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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福音書告訴我們，人類和上帝之間的緊張關係，將達到這個世界規定的極限。……在萬物中悄悄增長的基督的存在，會突然顯現出來，如同兩極之間的閃電。它將打破所有遮蔽了各種物質的障礙和將它困住的滴水不漏的靈魂，侵入大地。上帝之子的引力如同閃電、猛火和洪水一樣，席捲宇宙萬物，將它們重新統一和歸屬於一身……正如福音書中警告我們的，揣測這一勢不可擋的事件何時以何種方式發生，是徒勞的。但是，我們必須做好準備……這可能就是至高的基督功能，也是我們宗教最顯著的特點……只有我們的熱烈企盼，才能使耶穌基督早日到來……我們基督徒作為以色列人的後人，肩負著讓希望之火在世界上永遠燃燒的責任。耶穌升天不過20個世紀，我們的期待取得了什麼結果呢？
幼稚的急躁和認識上的失誤，使第一代基督徒認為基督很快就會歸來，結果令我們產生了失望和懷疑。我們對上帝的信仰由於世界對善行的抵制而被破壞。悲觀情緒使我們……認為這個世界邪惡得無可救藥。於是，我們讓火焰在沉寂的心中逐漸熄滅了……實際上，如果我們真誠的話，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已經沒有任何企盼了。[3]
因此，我可以對貝爾法斯特的優秀人民說，什麼都不是徒勞。他們的行為促進了和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延遲或促進、阻礙或推動處於宇宙中心的進程。基督徒會說結果是毫無疑問的。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使這一點無可置疑，即善良、歡笑、和平、同情、溫存、寬容與和解，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對種族隔離的勝利，就是這個烏托邦式夢想的有力證明。
願這樣的時刻早日到來，男人（和女人）被喚醒，覺悟到在包容一切的創造上帝之子的作業中，世界的一切運動緊密相連。當他們投身於自己的任何一項任務中時，都將清楚地表明，他們的工作無論如何微不足道，都將被宇宙的中心接受並妥善利用。[4]
1989年聖誕節，我訪問了聖地，並有幸參觀了耶路撒冷的亞德瓦謝姆大屠殺博物館。當媒體問及我的感受時，我說令人心碎。我說我侍奉的上帝自己也是猶太人，他會問：“但是，寬容哪裡去了？”這句話如同水濺進了油鍋。我遭到一致譴責。我也對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表示了不滿，我認為這種狀況與猶太先知的教導以及我們基督徒追隨的猶太拉比的要求，相去甚遠。我被指責為反猶太主義，在我下榻處附近的耶路撒冷聖喬治聖公會大教堂牆上出現了亂塗的標語，上面寫著：“圖圖是黑皮膚的納粹豬。”
因此，1999年1月舊地重遊時我有些忐忑不安。我將訪問西岸，在一個聖公會教堂布道，並參加佩雷斯和平中心的會議，我是中心的理事會成員。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耶路撒冷的會議組織者不得不謝絕人們的到來。我們所到之處，都顯示出南非發生的一切使這裡的人們著了迷。前總理、外交部長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西蒙·佩雷斯稱讚我們的和解進程為歷史上絕無僅有。
在擠得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會議上，以色列人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及寬恕與和解的概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指出，我們在南非認識到，槍桿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當為眾人敬仰的中東的所有居民都認為其人權和尊嚴得到尊重與維護，真正實現了正義的時候，真正的安全才會到來。我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我仍然認為有寬容的必要，必須既保證以色列國的安全，也保證對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和公平。在以色列，人們已經對我另眼相看。
顯然，在諸如盧安達、愛爾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樣的國家和地區，南非所經歷的進程，證明了他們的國土上所缺乏的東西的價值。人們聽到了逆耳的話，但不會指責我無情無理。更重要的是，似乎聽到我的話的人，都從南非的經驗中看到了希望。我們幸運地得到了敢於冒險的領袖人物的祝福—當請求得到或給予寬恕時，就是在冒險。
如果你請求得到一個人的寬恕，你可能遭到回絕；你曾傷害的人可能拒絕原諒你。如果你是受傷害的一方，希望給予寬恕，那麼冒的險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覺悟，不會或不願道歉或請求寬恕。因而他或她無法接受別人給予的寬恕。這種拒絕可能破壞整個過程。我們南非的領導人可以說他們甘冒一切危險，走完坦白、寬恕與和解的路。他們似乎賭贏了，因為我們的國土沒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災難。
關鍵是，當某種關係受到損害或可能崩潰時，罪犯應該承認真相，準備並願意道歉。這大大有助於寬恕與和解的進程。這並非易事。我們都知道承認錯誤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是多麼艱難的事情。這也許是世界上最難的事—在幾乎每一種語言中，最難啟齒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責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們為之服務的群體，總是找出各種藉口為自己開脫，甚至不承認自己能幹出種種暴行，這也沒什麼奇怪的。他們採取否認策略，聲言某某事根本沒發生過。當證據確鑿時，他們便裝傻充愣。德國人說他們根本不知道納粹想幹些什麼。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樣的遁詞。前種族隔離政府內閣部長雷昂·維塞爾斯的話更近情理，他說儘管有人提醒過我們，但我們不想知道。長著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關於犯人在獄中神秘死亡的報導。長著耳朵的人也會經常聽聞令人不安甚至膽寒的事情。但是，他們對邪惡卻選擇了不看、不聽、不說。即使坦白的人也會推諉罪責—“我們不過是執行命令”，拒絕以負有道義責任的個體來承認罪責。但每個人都必須為執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擔責任。
幼稚的急躁和認識上的失誤，使第一代基督徒認為基督很快就會歸來，結果令我們產生了失望和懷疑。我們對上帝的信仰由於世界對善行的抵制而被破壞。悲觀情緒使我們……認為這個世界邪惡得無可救藥。於是，我們讓火焰在沉寂的心中逐漸熄滅了……實際上，如果我們真誠的話，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已經沒有任何企盼了。[3]
因此，我可以對貝爾法斯特的優秀人民說，什麼都不是徒勞。他們的行為促進了和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延遲或促進、阻礙或推動處於宇宙中心的進程。基督徒會說結果是毫無疑問的。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使這一點無可置疑，即善良、歡笑、和平、同情、溫存、寬容與和解，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對種族隔離的勝利，就是這個烏托邦式夢想的有力證明。
願這樣的時刻早日到來，男人（和女人）被喚醒，覺悟到在包容一切的創造上帝之子的作業中，世界的一切運動緊密相連。當他們投身於自己的任何一項任務中時，都將清楚地表明，他們的工作無論如何微不足道，都將被宇宙的中心接受並妥善利用。[4]
1989年聖誕節，我訪問了聖地，並有幸參觀了耶路撒冷的亞德瓦謝姆大屠殺博物館。當媒體問及我的感受時，我說令人心碎。我說我侍奉的上帝自己也是猶太人，他會問：“但是，寬容哪裡去了？”這句話如同水濺進了油鍋。我遭到一致譴責。我也對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表示了不滿，我認為這種狀況與猶太先知的教導以及我們基督徒追隨的猶太拉比的要求，相去甚遠。我被指責為反猶太主義，在我下榻處附近的耶路撒冷聖喬治聖公會大教堂牆上出現了亂塗的標語，上面寫著：“圖圖是黑皮膚的納粹豬。”
因此，1999年1月舊地重遊時我有些忐忑不安。我將訪問西岸，在一個聖公會教堂布道，並參加佩雷斯和平中心的會議，我是中心的理事會成員。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耶路撒冷的會議組織者不得不謝絕人們的到來。我們所到之處，都顯示出南非發生的一切使這裡的人們著了迷。前總理、外交部長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西蒙·佩雷斯稱讚我們的和解進程為歷史上絕無僅有。
在擠得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會議上，以色列人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及寬恕與和解的概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指出，我們在南非認識到，槍桿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當為眾人敬仰的中東的所有居民都認為其人權和尊嚴得到尊重與維護，真正實現了正義的時候，真正的安全才會到來。我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我仍然認為有寬容的必要，必須既保證以色列國的安全，也保證對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和公平。在以色列，人們已經對我另眼相看。
顯然，在諸如盧安達、愛爾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樣的國家和地區，南非所經歷的進程，證明了他們的國土上所缺乏的東西的價值。人們聽到了逆耳的話，但不會指責我無情無理。更重要的是，似乎聽到我的話的人，都從南非的經驗中看到了希望。我們幸運地得到了敢於冒險的領袖人物的祝福—當請求得到或給予寬恕時，就是在冒險。
如果你請求得到一個人的寬恕，你可能遭到回絕；你曾傷害的人可能拒絕原諒你。如果你是受傷害的一方，希望給予寬恕，那麼冒的險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覺悟，不會或不願道歉或請求寬恕。因而他或她無法接受別人給予的寬恕。這種拒絕可能破壞整個過程。我們南非的領導人可以說他們甘冒一切危險，走完坦白、寬恕與和解的路。他們似乎賭贏了，因為我們的國土沒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災難。
關鍵是，當某種關係受到損害或可能崩潰時，罪犯應該承認真相，準備並願意道歉。這大大有助於寬恕與和解的進程。這並非易事。我們都知道承認錯誤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是多麼艱難的事情。這也許是世界上最難的事—在幾乎每一種語言中，最難啟齒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責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們為之服務的群體，總是找出各種藉口為自己開脫，甚至不承認自己能幹出種種暴行，這也沒什麼奇怪的。他們採取否認策略，聲言某某事根本沒發生過。當證據確鑿時，他們便裝傻充愣。德國人說他們根本不知道納粹想幹些什麼。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樣的遁詞。前種族隔離政府內閣部長雷昂·維塞爾斯的話更近情理，他說儘管有人提醒過我們，但我們不想知道。長著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關於犯人在獄中神秘死亡的報導。長著耳朵的人也會經常聽聞令人不安甚至膽寒的事情。但是，他們對邪惡卻選擇了不看、不聽、不說。即使坦白的人也會推諉罪責—“我們不過是執行命令”，拒絕以負有道義責任的個體來承認罪責。但每個人都必須為執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