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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納西耶夫在發言中宣稱，代表大會成立的是史達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蘇維埃，選出來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責難與會者“大多數都是聽話的打手”，阻礙了代表大會任用進步人士。順便說一句，這種提法後來就成為“民主派”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各屆會議工作期間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波波夫是未來反對派的另一位領袖人物。他對代表大會開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數代表說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組織的旨意行事。不過鬧不明白這組織究竟是什麼意思——指國家組織呢，還是黨組織或議會組織？根據這位波波夫的意見，代表大會上“缺乏智慧的群氓”，為的就是形成一個聽話的機構——最高蘇維埃，然後再以最高蘇維埃的名義，繼續對國家領導中的“進步一翼”施加壓力。
因此，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樣來變更立場了。首先，莫斯科地區代表中的科研機構和文藝團體小組認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團。他建議考慮成立一個跨地區的獨立的代表小組，並號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參加這個小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電影之家召開了第一次跨地區組合代表會議。選出了組合的聯合主席，他們是阿法納西耶夫、葉爾欽、帕爾姆、波波夫、薩哈羅夫⑤。跨地區代表會議得到了媒體，特別是電視的廣泛介紹。還成立了協調委員會，其成員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凱維奇、波爾托拉寧、布爾布利斯這樣一些人⑥。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的代表表示，希望他們的組合成員身份不要正式登記。
這樣一來，我們國家合法的反對派組織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許多具有反對派思想的代表團結起來，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壞活動的組織者，最後導致了國家的解體。組合及其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過了大約兩年都進入了政權機構，開始領導俄羅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起初，看來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組合的領導宣布的目標是有節制的，即對共和國和地方政權機構施加影響。他們的文件說：組合將準備對蘇聯最高蘇維埃以及代表大會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問題，“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蘇維埃對立起來，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蘇維埃激進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徹底轉變成表達人民要求的機構”。
又過了不多久，情況變得明朗化了：跨地區代表組合雖說是一個議會黨團，但卻並沒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議會活動上。它越來越覬覦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這個組合的頭幾次會議開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會、蘇聯最高蘇維埃，同當局的地方機構，以及同政權機構的人民代表，都發生了對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數人民代表團結起來的組合，它所追求的目標，就是要反映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並成為與“尸位素餐的黨內官僚”進行對抗的實際力量。在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跨地區組合成員宣布，他們同與會大多數代表之間存在著原則分歧。受跨地區代表組合的委託，阿法納西耶夫在會上作了一個正式聲明，指出了推動組合走向反對立場的具體分歧。
其實，跨地區代表組合這時已經採取了反蘇和反聯盟的立場（它把蘇聯叫做“帝國”），並開始對民族分裂分子的領袖表示支持。從他們形形色色的要求當中，可以分析出兩大主要要求，後來在摧毀偉大國家的過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這就是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內容，以及罷工合法化的內容。組合提出了一個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蘇共的主宰地位，後來又宣布蘇維埃是黨內官僚的避難所，到了1993年1月則乾脆消滅了蘇維埃。
不久，跨地區代表組合的領導人之間開始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阿法納西耶夫凌駕於組合之上的企圖以失敗告終。其中有一個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裡把被稱為“北方領土”的我國的幾個島嶼“奉送”給了日本。而就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在進行著複雜的談判，在談判桌上，俄羅斯當今的領導堅決不同意把這些島嶼移交給日本。可是在當時，阿法納西耶夫的立場卻引得右翼勢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幾乎全國都非常不滿。
阿法納西耶夫最出風頭的時間要數他在第一屆大會上發言的時候。後來雖然他還是跨地區代表組合的聯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會活動卻變得暗淡了，他熱衷於出國訪問，答記者問，在各種各樣的政治集會上擔任主席。而且，據我所知，對於自己的代表職責履行起來也是馬馬虎虎。總之，他已經不再工作，而是頭頂著僥倖得來的光環睡大覺了。
在發生這些事情之前，阿法納西耶夫多年來一直領導著我國的一個少年先鋒隊性質的組織，以社會主義精神、熱愛黨和祖國來教育孩子們。正是這樣一些雙重道德的人物，在公開性和多元化的年代裡，開創了叛賣行為的先河。
在阿法納西耶夫領導的學院裡，有過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在那裡學習。但後來這些下一代竟歡天喜地地把他們的父輩通過鬥爭得來的一切踩到了腳下。再往後，在取得學院領導和教育部同意之後，學院又被金融寡頭涅夫茲林出價一億美元收購，涅夫茲林也就成了這所學院的頭頭，雖說跟學院並沒有任何關係。不過他的“領導”倒也沒能持續多久。現在他正從“神聖的”以色列土地眺望著我們祖國，而阿法納西耶夫則在不久前離開了學院，臨走還重重地摔響了身後的門。
波波夫是未來反對派的另一位領袖人物。他對代表大會開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數代表說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組織的旨意行事。不過鬧不明白這組織究竟是什麼意思——指國家組織呢，還是黨組織或議會組織？根據這位波波夫的意見，代表大會上“缺乏智慧的群氓”，為的就是形成一個聽話的機構——最高蘇維埃，然後再以最高蘇維埃的名義，繼續對國家領導中的“進步一翼”施加壓力。
因此，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樣來變更立場了。首先，莫斯科地區代表中的科研機構和文藝團體小組認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團。他建議考慮成立一個跨地區的獨立的代表小組，並號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參加這個小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電影之家召開了第一次跨地區組合代表會議。選出了組合的聯合主席，他們是阿法納西耶夫、葉爾欽、帕爾姆、波波夫、薩哈羅夫⑤。跨地區代表會議得到了媒體，特別是電視的廣泛介紹。還成立了協調委員會，其成員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凱維奇、波爾托拉寧、布爾布利斯這樣一些人⑥。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的代表表示，希望他們的組合成員身份不要正式登記。
這樣一來，我們國家合法的反對派組織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許多具有反對派思想的代表團結起來，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壞活動的組織者，最後導致了國家的解體。組合及其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過了大約兩年都進入了政權機構，開始領導俄羅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起初，看來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組合的領導宣布的目標是有節制的，即對共和國和地方政權機構施加影響。他們的文件說：組合將準備對蘇聯最高蘇維埃以及代表大會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問題，“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蘇維埃對立起來，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蘇維埃激進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徹底轉變成表達人民要求的機構”。
又過了不多久，情況變得明朗化了：跨地區代表組合雖說是一個議會黨團，但卻並沒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議會活動上。它越來越覬覦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這個組合的頭幾次會議開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會、蘇聯最高蘇維埃，同當局的地方機構，以及同政權機構的人民代表，都發生了對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數人民代表團結起來的組合，它所追求的目標，就是要反映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並成為與“尸位素餐的黨內官僚”進行對抗的實際力量。在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跨地區組合成員宣布，他們同與會大多數代表之間存在著原則分歧。受跨地區代表組合的委託，阿法納西耶夫在會上作了一個正式聲明，指出了推動組合走向反對立場的具體分歧。
其實，跨地區代表組合這時已經採取了反蘇和反聯盟的立場（它把蘇聯叫做“帝國”），並開始對民族分裂分子的領袖表示支持。從他們形形色色的要求當中，可以分析出兩大主要要求，後來在摧毀偉大國家的過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這就是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內容，以及罷工合法化的內容。組合提出了一個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蘇共的主宰地位，後來又宣布蘇維埃是黨內官僚的避難所，到了1993年1月則乾脆消滅了蘇維埃。
不久，跨地區代表組合的領導人之間開始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阿法納西耶夫凌駕於組合之上的企圖以失敗告終。其中有一個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裡把被稱為“北方領土”的我國的幾個島嶼“奉送”給了日本。而就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在進行著複雜的談判，在談判桌上，俄羅斯當今的領導堅決不同意把這些島嶼移交給日本。可是在當時，阿法納西耶夫的立場卻引得右翼勢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幾乎全國都非常不滿。
阿法納西耶夫最出風頭的時間要數他在第一屆大會上發言的時候。後來雖然他還是跨地區代表組合的聯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會活動卻變得暗淡了，他熱衷於出國訪問，答記者問，在各種各樣的政治集會上擔任主席。而且，據我所知，對於自己的代表職責履行起來也是馬馬虎虎。總之，他已經不再工作，而是頭頂著僥倖得來的光環睡大覺了。
在發生這些事情之前，阿法納西耶夫多年來一直領導著我國的一個少年先鋒隊性質的組織，以社會主義精神、熱愛黨和祖國來教育孩子們。正是這樣一些雙重道德的人物，在公開性和多元化的年代裡，開創了叛賣行為的先河。
在阿法納西耶夫領導的學院裡，有過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在那裡學習。但後來這些下一代竟歡天喜地地把他們的父輩通過鬥爭得來的一切踩到了腳下。再往後，在取得學院領導和教育部同意之後，學院又被金融寡頭涅夫茲林出價一億美元收購，涅夫茲林也就成了這所學院的頭頭，雖說跟學院並沒有任何關係。不過他的“領導”倒也沒能持續多久。現在他正從“神聖的”以色列土地眺望著我們祖國，而阿法納西耶夫則在不久前離開了學院，臨走還重重地摔響了身後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