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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統治階層在我國強制推行資本主義。可是這種東西是違反我國傳統的，它必然要把每一個人意識中的“我”擺放到首位，而且還要以怪異的方式將這個“我”放大，把它與“我們”對立起來，並把“我們”排斥到角落裡去。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自然完全可以說，蘇維埃已經成了我國野蠻資本主義狂熱崇拜者最近階段的一個犧牲品。
我們所固有的集體主義傳統無日無時不在經受著摧殘，這究竟會把我們國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這個問題上，不妨聽聽一個人說的話——那可是一個最難以歸入共產主義信徒乃至對蘇維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忍尼辛。他說：“我走遍了俄羅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萬封來信，形成了一種感覺，就是我國民眾已成為茫然無助的一群。底層的百姓實際上已經沒有活路。我國發生的一切，全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幾乎沒有任何選擇。或者俯首帖耳貧賤度日，或者另尋出路，比如說，從事非法行業；要不就欺騙國家，要不就互相欺騙。”
薩哈羅夫在第二屆代表大會期間——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們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等幾個人於12月18日參加了在科學院主席團大樓前舉行的人民代表同這位科學家的遺體告別的儀式。我覺得，如果他還能活著，那在我們的國家生活中，許多情況將會改觀。在他去世之後，反對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領袖。構建正常運轉的議會體制的機會喪失了。在跨地區議會代表組合中，極端傾向占了上風。不過組合畢竟還是需要一個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權的領袖人物。無論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還是阿法納西耶夫，都無法擔當這個角色，於是這份“殊榮”就落到了葉爾欽頭上。
首先是以跨地區議員組合為代表的反對派接過了戈巴契夫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用以同黨和國家進行鬥爭，改變社會制度。不過，當它把管理國家的控制閥一旦抓到手上時，議程上立刻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同前一個口號完全相反的口號：“打倒蘇維埃政權！”
……1993年9月和10月到來了。俄羅斯總統把手置於其上宣誓就職的那部憲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腳下。代表政權的各級人民代表蘇維埃被解散了。為“民主派”治理國家掃清道路的口號，如今被扔進了污水坑。
我經常想：如果薩哈羅夫還活著，那反對派會怎樣行動？國家究竟是會以漸進的方式還是激進的方式發生變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後再……當我回顧國內由公開性和“多元化”攪動起來的局勢時，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數人民當時是不可能接受漸進的。這一點我從切身體驗上就可以感覺到。我曾就把經濟轉為市場關係，同時為居民建立發達的社會保障系統，對市場實行國家調控多次提出建議，但卻遭到堅決反對：一切馬上就要實現，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內，而不是6—8年才實現！
看來，這是人們對望眼欲穿的人間福利的一種相當自然的反應。多少年來，在改革還沒有開始之前，黨就一直在宣揚這些福利。而且，總書記和總統戈巴契夫又一再許願，結果把人民對政權的信任搞得蕩然無存。這也是老百姓歡迎和支持向他們推薦的那個既頗有拿破崙派頭，又帶著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義色彩的領袖葉爾欽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們也曾一度對戈巴契夫抱有希望。
說到葉爾欽，我只想提幾件所謂他那個時代的事情：大多數人還對他位居國家總統期間出盡醜態、所謂國家元首“家族”貪贓枉法，特別是最重要的一點——國民經濟遭到破壞記憶猶新。偷盜搶劫橫行，百姓一貧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領域不斷蛻化，犯罪現象泛濫，乃至百姓生活於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讓人民“分清良莠”，恐怕還真得有個幾年。為了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1989年葉爾欽完成了美國之行。
既然千百萬人經過痛苦的切身體驗已經確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動，都不外乎是出於鄉下草台班子一個無師自通、敝帚自珍的戲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態構成的愚蠢透頂的粗野的雜耍洋相，或者是徹頭徹尾的蠱惑宣傳，或者是不知羞恥的謊話連篇、信口雌黃。我只想引用義大利記者祖科尼文章中的幾小段不大為我國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國之夜散發著威士忌和美元的氣味，被聚光燈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葉爾欽，這個專給戈巴契夫念倒霉咒，專給公開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猶如旋風般在美國上空掠過。他說過的話語在旋轉迴蕩。他在身後留下的痕跡是關於災難的預言、瘋狂的花銷、答記者問和著名的黑標籤傑克?達尼埃爾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別的氣味。他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系之邀來到巴爾的摩，住進酒店之後一晚上獨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裝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車來接他到大學的會場，不禁嚇傻了。葉爾欽送了他一個醉醺醺的沾滿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遞到他手上。“為自由乾杯！”葉爾欽在清晨六點半向他提出了建議，手裡揮動著倒滿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隻通常在浴室里放牙刷牙膏的杯子。只不過他是自己把酒幹了……
我們所固有的集體主義傳統無日無時不在經受著摧殘，這究竟會把我們國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這個問題上，不妨聽聽一個人說的話——那可是一個最難以歸入共產主義信徒乃至對蘇維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忍尼辛。他說：“我走遍了俄羅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萬封來信，形成了一種感覺，就是我國民眾已成為茫然無助的一群。底層的百姓實際上已經沒有活路。我國發生的一切，全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幾乎沒有任何選擇。或者俯首帖耳貧賤度日，或者另尋出路，比如說，從事非法行業；要不就欺騙國家，要不就互相欺騙。”
薩哈羅夫在第二屆代表大會期間——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們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等幾個人於12月18日參加了在科學院主席團大樓前舉行的人民代表同這位科學家的遺體告別的儀式。我覺得，如果他還能活著，那在我們的國家生活中，許多情況將會改觀。在他去世之後，反對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領袖。構建正常運轉的議會體制的機會喪失了。在跨地區議會代表組合中，極端傾向占了上風。不過組合畢竟還是需要一個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權的領袖人物。無論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還是阿法納西耶夫，都無法擔當這個角色，於是這份“殊榮”就落到了葉爾欽頭上。
首先是以跨地區議員組合為代表的反對派接過了戈巴契夫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用以同黨和國家進行鬥爭，改變社會制度。不過，當它把管理國家的控制閥一旦抓到手上時，議程上立刻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同前一個口號完全相反的口號：“打倒蘇維埃政權！”
……1993年9月和10月到來了。俄羅斯總統把手置於其上宣誓就職的那部憲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腳下。代表政權的各級人民代表蘇維埃被解散了。為“民主派”治理國家掃清道路的口號，如今被扔進了污水坑。
我經常想：如果薩哈羅夫還活著，那反對派會怎樣行動？國家究竟是會以漸進的方式還是激進的方式發生變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後再……當我回顧國內由公開性和“多元化”攪動起來的局勢時，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數人民當時是不可能接受漸進的。這一點我從切身體驗上就可以感覺到。我曾就把經濟轉為市場關係，同時為居民建立發達的社會保障系統，對市場實行國家調控多次提出建議，但卻遭到堅決反對：一切馬上就要實現，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內，而不是6—8年才實現！
看來，這是人們對望眼欲穿的人間福利的一種相當自然的反應。多少年來，在改革還沒有開始之前，黨就一直在宣揚這些福利。而且，總書記和總統戈巴契夫又一再許願，結果把人民對政權的信任搞得蕩然無存。這也是老百姓歡迎和支持向他們推薦的那個既頗有拿破崙派頭，又帶著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義色彩的領袖葉爾欽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們也曾一度對戈巴契夫抱有希望。
說到葉爾欽，我只想提幾件所謂他那個時代的事情：大多數人還對他位居國家總統期間出盡醜態、所謂國家元首“家族”貪贓枉法，特別是最重要的一點——國民經濟遭到破壞記憶猶新。偷盜搶劫橫行，百姓一貧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領域不斷蛻化，犯罪現象泛濫，乃至百姓生活於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讓人民“分清良莠”，恐怕還真得有個幾年。為了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1989年葉爾欽完成了美國之行。
既然千百萬人經過痛苦的切身體驗已經確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動，都不外乎是出於鄉下草台班子一個無師自通、敝帚自珍的戲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態構成的愚蠢透頂的粗野的雜耍洋相，或者是徹頭徹尾的蠱惑宣傳，或者是不知羞恥的謊話連篇、信口雌黃。我只想引用義大利記者祖科尼文章中的幾小段不大為我國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國之夜散發著威士忌和美元的氣味，被聚光燈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葉爾欽，這個專給戈巴契夫念倒霉咒，專給公開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猶如旋風般在美國上空掠過。他說過的話語在旋轉迴蕩。他在身後留下的痕跡是關於災難的預言、瘋狂的花銷、答記者問和著名的黑標籤傑克?達尼埃爾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別的氣味。他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系之邀來到巴爾的摩，住進酒店之後一晚上獨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裝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車來接他到大學的會場，不禁嚇傻了。葉爾欽送了他一個醉醺醺的沾滿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遞到他手上。“為自由乾杯！”葉爾欽在清晨六點半向他提出了建議，手裡揮動著倒滿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隻通常在浴室里放牙刷牙膏的杯子。只不過他是自己把酒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