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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一直待在黨的機關——這會使性格產生嚴重扭曲。我還沒見過一個機關幹部，在權力機關里的經歷對他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這種扭曲常常會使人的靈魂變得醜陋，使信仰、理想、希望喪失。如果我還相信葉爾欽是“真誠地入黨”（這是他的話）的話，那麼，1990年，在黨的18次代表大會上他的那種故作姿態的退黨，其真誠性就很引起我懷疑了。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治理我們這個分裂的國家的問題上，在黨死亡之後，在以葉爾欽為首的“民主派”掌權之後，情況又有多大的變化呢？要說好的變化，那可是絕對談不上。
19次黨代表會議表明，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認識，雖說當時還不太成形，稍後不久，這種認識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話表述出來，那就是：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在徹底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必然也要求進行變革。這一點使我們在經濟領域和生產領域工作的幹部特別感到不安。
我們心裡非常明白，經濟管理工作越是向前發展，就越是會集中到黨的領導手裡。但與此同時，以黨的領導人為代表的最高當局，實際上對國家發生的一切卻不負任何責任。在已經形成的政治體制中，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以及各級蘇維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把黨的機構所制訂的決議草案賦予法律法規的形式。選舉機制也越來越形同虛設。這樣一來，各級蘇維埃的威望也越來越不顯著，儘管就其本質和潛力而言，它們實際應該擁有對國家和社會實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條件。
今天，許多人，特別是所謂的民主派，已經完全“忘記”了，正是蘇聯共產黨，在19次代表會議上最早宣布了進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就像過去那樣，第一個提出的問題是純經濟方面的問題：對第15個五年計劃的前半期進行總結，並對黨組織今後在這方面的任務進行討論。第二個問題則是黨內和社會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的問題。就這兩個問題作報告的都是戈巴契夫。他當時講的話很對：“今天應該有勇氣承認，如果政治體制僵化，沒有變革，那我們就無法完成改革的任務。”
接著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會上提出七項原則一樣，又列舉了政治改革的七項原則。不過，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他並沒有提出一項對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務——國內三權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終相互制衡問題。天平明顯地向立法傾斜。
就在總書記到代表會議作報告之前，政治局按慣例進行了討論。我又沒有沉默：
“我在這份報告中看出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對行政部門的削弱。這是不可以的！還是讓我們按照經典的三權分立的辦法來明確劃分它們的功能吧。我們應該明明白白地規定每一種權力的作用範圍。如果要把全部權力——我再說一遍：是全部！——都劃歸蘇維埃的話，那依我的看法這樣是不正確的。蘇維埃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我懷疑。一旦無力承擔，那國家就會失去控制……”
你們覺得奇怪嗎？我受到了責備。又是老一套：我總是護著部長會議啦，我不懂時代的要求啦。於是，我對自己的反對者說出了自己對這些聽起來嚇人的所謂“時代要求”的看法。它們完全是同基本的、經典的三權劃分相矛盾，同最起碼的有頭腦的意見相左的。那一次的辯論進行得很激烈。不過，政治局中通常總是那樣，遺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數。總書記明白，把蘇維埃端出來起作用的想法，準會在老百姓當中獲得難以想像的支持，至於細節問題嘛，可以在幹起來以後再去考慮。
現在我在這裡談自己對預定把全部權力交付蘇維埃這一問題的立場時，我要強調一點：我絕不反對給予蘇維埃以實際權力，但我那時認為，而且現在依然認為，這件事應該在明確的法律範圍內進行。當我還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當廠長的時候，我就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了。當代表的那些年裡，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議會所起的實際作用可要比蘇聯憲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級蘇維埃情況也是相仿佛。
這種局面的確應該徹底改變。但是，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我們的情況卻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當戈巴契夫把黨從就其本質而言並不適應的社會組織功能中解放出來時，考慮的顯然不是如何使三權之間的關係恢復正常，也就是說，考慮的並不是如何提高國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簡單地把自己的交椅從老廣場搬進克里姆林宮，實際上是要保留所有原來的權力，換湯不換藥。這就是他復活70年前列寧的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完全改變了這個口號的歷史意義）。
在把全部權力移交蘇維埃的同時，總書記在報告中講到，黨應該從管理職能中退出來，只充當政治力量，但同時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鋒隊”角色。相反，他還特別強調，“沒有黨的指導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務”。而且，他還確信，一定要把相應的黨委第一書記放到蘇維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順便說一句，恰好是這個觀點，在代表會議上引起了不少反對意見。大家覺得，黨如果要以這樣的方式擺脫對生活各個方面的實際日常領導，包括經濟工作領導，那其實只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換言之，表面上雖不像過去那樣，但實際上蘇維埃依然處於黨組織毫無限制的、絕對的、說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無法確切地肯定，這種方案是否專為戈巴契夫量身定製，讓他將來既能領導最高蘇維埃，又能繼續當蘇共中央總書記。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人就此跟我討論過。我覺得，從形式上來看，這項提案好像只是根據必須保留黨對經濟工作影響力的意見提出來的，而實際上主要目的卻是要把總書記和新的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兩個職位合二而一，然後，如上所說，再把“全部政權”都交給他。
19次黨代表會議表明，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認識，雖說當時還不太成形，稍後不久，這種認識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話表述出來，那就是：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在徹底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必然也要求進行變革。這一點使我們在經濟領域和生產領域工作的幹部特別感到不安。
我們心裡非常明白，經濟管理工作越是向前發展，就越是會集中到黨的領導手裡。但與此同時，以黨的領導人為代表的最高當局，實際上對國家發生的一切卻不負任何責任。在已經形成的政治體制中，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以及各級蘇維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把黨的機構所制訂的決議草案賦予法律法規的形式。選舉機制也越來越形同虛設。這樣一來，各級蘇維埃的威望也越來越不顯著，儘管就其本質和潛力而言，它們實際應該擁有對國家和社會實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條件。
今天，許多人，特別是所謂的民主派，已經完全“忘記”了，正是蘇聯共產黨，在19次代表會議上最早宣布了進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就像過去那樣，第一個提出的問題是純經濟方面的問題：對第15個五年計劃的前半期進行總結，並對黨組織今後在這方面的任務進行討論。第二個問題則是黨內和社會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的問題。就這兩個問題作報告的都是戈巴契夫。他當時講的話很對：“今天應該有勇氣承認，如果政治體制僵化，沒有變革，那我們就無法完成改革的任務。”
接著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會上提出七項原則一樣，又列舉了政治改革的七項原則。不過，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他並沒有提出一項對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務——國內三權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終相互制衡問題。天平明顯地向立法傾斜。
就在總書記到代表會議作報告之前，政治局按慣例進行了討論。我又沒有沉默：
“我在這份報告中看出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對行政部門的削弱。這是不可以的！還是讓我們按照經典的三權分立的辦法來明確劃分它們的功能吧。我們應該明明白白地規定每一種權力的作用範圍。如果要把全部權力——我再說一遍：是全部！——都劃歸蘇維埃的話，那依我的看法這樣是不正確的。蘇維埃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我懷疑。一旦無力承擔，那國家就會失去控制……”
你們覺得奇怪嗎？我受到了責備。又是老一套：我總是護著部長會議啦，我不懂時代的要求啦。於是，我對自己的反對者說出了自己對這些聽起來嚇人的所謂“時代要求”的看法。它們完全是同基本的、經典的三權劃分相矛盾，同最起碼的有頭腦的意見相左的。那一次的辯論進行得很激烈。不過，政治局中通常總是那樣，遺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數。總書記明白，把蘇維埃端出來起作用的想法，準會在老百姓當中獲得難以想像的支持，至於細節問題嘛，可以在幹起來以後再去考慮。
現在我在這裡談自己對預定把全部權力交付蘇維埃這一問題的立場時，我要強調一點：我絕不反對給予蘇維埃以實際權力，但我那時認為，而且現在依然認為，這件事應該在明確的法律範圍內進行。當我還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當廠長的時候，我就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了。當代表的那些年裡，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議會所起的實際作用可要比蘇聯憲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級蘇維埃情況也是相仿佛。
這種局面的確應該徹底改變。但是，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我們的情況卻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當戈巴契夫把黨從就其本質而言並不適應的社會組織功能中解放出來時，考慮的顯然不是如何使三權之間的關係恢復正常，也就是說，考慮的並不是如何提高國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簡單地把自己的交椅從老廣場搬進克里姆林宮，實際上是要保留所有原來的權力，換湯不換藥。這就是他復活70年前列寧的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完全改變了這個口號的歷史意義）。
在把全部權力移交蘇維埃的同時，總書記在報告中講到，黨應該從管理職能中退出來，只充當政治力量，但同時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鋒隊”角色。相反，他還特別強調，“沒有黨的指導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務”。而且，他還確信，一定要把相應的黨委第一書記放到蘇維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順便說一句，恰好是這個觀點，在代表會議上引起了不少反對意見。大家覺得，黨如果要以這樣的方式擺脫對生活各個方面的實際日常領導，包括經濟工作領導，那其實只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換言之，表面上雖不像過去那樣，但實際上蘇維埃依然處於黨組織毫無限制的、絕對的、說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無法確切地肯定，這種方案是否專為戈巴契夫量身定製，讓他將來既能領導最高蘇維埃，又能繼續當蘇共中央總書記。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人就此跟我討論過。我覺得，從形式上來看，這項提案好像只是根據必須保留黨對經濟工作影響力的意見提出來的，而實際上主要目的卻是要把總書記和新的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兩個職位合二而一，然後，如上所說，再把“全部政權”都交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