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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開普的首席檢察官決定以拒絕傳票罪傳訊博塔先生。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放棄努力。他的案子在喬治城的地方法院開庭後，我們繼續談判，希望達成妥協，爭取他到委員會作證。我們提出在附近的飯店進行聽證，並可事先將問題提供給他。我們還說他的醫生可以在場，必要時我們可以暫停聽證，等他身體狀況恢復為止。這樣的聽證用不了一天就能完成。我們的律師和博塔先生的律師之間進行了好一番討價還價。我們已經儘量遷就，但最後他還是拒絕了我們的建議，於是法庭審理繼續進行。只有邪惡之徒才會說我們是在糾纏一個疾病纏身的老人。許多黑人認為我們過分遷就，實行雙重標準，對曼德拉夫人是一個樣，對許多人認為給他們造成巨大創傷和痛苦的人卻百般呵護。
過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暢行無阻。誰也不想和他針鋒相對。他以為這些規則仍然適用，但時代已經變了。他可以在關起門來的情況下，在舒適的飯店裡接受調查，回答事先已經得到的問題。他選擇了繼續做個頑固不化的老頭，但卻因此大吃一驚。他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他做夢都沒想到的事發生了。他這個曾讓內閣部長們膽寒的前國家總統，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個黑人法官的審判。這在道義上也說得過去。公訴方傳了幾個證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組總部的前頭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飾他對政治領袖的蔑視：“我自己和安全部隊的其他人……被膽小的政治家特別是國民黨里的人出賣了。”他對法庭說，“他們想得到羊羔，但卻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殺；他們是膽小鬼。”所有這些都被媒體大加報導。
人們擔心，博塔先生可能成為右翼分子騷亂和暴力的焦點，但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參加庭審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審判加上延遲，共持續了兩周時間。如果他接受我們的建議，問題一天就能解決。
我也被傳出庭作證，因為他稱我曾向他保證不會讓他到委員會作證。在他的律師對我進行了兩天交叉訊問後，我覺得走下證人席之前，我必須最後一次向他呼籲。我向法庭請求：
閣下，我可不可以就說一件事？我認為我們還有機會—儘管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於各屆政府—包括他曾領導的政府—所執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們。我想向他呼籲。我呼籲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機會，說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們的痛苦，本不會下令或授權……我只是說他所領導的政府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引起了極大的憤怒。我們的人民希望成為這個國家與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夠說出“對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給你們帶來了痛苦”，就說這些。他能不能讓自己說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給你們帶來了巨大痛苦”呢？這樣做意義重大，我呼籲你這樣做。謝謝。
博塔先生對我的呼籲卻只是大發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緩期監禁和罰款，但由於小小的技術問題，監禁被取消了。（我們過於遷就他，發出傳票的時間過遲。發傳票的那天，我們的授權到期，而曼德拉總統還沒有簽署新的授權。）政治上、道義上，他都付出了代價，他不得不面對其政策的受害者和執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麼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遺憾。他的頑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舊制度的領導人得到了應得的報應，但這違背了委員會的意願。
對德克勒克先生於1990年2月2日在議會宣布的富有勇氣並具劃時代意義的決定，我已經進行過熱烈的讚揚。任何事情都無法抹殺這一重要里程碑。我們本來很可能捲入流血衝突的。如果當時他能夠毫無保留地為種族隔離表示歉意，就的確達到了偉大的層次，會作為傑出的政治家記錄在南非的史冊上。令人悲哀的是，在1990年至l993年的新憲法談判中，他可能被在1992年只有白人參加的大選中贏得的對其政策的支持沖昏了頭腦，認為可以通過削弱其主要談判對手曼德拉而繼續掌權。當時，曼德拉已越來越成為他的強勁對手；所謂“黑對黑”的暴力在升級，並發生了多次屠殺事件。他可以聲稱安全部隊並沒有煽動暴力，即便煽動了也是個別“壞蛋”的責任，是個別現象。對此我恐怕難以相信。我無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個內閣部長和兩個警察局局長參與的人權暴力事件不過是個別人物的失常之舉。
我對德克勒克先生並無敵意。在宣布1993年和平獎得主前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對給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頒獎的意見。我對此表示熱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對意見，委員會應該會重新考慮其意圖，否則諮詢我的意見就毫無意義了。如果我當時知道現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會堅決反對。實際上，1996年到委員會作證時，德克勒克先生為種族隔離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擺出種種藉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義。如果他能像其前內閣同事、外交部長“皮克”·博塔或雷昂·維塞爾斯那樣真誠而坦率地道歉，該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啊。他無法看清種族隔離醜惡的本來面目。他是個出色的律師，字斟句酌地護衛著自己的立場，但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個沒有寬廣胸懷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夠意識到，他在1998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機構的想法，只能給他所執行的政策的受害者傷口上撒鹽。
過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暢行無阻。誰也不想和他針鋒相對。他以為這些規則仍然適用，但時代已經變了。他可以在關起門來的情況下，在舒適的飯店裡接受調查，回答事先已經得到的問題。他選擇了繼續做個頑固不化的老頭，但卻因此大吃一驚。他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他做夢都沒想到的事發生了。他這個曾讓內閣部長們膽寒的前國家總統，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個黑人法官的審判。這在道義上也說得過去。公訴方傳了幾個證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組總部的前頭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飾他對政治領袖的蔑視：“我自己和安全部隊的其他人……被膽小的政治家特別是國民黨里的人出賣了。”他對法庭說，“他們想得到羊羔，但卻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殺；他們是膽小鬼。”所有這些都被媒體大加報導。
人們擔心，博塔先生可能成為右翼分子騷亂和暴力的焦點，但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參加庭審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審判加上延遲，共持續了兩周時間。如果他接受我們的建議，問題一天就能解決。
我也被傳出庭作證，因為他稱我曾向他保證不會讓他到委員會作證。在他的律師對我進行了兩天交叉訊問後，我覺得走下證人席之前，我必須最後一次向他呼籲。我向法庭請求：
閣下，我可不可以就說一件事？我認為我們還有機會—儘管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於各屆政府—包括他曾領導的政府—所執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們。我想向他呼籲。我呼籲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機會，說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們的痛苦，本不會下令或授權……我只是說他所領導的政府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引起了極大的憤怒。我們的人民希望成為這個國家與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夠說出“對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給你們帶來了痛苦”，就說這些。他能不能讓自己說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給你們帶來了巨大痛苦”呢？這樣做意義重大，我呼籲你這樣做。謝謝。
博塔先生對我的呼籲卻只是大發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緩期監禁和罰款，但由於小小的技術問題，監禁被取消了。（我們過於遷就他，發出傳票的時間過遲。發傳票的那天，我們的授權到期，而曼德拉總統還沒有簽署新的授權。）政治上、道義上，他都付出了代價，他不得不面對其政策的受害者和執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麼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遺憾。他的頑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舊制度的領導人得到了應得的報應，但這違背了委員會的意願。
對德克勒克先生於1990年2月2日在議會宣布的富有勇氣並具劃時代意義的決定，我已經進行過熱烈的讚揚。任何事情都無法抹殺這一重要里程碑。我們本來很可能捲入流血衝突的。如果當時他能夠毫無保留地為種族隔離表示歉意，就的確達到了偉大的層次，會作為傑出的政治家記錄在南非的史冊上。令人悲哀的是，在1990年至l993年的新憲法談判中，他可能被在1992年只有白人參加的大選中贏得的對其政策的支持沖昏了頭腦，認為可以通過削弱其主要談判對手曼德拉而繼續掌權。當時，曼德拉已越來越成為他的強勁對手；所謂“黑對黑”的暴力在升級，並發生了多次屠殺事件。他可以聲稱安全部隊並沒有煽動暴力，即便煽動了也是個別“壞蛋”的責任，是個別現象。對此我恐怕難以相信。我無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個內閣部長和兩個警察局局長參與的人權暴力事件不過是個別人物的失常之舉。
我對德克勒克先生並無敵意。在宣布1993年和平獎得主前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對給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頒獎的意見。我對此表示熱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對意見，委員會應該會重新考慮其意圖，否則諮詢我的意見就毫無意義了。如果我當時知道現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會堅決反對。實際上，1996年到委員會作證時，德克勒克先生為種族隔離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擺出種種藉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義。如果他能像其前內閣同事、外交部長“皮克”·博塔或雷昂·維塞爾斯那樣真誠而坦率地道歉，該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啊。他無法看清種族隔離醜惡的本來面目。他是個出色的律師，字斟句酌地護衛著自己的立場，但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個沒有寬廣胸懷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夠意識到，他在1998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機構的想法，只能給他所執行的政策的受害者傷口上撒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