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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未預見到採用日益軍事化的戰略可能造成的後果，非常令人遺憾。我們發現，他們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區分參與軍事行動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對種族隔離的人。“恐怖分子”一詞使用範圍甚廣，沒有確切的定義。所有反對派都被視為理應消滅的對象。
我們發現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是“裝聾作啞、推諉責任”的極好範例—政治家們故意將其指令巧妙措辭，使他們這些安全部隊暴行背後的始作俑者，可以將責任推到下屬身上。
說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聽證會上，有證據揭露出是博塔親自下令炸毀科特索大廈的。我們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萊恩，儘管被誣衊為反阿非利卡和對國民黨有失公正，卻建議我到開普南海岸的喬治城，拜訪退休在家的前總統。
這些年我曾幾次與博塔先生見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為南非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率教會領袖代表團，到比勒陀利亞的聯邦大廈與他及其內閣見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評我們和非法政權的頭目打交道。但是，我認為摩西儘管知道法老鐵石心腸，卻還是接近他。當時和解並不吃香，但我堅定地投身其中，和現在毫無二致。會見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幾條建議，如果當時被他採納，就會為我國的和平談判打下基礎。會談氣氛親切，但我們力圖開始對話的努力終告失敗，因為我們一口回絕了他讓我們到納米比亞―安哥拉邊境的南非國防部隊“作戰區”進行宣傳的要求。後來我們得知，在他會見我們的時候，其政府卻試圖從背後顛覆我們。他們利用政府秘密資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聯盟這一右翼私人機構，反對南非教會理事會。
1986年我和南非教會理事會的同仁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當選開普敦主教。我再次試圖說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夠奇蹟般地說服他改變立場，為和平解決創造機會。這一次是單獨會見，氣氛依舊親切，但我沒有得到任何妥協。儘管會見後他在記者面前和我熱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臉上卻帶著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艱難的會面是在1988年。我請求他免去6個人的死刑，他們被控在1960年曾發生過大屠殺的沙佩維爾殺死了一個被懷疑為政府奸細的人。會見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們兩人冷靜地討論了他是否應該動用總統特權。法庭在那個星期內停止了處決，並給這幾個人減了刑。接著，他掉轉話題，開始指責我和其他教會領袖為反對對幾個政治組織進行的限制而領導的到議會的非法遊行。他遞給我一封有關此事的信，而信的內容已經提供給議會成員和媒體。我對此提出了抗議。然後，他又攻擊說我在一個葬禮上舉著共產黨的旗子，我讓他拿出證據，因為我知道他說的不是實情。我坐在他開普敦的辦公室里，暗自思忖著我是洗耳恭聽呢還是據理力爭。他可是一個能把自己的內閣部長都逼哭的人。我心想：這些傢伙讓我們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這樣吧。他不能這樣威嚇我。我對他說我不是小孩子，他沒有權利對我這樣說話。我是他的客人，他應該以禮相待。可惜我們最後竟真的像孩子一樣相互指責。會見結束時，我說我對他的話持嚴重的保留態度，他則還嘴說：“那就帶著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會見不歡而散。不久，教會開展了我們稱為“堅持真理運動”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那年晚些時候，科特索大廈遭炸彈爆炸。
1988年後，博塔先生患中風，被德克勒克領導的內閣成員趕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屆八十的他現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後一次在新聞中露面是曼德拉總統拜訪他的時候。他當時告訴記者，自己不願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有任何瓜葛。
伯萊恩博士建議我看望博塔先生，是為鼓勵他與我們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為他主政南非時，正值種族隔離壓迫最深、“總體戰略”達到巔峰的時期。他還曾多次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我本沒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員會可以向任何人發出傳票，並有權搜查和沒收。但我還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訴阿非利卡人我們並非一心想侮辱他們，也不是要把他們追殺到底。我飛到喬治城，在他女兒的家裡和他親切見面。他的女兒是個殷勤的主人，為我們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點心，整個氣氛與我們會面涉及的可怕問題大相逕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遞上一份書面材料後，同意與委員會合作，書面回答我們向他提出的問題。他指出需要經驗豐富的律師協助工作，並需要查閱政府文件。他問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對曼德拉總統的影響力，為龐大的律師費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資金支持。
回到開普敦，我立刻就這兩個問題去見曼德拉總統，並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們想方設法遷就博塔先生，一再延遲他遞交材料的最後期限。在此期間，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認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與他並無個人恩怨，極其重要。於是，我再次飛到喬治城，參加了他夫人的葬禮。我知道許多黑人對我這樣做輕則覺得奇怪，重則感到氣憤。的確，事後一個黑人記者找到我，讓我務必向聽眾解釋我為什麼在場。
博塔先生花了將近10個月的時間才回答完我們提出的問題。與此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不斷揭示出新內容，於是我們決定請包括博塔先生在內的一系列前軍政要人舉行聽證會。書面答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這不同於面對面的問答，一個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問題。我們被告知博塔先生身體欠佳，於是同意推遲他的出席。我們甚至建議在喬治城舉行聽證，以免他飛往開普敦旅途勞頓（儘管他與一位較為年輕的女士訂了婚，飛去看她的行程不亞於飛往開普敦）。這對委員會來講，不僅費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為我們不得不把翻譯設備帶到喬治城。委員會和他的律師進行了冗長的談判後，他宣布委員會是場“鬧劇”，拒絕出席聽證。我們發出了傳票，但他應該到場的那天，他卻派律師帶著書面答覆來了。
我們發現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是“裝聾作啞、推諉責任”的極好範例—政治家們故意將其指令巧妙措辭，使他們這些安全部隊暴行背後的始作俑者，可以將責任推到下屬身上。
說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聽證會上，有證據揭露出是博塔親自下令炸毀科特索大廈的。我們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萊恩，儘管被誣衊為反阿非利卡和對國民黨有失公正，卻建議我到開普南海岸的喬治城，拜訪退休在家的前總統。
這些年我曾幾次與博塔先生見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為南非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率教會領袖代表團，到比勒陀利亞的聯邦大廈與他及其內閣見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評我們和非法政權的頭目打交道。但是，我認為摩西儘管知道法老鐵石心腸，卻還是接近他。當時和解並不吃香，但我堅定地投身其中，和現在毫無二致。會見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幾條建議，如果當時被他採納，就會為我國的和平談判打下基礎。會談氣氛親切，但我們力圖開始對話的努力終告失敗，因為我們一口回絕了他讓我們到納米比亞―安哥拉邊境的南非國防部隊“作戰區”進行宣傳的要求。後來我們得知，在他會見我們的時候，其政府卻試圖從背後顛覆我們。他們利用政府秘密資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聯盟這一右翼私人機構，反對南非教會理事會。
1986年我和南非教會理事會的同仁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當選開普敦主教。我再次試圖說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夠奇蹟般地說服他改變立場，為和平解決創造機會。這一次是單獨會見，氣氛依舊親切，但我沒有得到任何妥協。儘管會見後他在記者面前和我熱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臉上卻帶著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艱難的會面是在1988年。我請求他免去6個人的死刑，他們被控在1960年曾發生過大屠殺的沙佩維爾殺死了一個被懷疑為政府奸細的人。會見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們兩人冷靜地討論了他是否應該動用總統特權。法庭在那個星期內停止了處決，並給這幾個人減了刑。接著，他掉轉話題，開始指責我和其他教會領袖為反對對幾個政治組織進行的限制而領導的到議會的非法遊行。他遞給我一封有關此事的信，而信的內容已經提供給議會成員和媒體。我對此提出了抗議。然後，他又攻擊說我在一個葬禮上舉著共產黨的旗子，我讓他拿出證據，因為我知道他說的不是實情。我坐在他開普敦的辦公室里，暗自思忖著我是洗耳恭聽呢還是據理力爭。他可是一個能把自己的內閣部長都逼哭的人。我心想：這些傢伙讓我們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這樣吧。他不能這樣威嚇我。我對他說我不是小孩子，他沒有權利對我這樣說話。我是他的客人，他應該以禮相待。可惜我們最後竟真的像孩子一樣相互指責。會見結束時，我說我對他的話持嚴重的保留態度，他則還嘴說：“那就帶著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會見不歡而散。不久，教會開展了我們稱為“堅持真理運動”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那年晚些時候，科特索大廈遭炸彈爆炸。
1988年後，博塔先生患中風，被德克勒克領導的內閣成員趕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屆八十的他現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後一次在新聞中露面是曼德拉總統拜訪他的時候。他當時告訴記者，自己不願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有任何瓜葛。
伯萊恩博士建議我看望博塔先生，是為鼓勵他與我們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為他主政南非時，正值種族隔離壓迫最深、“總體戰略”達到巔峰的時期。他還曾多次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我本沒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員會可以向任何人發出傳票，並有權搜查和沒收。但我還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訴阿非利卡人我們並非一心想侮辱他們，也不是要把他們追殺到底。我飛到喬治城，在他女兒的家裡和他親切見面。他的女兒是個殷勤的主人，為我們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點心，整個氣氛與我們會面涉及的可怕問題大相逕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遞上一份書面材料後，同意與委員會合作，書面回答我們向他提出的問題。他指出需要經驗豐富的律師協助工作，並需要查閱政府文件。他問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對曼德拉總統的影響力，為龐大的律師費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資金支持。
回到開普敦，我立刻就這兩個問題去見曼德拉總統，並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們想方設法遷就博塔先生，一再延遲他遞交材料的最後期限。在此期間，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認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與他並無個人恩怨，極其重要。於是，我再次飛到喬治城，參加了他夫人的葬禮。我知道許多黑人對我這樣做輕則覺得奇怪，重則感到氣憤。的確，事後一個黑人記者找到我，讓我務必向聽眾解釋我為什麼在場。
博塔先生花了將近10個月的時間才回答完我們提出的問題。與此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不斷揭示出新內容，於是我們決定請包括博塔先生在內的一系列前軍政要人舉行聽證會。書面答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這不同於面對面的問答，一個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問題。我們被告知博塔先生身體欠佳，於是同意推遲他的出席。我們甚至建議在喬治城舉行聽證，以免他飛往開普敦旅途勞頓（儘管他與一位較為年輕的女士訂了婚，飛去看她的行程不亞於飛往開普敦）。這對委員會來講，不僅費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為我們不得不把翻譯設備帶到喬治城。委員會和他的律師進行了冗長的談判後，他宣布委員會是場“鬧劇”，拒絕出席聽證。我們發出了傳票，但他應該到場的那天，他卻派律師帶著書面答覆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