成就，儘管他們屬於遙遠的過去，我們仍為他們感到自豪。他們的影響力與當初取得成就之時相比毫不遜色，甚至可能增強了。失敗和恥辱也是同樣的道理。無論我們情願與否，這些都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講話的時候，深知包圍著我們的是眾多的見證人。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揚克爾教授的懺悔如果沒有遭到他所應代表的人們的反駁，就應被視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現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當時非洲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弗蘭克·契卡尼進行了磋商，我們認為，如此誠摯的請求和懺悔，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文字遊戲。從神學上講，我們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誨我們，當別人請求寬恕的時候，應該給予寬恕。我們現在又處在國家歷史的重要時刻。同一年的早些時候，曼德拉出獄，國內出現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以促進從壓迫到民主微妙過渡的真誠努力。如果作為強大和解力量的教會不能實現彼此的和解，那麼很可能給政治家和教民傳達錯誤的信息。如果教會儘管背負歷史的負擔，但仍能夠敞開胸懷公開寬恕與和解，就會助和平過渡一臂之力。於是，我站起身，說我們接受這感人和真誠的寬恕請求。
當然，我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過於自作主張。誰給我權利讓我自稱代表幾百萬同時代的種族隔離受害者？更不要說幾百萬已經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種族隔離帶進了教會，為在種族隔離下被劃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別建立了教會。與會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別是來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兒”教會後被稱為“姊妹”教會的人，對我頗為憤怒，覺得白人教會逃脫了實際或象徵意義上的謀殺罪責。他們對懺悔的誠意提出質疑，因為DRC仍拖拖拉拉不願與黑人教會合併。讓他們感到惱怒的另一件事是，儘管DRC中的其他教會都接受了“貝爾哈懺悔”，白人教派仍在進行阻撓。這一懺悔將種族隔離斥為異端。儘管我被要求說明我的立場，而我也非常情願地進行了解釋，我並未遭到駁斥，勒斯滕堡大會也可能的確促進了和平過渡的事業。
我覺得有些難以理解的是，猶太人何以能夠接受歐洲各國政府和機構為作為大屠殺的同謀而付出的巨額賠償。如果我們接受我們不能代表曾歷經苦難或已經故去的人而給予寬恕這一觀點的話，那麼從邏輯上講，沒有直接受到賠償所涉行為傷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賠償。他們的立場也意味著罪犯來自的群體和受害者來自的群體要恢復正常和睦的關係，還存在巨大障礙。無論犯罪的一方如何賠償，無論他們希望採取什麼新的更好的態度，他們都擺脫不了脖子上吊著的曾是罪犯的枷鎖。這是一個讓新的關係變得脆弱和不穩定的定時炸彈。
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實現上帝為人類提供的夢想，即讓我們都懂得我們同屬一個大家庭，同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微妙網絡中。
西蒙·魏森達爾在題為《向日葵》的文集中，講述了他如何無法寬恕一個請求寬恕的納粹士兵。這個士兵和一群人包圍了幾個猶太人，把他們關進樓里，然後縱火燒死了裡面的人。現在，那個士兵行將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謀，得到一個猶太人的寬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聽完了他講述的可怕經歷。士兵講完後，西蒙一聲不吭地走了出去，當然也沒有一句寬恕的話。文章結束時，他問：“你會怎麼做？”
《向日葵》匯集了不同的人對其問題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達爾面對的困境是非常現實的。他的觀點也是許多猶太人的觀點，即生者沒有權利代表被殺害、被折磨而現在無法為自己決策的死者表示寬恕。他們的不情願可以理解。如果他們寬恕了，似乎他們認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掛齒；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難的人們講話，特別是當你沒有遭受過同樣深重的苦難的時候，就顯得過於臆斷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會齊聚勒斯滕堡，召開我國宗教界人數最多、代表性最強的會議。本次會議被稱為勒斯滕堡大會。與會的既有強烈反對種族隔離的南非教會理事會會員，也有以其神學理論支持種族隔離（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放棄這一立場）的主要白人教會—荷蘭新教教會。當然還有那些為數眾多的信奉聖靈降臨的教會。他們試圖不問政治，但他們肯定意識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實際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現狀。此外，還有海外教會合作夥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場的所謂非洲獨立教會的代表。
會議開始不久，荷蘭新教教會的著名神學家威利·揚克爾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別是荷蘭新教教會的教民，請求黑人基督徒的寬恕。我們不清楚他是不是該教派的指定發言人，但後來其代表團表示支持他的講話，因此可以把他視為其教派的代表。我們完全可以問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幾代教民。如果不認為過去和現在緊密相連，教派先一輩的教民既應共擔罪責和恥辱，也應共享寬恕和榮耀的話，這個教派就顯得異常怪異了。教會是一個有機體，否則歷史便毫無意義，我們只關注同時代的人足矣，然而顯然這不是人類的行為方式。我們褒揚先人的成就，儘管他們屬於遙遠的過去，我們仍為他們感到自豪。他們的影響力與當初取得成就之時相比毫不遜色，甚至可能增強了。失敗和恥辱也是同樣的道理。無論我們情願與否，這些都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講話的時候，深知包圍著我們的是眾多的見證人。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揚克爾教授的懺悔如果沒有遭到他所應代表的人們的反駁，就應被視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現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當時非洲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弗蘭克·契卡尼進行了磋商，我們認為，如此誠摯的請求和懺悔，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文字遊戲。從神學上講，我們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誨我們，當別人請求寬恕的時候，應該給予寬恕。我們現在又處在國家歷史的重要時刻。同一年的早些時候，曼德拉出獄，國內出現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以促進從壓迫到民主微妙過渡的真誠努力。如果作為強大和解力量的教會不能實現彼此的和解，那麼很可能給政治家和教民傳達錯誤的信息。如果教會儘管背負歷史的負擔，但仍能夠敞開胸懷公開寬恕與和解，就會助和平過渡一臂之力。於是，我站起身，說我們接受這感人和真誠的寬恕請求。
當然，我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過於自作主張。誰給我權利讓我自稱代表幾百萬同時代的種族隔離受害者？更不要說幾百萬已經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種族隔離帶進了教會，為在種族隔離下被劃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別建立了教會。與會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別是來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兒”教會後被稱為“姊妹”教會的人，對我頗為憤怒，覺得白人教會逃脫了實際或象徵意義上的謀殺罪責。他們對懺悔的誠意提出質疑，因為DRC仍拖拖拉拉不願與黑人教會合併。讓他們感到惱怒的另一件事是，儘管DRC中的其他教會都接受了“貝爾哈懺悔”，白人教派仍在進行阻撓。這一懺悔將種族隔離斥為異端。儘管我被要求說明我的立場，而我也非常情願地進行了解釋，我並未遭到駁斥，勒斯滕堡大會也可能的確促進了和平過渡的事業。
我覺得有些難以理解的是，猶太人何以能夠接受歐洲各國政府和機構為作為大屠殺的同謀而付出的巨額賠償。如果我們接受我們不能代表曾歷經苦難或已經故去的人而給予寬恕這一觀點的話，那麼從邏輯上講，沒有直接受到賠償所涉行為傷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賠償。他們的立場也意味著罪犯來自的群體和受害者來自的群體要恢復正常和睦的關係，還存在巨大障礙。無論犯罪的一方如何賠償，無論他們希望採取什麼新的更好的態度，他們都擺脫不了脖子上吊著的曾是罪犯的枷鎖。這是一個讓新的關係變得脆弱和不穩定的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