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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理論面”已經考慮周全了。在實際做法上，未來的人民代表大會、蘇聯最高蘇維埃體制以及代表選舉制度，也都已經提交給代表會議，並對之做了討論。會議之後接著還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時候，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任期還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們還將對把全部權力交給蘇維埃的問題進行討論。我們將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研究它。現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會議的工作還有另一方面的內容：在許多誇誇其談，對改革表示支持的發言，其中包括戈巴契夫本人的發言中，也響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評調子。其中比較鮮明的一個發言，表達了對局勢的極大不安，就是前線老戰士、傑出的作家尤里?邦達列夫的發言。我想，過一段時間，改革時期的歷史學家也許會把這篇發言全文發表出來。現在，我想提綱挈領地複述一下，並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發言出自作家筆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說，在談到改革產生的破壞作用時，他將之與聖經中巴比倫塔的毀滅相比，說那是一個未能達成相互理解的人類的未能實現的友愛的象徵：“我們不需要在毀滅自己過去的同時再搭上自己的未來。我們反對把我們的理智變成潛意識，而把疑慮變成狂熱。”
關於改革的目標模糊不清這一點，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評論：
如果說4月這個充滿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讓我們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那麼現在已經是對於無可抗拒的發展規律的歷史邏輯進行深思的時候了。
能不能把我們的改革比成一架飛機，當它起飛之後，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終點是否有一個飛機場？儘管關於民主，關於擴大公開性，清理垃圾場的辯論和爭論進行得沸沸揚揚，但我們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就只能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對於改革的道德目標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為了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團結。唯有團結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場地。團結一致是唯一的選擇。
他以極度的不安和痛苦，談到了道德，談到了作家、記者、媒體對社會精神生活所負的責任：
缺乏道德的書刊不可能教育別人有道德。意識形態中的反道德主義會腐蝕人的精神。也許，並不是所有坐在報刊總編辦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認識到或者想認識，公開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紀律約束，而不是恣意妄為；按照伊萬?卡拉馬佐夫（掌聲）的哲學，改革的革命情感產生於道德信仰，而不是產生於用以代替康復手段的毒藥……
那些把我們生活的過去，把我們民族的聖土，把各族人民在衛國戰爭中蒙受的犧牲，把文化傳統統統倒進髒水坑，也就是把記憶、信仰和希望從人們意識中抹去的出版物，它們正在為我們一切的思想失誤，為我們思想上的、純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羅斯特拉特建造一座醜陋的紀念碑，意識形態史定會以羞愧的心情和詛咒來回憶這座紀念碑的誕生……
遺憾的是邦達列夫的這種憂心忡忡後來被局勢的發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終結以及“獨立自主”的俄羅斯現實所證實。這位藝術家和思想家對當時社會上發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們早了許多，他能對未來看得很遠很遠。也許，他的發言是改革誕生三年後敲響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鐘。那是一個轉折的關頭，從那時起，破壞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壓過了創造的力量。
代表會議結束後，在黨中央和最高蘇維埃機關中，匆匆忙忙展開了起草選舉法、修改蘇聯憲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蘇維埃制度有關的。可惜事情到此並未止步不前。篡改憲法的工作剛一登場，這個“滿含創意”的過程就變得難以掌控了。憲法被看成比一張可以隨意塗抹的廢紙還不如。它受到任意踐踏，最後終於壽終正寢。
當然，對於具體的修改意見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這是生活，是生活發展提出的要求，特別是當那些修改對國家有好處的時候。我反對的只是那種匆忙從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當時的做法。我反對對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對別的法律態度也會如此的。
以美國憲法為例。眾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過的。200年來對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處！再說沙皇俄國，它倒是沒有憲法，但卻有個所謂的基本國家法。1905年的革命對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幾條，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70年中，先後通過了四部憲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們都有著相應的名稱：列寧憲法、史達林憲法（這個名稱廣泛使用於官方宣傳）和勃列日涅夫憲法。到了1988年，開始對最後一部憲法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極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條文，但在我國只管了一年時間。到了1990年，憲法已經又改過了兩次。最初是為了引入總統制和一些新的國家機構：總統委員會、聯邦院；後來又為了要廢除蘇聯部長會議這個主要的國家執行機關和指揮機關，為了廢除總統委員會，設立副總統職位等等。1991年的憲法也有著類似的命運，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進了故紙堆。有一個並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對這種對待國家根本大法的輕率態度好有一比，他說：我們對待憲法的態度，簡直就像對待街頭拉客的妓女。
本章我們還將對把全部權力交給蘇維埃的問題進行討論。我們將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研究它。現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會議的工作還有另一方面的內容：在許多誇誇其談，對改革表示支持的發言，其中包括戈巴契夫本人的發言中，也響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評調子。其中比較鮮明的一個發言，表達了對局勢的極大不安，就是前線老戰士、傑出的作家尤里?邦達列夫的發言。我想，過一段時間，改革時期的歷史學家也許會把這篇發言全文發表出來。現在，我想提綱挈領地複述一下，並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發言出自作家筆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說，在談到改革產生的破壞作用時，他將之與聖經中巴比倫塔的毀滅相比，說那是一個未能達成相互理解的人類的未能實現的友愛的象徵：“我們不需要在毀滅自己過去的同時再搭上自己的未來。我們反對把我們的理智變成潛意識，而把疑慮變成狂熱。”
關於改革的目標模糊不清這一點，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評論：
如果說4月這個充滿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讓我們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那麼現在已經是對於無可抗拒的發展規律的歷史邏輯進行深思的時候了。
能不能把我們的改革比成一架飛機，當它起飛之後，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終點是否有一個飛機場？儘管關於民主，關於擴大公開性，清理垃圾場的辯論和爭論進行得沸沸揚揚，但我們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就只能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對於改革的道德目標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為了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團結。唯有團結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場地。團結一致是唯一的選擇。
他以極度的不安和痛苦，談到了道德，談到了作家、記者、媒體對社會精神生活所負的責任：
缺乏道德的書刊不可能教育別人有道德。意識形態中的反道德主義會腐蝕人的精神。也許，並不是所有坐在報刊總編辦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認識到或者想認識，公開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紀律約束，而不是恣意妄為；按照伊萬?卡拉馬佐夫（掌聲）的哲學，改革的革命情感產生於道德信仰，而不是產生於用以代替康復手段的毒藥……
那些把我們生活的過去，把我們民族的聖土，把各族人民在衛國戰爭中蒙受的犧牲，把文化傳統統統倒進髒水坑，也就是把記憶、信仰和希望從人們意識中抹去的出版物，它們正在為我們一切的思想失誤，為我們思想上的、純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羅斯特拉特建造一座醜陋的紀念碑，意識形態史定會以羞愧的心情和詛咒來回憶這座紀念碑的誕生……
遺憾的是邦達列夫的這種憂心忡忡後來被局勢的發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終結以及“獨立自主”的俄羅斯現實所證實。這位藝術家和思想家對當時社會上發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們早了許多，他能對未來看得很遠很遠。也許，他的發言是改革誕生三年後敲響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鐘。那是一個轉折的關頭，從那時起，破壞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壓過了創造的力量。
代表會議結束後，在黨中央和最高蘇維埃機關中，匆匆忙忙展開了起草選舉法、修改蘇聯憲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蘇維埃制度有關的。可惜事情到此並未止步不前。篡改憲法的工作剛一登場，這個“滿含創意”的過程就變得難以掌控了。憲法被看成比一張可以隨意塗抹的廢紙還不如。它受到任意踐踏，最後終於壽終正寢。
當然，對於具體的修改意見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這是生活，是生活發展提出的要求，特別是當那些修改對國家有好處的時候。我反對的只是那種匆忙從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當時的做法。我反對對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對別的法律態度也會如此的。
以美國憲法為例。眾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過的。200年來對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處！再說沙皇俄國，它倒是沒有憲法，但卻有個所謂的基本國家法。1905年的革命對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幾條，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70年中，先後通過了四部憲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們都有著相應的名稱：列寧憲法、史達林憲法（這個名稱廣泛使用於官方宣傳）和勃列日涅夫憲法。到了1988年，開始對最後一部憲法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極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條文，但在我國只管了一年時間。到了1990年，憲法已經又改過了兩次。最初是為了引入總統制和一些新的國家機構：總統委員會、聯邦院；後來又為了要廢除蘇聯部長會議這個主要的國家執行機關和指揮機關，為了廢除總統委員會，設立副總統職位等等。1991年的憲法也有著類似的命運，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進了故紙堆。有一個並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對這種對待國家根本大法的輕率態度好有一比，他說：我們對待憲法的態度，簡直就像對待街頭拉客的妓女。