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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願意暴露自己脆弱或罪惡的一面。但是，如果要進行寬恕與復原的進程並取得成功，罪犯的認罪是必不可少的。承認真相，承認錯待了他人，是觸及犯罪根源的重要條件。如果夫妻吵架，過失的一方不坦白承認錯誤，弄清分歧的根源，丈夫照舊獻花，兩人裝作一切正常，那麼他們很可能埋下大禍。他們沒有充分解決既往的問題，掩飾分歧，不能直面真相，唯恐發生傷人的衝突。他們的行為正是先知耶利米所說的稍事療傷後便大叫“平安了！平安了！”[5]。他們只是掩蓋了裂痕，卻沒有搞清為什麼出現了裂痕。結果只能是，儘管鮮花依舊，傷害卻在滋長。終有一天危機會爆發，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取得的和解是多麼草率。真正的和解不能草率。上帝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他唯一的兒子的生命。
寬恕與和解不是假裝事情並非其本來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對錯誤視而不見。真正的和解會揭示出惡行、欺侮、痛苦、墮落和真相。有時它甚至讓情況惡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險，但終究是值得的，因為處理真相最終會真正撫平創傷。虛假的和解只能帶來虛假的復原。
如果犯錯的人認識到其錯誤，那麼他應該感到悔恨，或至少為其錯誤感到後悔或歉疚。這應促使他坦白錯誤，請求寬恕。這當然需要相當的謙卑，特別是當受害者被罪犯自身的群體所蔑視的時候。南非的情況就經常如此，罪犯往往是政府的特工。
我們希望，受害者能為罪犯的道歉所感動，對罪犯給予寬恕。如前所述，我們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常常對受害者表現出的寬宏大量讚嘆不已。當然有人不願意寬恕。我認為，這充分表明寬恕不是理所應當的，寬恕既不能草率也不易獲得。這就是可能出現的情況，而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情況都是那麼感人至深，令人自愧不如。
在寬恕時，我們沒有要求人們忘卻。相反，銘記過去是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寬恕不等於縱容已犯下的錯誤，而是意味著認真對待既往，拔除威脅我們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寬恕要求我們理解罪犯，設身處地體諒迫使他們犯罪的種種壓力和影響。
寬恕不是多愁善感。對寬恕的研究日益興旺。過去它被輕蔑地歸為精神和宗教概念，而今由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出現，寬恕越來越作為一門學科，成為心理學家、哲學家、醫生和神學家的研究對象。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附設了國際寬恕研究所；約翰·鄧普頓基金會與其他機構聯合開展了耗資數百萬美元的寬恕運動研究。據研究，寬恕還有益健康。
寬恕意味著受害者放棄向罪犯討還血債的權利，但這同時也解放了受害者。在委員會，我們聽到人們說寬恕後感到輕鬆了。最近一期的《精神狀態與健康》（Spirituality and Health）雜誌在封面上刊載了三位美國前軍人站在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前的照片。其中一個問：“你是否已經原諒把你當戰犯關押的人了？”另一個人說：“我永遠不會原諒。”他的夥伴說：“那麼他們似乎還在關押著你，是不是？”
罪犯的悔過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寬恕的先決條件呢？毫無疑問，這樣的坦白有助於那些想要寬恕的人，但這並非必不可少的條件。基督並沒有等待那些將他釘在十字架上的人請求寬恕。但他們將釘子錘進他的身體時，他已經在請求上帝寬恕他們，甚至找藉口為他們開脫。如果受害者只有在罪犯坦白後方肯寬恕，那麼無論他願意與否，他都會受制於罪犯，鑽進受害者身份的枷鎖。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用下述比喻闡述罪犯坦白的必要性。想像一下你被關在一個潮濕、憋悶而黑暗的房間裡，窗戶、窗簾緊閉，外面陽光燦爛，清風拂面。如果你想讓陽光和新鮮空氣進入，就必須打開窗戶和窗簾，這樣原本就有的陽光將照亮你的房間，清新的空氣將掃除周圍的潮悶。寬恕也是一樣。受害者可能願意寬恕，送出這份厚禮，能不能接受禮物取決於罪犯—取決於他能不能打開窗戶和窗簾。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就可以開啟窗戶和窗簾，讓寬恕的陽光和空氣進入他自己。
實際上，寬恕的行為等於我們宣布：我們對未來的關係充滿信心，對犯錯誤的人改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充滿信心。我們說，現在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這個行為表示的是對罪犯可以改變的信心。據基督說，我們應該準備不止一次甚至七次這樣做，要七十個七次[6]—無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願意為他們的錯誤一次次向你坦白。
這是一個挑戰，但人無完人，我們總是會因為自己的錯誤傷害他人，特別是我們所愛的人。因此，我們永遠需要一個寬恕與和解的過程，來處理令人遺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關係問題。這是人類生存無法逃避的特徵。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寬恕，並不意味著整個進程的結束。罪行常常給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質上的傷害。種族隔離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權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則備受壓迫和剝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鋼筆，然後請求我寬恕他，那麼他必須退還我的筆，否則其悔過和坦白等於零。只要條件允許，坦白、寬恕和賠償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過程受到巨大貧富差距的嚴重阻礙，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窮人則大多為黑人。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造成的貧富鴻溝，給和解與國家的穩定造成了最為嚴重的威脅。罪犯和種族隔離的受益者大多屬於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則來自窮人階層。這就是為什麼我敦促白人要保證黑人境況的改善，因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窩，如果黑人不能夠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潔淨水、電力、廉價的醫療、像樣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環境，我們就可以同和解告別了。
寬恕與和解不是假裝事情並非其本來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對錯誤視而不見。真正的和解會揭示出惡行、欺侮、痛苦、墮落和真相。有時它甚至讓情況惡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險，但終究是值得的，因為處理真相最終會真正撫平創傷。虛假的和解只能帶來虛假的復原。
如果犯錯的人認識到其錯誤，那麼他應該感到悔恨，或至少為其錯誤感到後悔或歉疚。這應促使他坦白錯誤，請求寬恕。這當然需要相當的謙卑，特別是當受害者被罪犯自身的群體所蔑視的時候。南非的情況就經常如此，罪犯往往是政府的特工。
我們希望，受害者能為罪犯的道歉所感動，對罪犯給予寬恕。如前所述，我們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常常對受害者表現出的寬宏大量讚嘆不已。當然有人不願意寬恕。我認為，這充分表明寬恕不是理所應當的，寬恕既不能草率也不易獲得。這就是可能出現的情況，而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情況都是那麼感人至深，令人自愧不如。
在寬恕時，我們沒有要求人們忘卻。相反，銘記過去是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寬恕不等於縱容已犯下的錯誤，而是意味著認真對待既往，拔除威脅我們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寬恕要求我們理解罪犯，設身處地體諒迫使他們犯罪的種種壓力和影響。
寬恕不是多愁善感。對寬恕的研究日益興旺。過去它被輕蔑地歸為精神和宗教概念，而今由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出現，寬恕越來越作為一門學科，成為心理學家、哲學家、醫生和神學家的研究對象。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附設了國際寬恕研究所；約翰·鄧普頓基金會與其他機構聯合開展了耗資數百萬美元的寬恕運動研究。據研究，寬恕還有益健康。
寬恕意味著受害者放棄向罪犯討還血債的權利，但這同時也解放了受害者。在委員會，我們聽到人們說寬恕後感到輕鬆了。最近一期的《精神狀態與健康》（Spirituality and Health）雜誌在封面上刊載了三位美國前軍人站在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前的照片。其中一個問：“你是否已經原諒把你當戰犯關押的人了？”另一個人說：“我永遠不會原諒。”他的夥伴說：“那麼他們似乎還在關押著你，是不是？”
罪犯的悔過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寬恕的先決條件呢？毫無疑問，這樣的坦白有助於那些想要寬恕的人，但這並非必不可少的條件。基督並沒有等待那些將他釘在十字架上的人請求寬恕。但他們將釘子錘進他的身體時，他已經在請求上帝寬恕他們，甚至找藉口為他們開脫。如果受害者只有在罪犯坦白後方肯寬恕，那麼無論他願意與否，他都會受制於罪犯，鑽進受害者身份的枷鎖。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用下述比喻闡述罪犯坦白的必要性。想像一下你被關在一個潮濕、憋悶而黑暗的房間裡，窗戶、窗簾緊閉，外面陽光燦爛，清風拂面。如果你想讓陽光和新鮮空氣進入，就必須打開窗戶和窗簾，這樣原本就有的陽光將照亮你的房間，清新的空氣將掃除周圍的潮悶。寬恕也是一樣。受害者可能願意寬恕，送出這份厚禮，能不能接受禮物取決於罪犯—取決於他能不能打開窗戶和窗簾。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就可以開啟窗戶和窗簾，讓寬恕的陽光和空氣進入他自己。
實際上，寬恕的行為等於我們宣布：我們對未來的關係充滿信心，對犯錯誤的人改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充滿信心。我們說，現在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這個行為表示的是對罪犯可以改變的信心。據基督說，我們應該準備不止一次甚至七次這樣做，要七十個七次[6]—無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願意為他們的錯誤一次次向你坦白。
這是一個挑戰，但人無完人，我們總是會因為自己的錯誤傷害他人，特別是我們所愛的人。因此，我們永遠需要一個寬恕與和解的過程，來處理令人遺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關係問題。這是人類生存無法逃避的特徵。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寬恕，並不意味著整個進程的結束。罪行常常給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質上的傷害。種族隔離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權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則備受壓迫和剝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鋼筆，然後請求我寬恕他，那麼他必須退還我的筆，否則其悔過和坦白等於零。只要條件允許，坦白、寬恕和賠償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過程受到巨大貧富差距的嚴重阻礙，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窮人則大多為黑人。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造成的貧富鴻溝，給和解與國家的穩定造成了最為嚴重的威脅。罪犯和種族隔離的受益者大多屬於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則來自窮人階層。這就是為什麼我敦促白人要保證黑人境況的改善，因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窩，如果黑人不能夠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潔淨水、電力、廉價的醫療、像樣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環境，我們就可以同和解告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