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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納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學院，事物肯定會這樣發展，而且全國的情況也是一樣？從最近的消息來看，他一定嘗到了失望的苦澀。
跨地區代表組合的領導人為了擴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架構。他們本想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但沒有得到支持，於是轉而利用一家由庫爾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蘇維埃物理學家》作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為名的專刊。報社設立了編輯部，又設立了人民代表首創基金。無數專家和助手小組實際上已成為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辦事機構。
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由於內部矛盾而消磨了積極性，它沒有為第一屆代表大會的工作作出什麼建設性的貢獻，對第二屆（1989年12月）也是同樣，它也沒能制訂出現實的行動綱領。不過它卻成為一個核心，把各種各樣反對力量都團結起來，並於1990年1月正式組成了激進運動“民主俄羅斯”。它公開把極端反共定為自己意識形態和行動的基礎。
當時國外媒體對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建立和活動得出了有趣的結論。
加拿大《多倫多之星》寫道：“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過程中，共產黨內部的危機已經達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時報》指出：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大雜燴……他們所說的一切，同任何實用主義態度都少有共同之處，看來這個組合相互聯繫太少，以至難以收到足夠的效果”。
英國《每日電訊》指出，組合的要求“遠遠超出了戈巴契夫總統提出的改革。新組合的信心由於礦工罷工獲得成功而有所增強，這次罷工迫使黨和政府屈服。罷工行動明確地告訴激進派，他們的目標同工人相吻合。組合的建立證實了黨內的兩極分化”。
不過，前面我曾保證過，要回到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問題上來，並從另一個側面，即從民主派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現在是該履行諾言的時候了。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達得比較完整，我先要請讀者原諒可能出現的重複。前面說過，跨地區代表組合在最初階段曾拾起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來武裝自己。我想，這絕非偶然：因為在許許多多人心目中，“蘇維埃”一詞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權。正因為如此，當那些過去的共產黨員搖身一變成了反共分子之後，才會在將近20年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報刊、電視、廣播把蘇維埃政權罵得狗血噴頭。
遺憾的是各種事件演變的結果，逐漸把蘇維埃的政權功能搞得越來越成為形式，這是因為這些功能都漸漸集中到了黨的領導機構手上。所以當改革導致把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實實在在地歸還給我國社會的任務出現時，解決這個任務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國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實實在在的權力歸還給人民代表蘇維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國政治生活中又重新響起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個口號是戈巴契夫在19次黨代表會議上提出的。當時口號所表示的內容同20世紀初革命前的內容有所不同，意味著要把權力由蘇共中央的手中轉交給人民代表蘇維埃。
當然，“一切”這個詞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環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總體而言，也是錯誤的。這個口號反映了一個主要之點，就是在蘇維埃的面前正展現出一個新生命。從1989年開始，蘇維埃逐漸擺脫了歷史形成的弱點和缺點，克服了浴火再生和發展的困難，正在成為一種比較現實、比較有效率的政權。
當時國內許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點面前的蘇維埃具有巨大的潛力。我也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我經常會想起人民代表薩哈羅夫院士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他的口才並不怎麼樣，口齒又不清，說起話來總是含含糊糊，但同時卻又把蘇維埃的作用講得那麼明白，他說蘇維埃應該在各共和國、各州、區、村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這位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聯合主席薩哈羅夫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認識他，但並沒有什麼私交，而且我們的政治觀點在許多方面也並不一致。就是這位獻身科學的人，氫彈製造者之一，作為一個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會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會上起著顯著的、重要的作用。他號稱“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蘇維埃國家制度形式結合起來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憲法草案中為這一點備了案。我還保存有這份文件的副本，上頭有作者的批註。這位上了年紀的科學院院士，三次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得過諾貝爾獎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掛了個好大好大的牌牌，上頭大字寫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那麼，我們又該如何來理解那些一直以薩哈羅夫的名義發誓，而掉過頭來又消滅蘇維埃政權的人們呢？……
我要提醒一句：蘇維埃政權是在我們國家誕生，並成為我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政權組織的。它是從千百年來人民集體議事的傳統中以再自然不過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在我們的意識中，“我們”是一直高於“我”的。正是蘇維埃制度大大鞏固了蘇聯和蘇聯這塊領土上出現的大多數國家公民心理的這個特點。
跨地區代表組合的領導人為了擴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架構。他們本想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但沒有得到支持，於是轉而利用一家由庫爾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蘇維埃物理學家》作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為名的專刊。報社設立了編輯部，又設立了人民代表首創基金。無數專家和助手小組實際上已成為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辦事機構。
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由於內部矛盾而消磨了積極性，它沒有為第一屆代表大會的工作作出什麼建設性的貢獻，對第二屆（1989年12月）也是同樣，它也沒能制訂出現實的行動綱領。不過它卻成為一個核心，把各種各樣反對力量都團結起來，並於1990年1月正式組成了激進運動“民主俄羅斯”。它公開把極端反共定為自己意識形態和行動的基礎。
當時國外媒體對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建立和活動得出了有趣的結論。
加拿大《多倫多之星》寫道：“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過程中，共產黨內部的危機已經達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時報》指出：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大雜燴……他們所說的一切，同任何實用主義態度都少有共同之處，看來這個組合相互聯繫太少，以至難以收到足夠的效果”。
英國《每日電訊》指出，組合的要求“遠遠超出了戈巴契夫總統提出的改革。新組合的信心由於礦工罷工獲得成功而有所增強，這次罷工迫使黨和政府屈服。罷工行動明確地告訴激進派，他們的目標同工人相吻合。組合的建立證實了黨內的兩極分化”。
不過，前面我曾保證過，要回到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問題上來，並從另一個側面，即從民主派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現在是該履行諾言的時候了。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達得比較完整，我先要請讀者原諒可能出現的重複。前面說過，跨地區代表組合在最初階段曾拾起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來武裝自己。我想，這絕非偶然：因為在許許多多人心目中，“蘇維埃”一詞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權。正因為如此，當那些過去的共產黨員搖身一變成了反共分子之後，才會在將近20年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報刊、電視、廣播把蘇維埃政權罵得狗血噴頭。
遺憾的是各種事件演變的結果，逐漸把蘇維埃的政權功能搞得越來越成為形式，這是因為這些功能都漸漸集中到了黨的領導機構手上。所以當改革導致把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實實在在地歸還給我國社會的任務出現時，解決這個任務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國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實實在在的權力歸還給人民代表蘇維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國政治生活中又重新響起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個口號是戈巴契夫在19次黨代表會議上提出的。當時口號所表示的內容同20世紀初革命前的內容有所不同，意味著要把權力由蘇共中央的手中轉交給人民代表蘇維埃。
當然，“一切”這個詞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環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總體而言，也是錯誤的。這個口號反映了一個主要之點，就是在蘇維埃的面前正展現出一個新生命。從1989年開始，蘇維埃逐漸擺脫了歷史形成的弱點和缺點，克服了浴火再生和發展的困難，正在成為一種比較現實、比較有效率的政權。
當時國內許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點面前的蘇維埃具有巨大的潛力。我也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我經常會想起人民代表薩哈羅夫院士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他的口才並不怎麼樣，口齒又不清，說起話來總是含含糊糊，但同時卻又把蘇維埃的作用講得那麼明白，他說蘇維埃應該在各共和國、各州、區、村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這位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聯合主席薩哈羅夫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認識他，但並沒有什麼私交，而且我們的政治觀點在許多方面也並不一致。就是這位獻身科學的人，氫彈製造者之一，作為一個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會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會上起著顯著的、重要的作用。他號稱“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蘇維埃國家制度形式結合起來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憲法草案中為這一點備了案。我還保存有這份文件的副本，上頭有作者的批註。這位上了年紀的科學院院士，三次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得過諾貝爾獎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掛了個好大好大的牌牌，上頭大字寫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那麼，我們又該如何來理解那些一直以薩哈羅夫的名義發誓，而掉過頭來又消滅蘇維埃政權的人們呢？……
我要提醒一句：蘇維埃政權是在我們國家誕生，並成為我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政權組織的。它是從千百年來人民集體議事的傳統中以再自然不過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在我們的意識中，“我們”是一直高於“我”的。正是蘇維埃制度大大鞏固了蘇聯和蘇聯這塊領土上出現的大多數國家公民心理的這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